杜牧，字牧之，晚年時期居住在樊川別業，世稱杜樊川，他是晚唐時期官員，也是文學家。他的詩文負有盛名，代表作有《阿房宮賦》《題烏江亭》等，與李商隱合稱“小李杜”，下麵跟小編一起瞭解一下杜牧的詠史詩吧。
在我國古代詩歌中，有一類專門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進行敘述、評估、憑弔或借國家興亡寄託個人懷抱的詩歌，它便是詠史詩。詠史詩我國古代詩歌體系中占主體的詩歌體裁，它要求詩中必須要具備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比如真實人物、歷史事件，但是大可不必拘泥於精確的史實，因為詠史詩是詠懷史實，而不是單純地記敘史實。而處在於中國這樣一個詩歌之邦中，它的歷史年代可謂源遠流長。它的源流可以追尋到西周《詩經》，然後是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以“咏史”作為主旨而著寫的經典，而詠史詩的里程碑之作則是西晋文學家左思的《咏史》。
唐朝的詠史詩蔚為大觀，約有1500多首，可以說是詠史詩的“黃金時期”，這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杜牧了。杜牧的詠史詩可以稱得上是晚唐時期的詩歌代表作，有“二十八字史論”之稱的美贊，並且部分其中詠史詩是被後世稱為經典並作反復研究的，學術界普遍認為他的詠史詩新穎別致、雄姿英發，能運用獨到的角度分析歷史事件和評估歷史人物。他的豪邁性格和人生經歷使得他的主題思想險峻立异，繼承左思等人的議論思想，在詠史詩中用翻案的對比的修辭手法，集抒情、議論和咏史三者合一，形成具有雄姿英發風格的七言絕句。
杜牧最著名的詠史詩是《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說，我在赤壁的泥沙中，撿到一枚未鏽盡的斷戟。磨洗乾淨後發現這是當年赤壁之戰的遺留之物。我想，倘若不是東風給周瑜以方便，結局恐怕是曹操取勝，二喬被關進銅雀台了。
杜牧於會昌二年（842）出任黃州刺史期間，曾遊覽黃州赤壁磯。站在滔滔東去的大江之濱，觀“赤壁”而思史，回憶三國時代在鄂州赤壁磯所發生的吳蜀聯軍大敗曹兵，從而尊定三國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戰”。撫今追昔，興之所至，揮筆寫下了這著名的詠史詩。
這首詩，一、二句寫作者在江邊淤沙之中，詩人以一柄殘戟置於詩端，引發後兩句的歷史議論，具有歷史的縱深感。三、四句是說周瑜的獲勝是偶然的機遇所致，僅憑一時僥倖並不是安邦定國之策。假若不是東風驟起，蜀軍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計大顯神威，那麼，東吳政權就必然為曹操所滅。這兩句詩頗具史論意味，見解獨到。詩人對周瑜的諧謔揶揄，暗示了對曹操的肯定。詩人即物感興，托物咏史，點明赤壁之戰關係到國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時暗指自己胸懷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見大。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首杜牧的詠史詩《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杜牧說，勝敗乃是兵家常事，難以事前預料。能够忍受失敗和耻辱的才是真正男兒。江東子弟大多是才能出眾的人，若能重整旗鼓卷土殺回，楚漢相爭，誰輸誰贏還很難說。
此詩與《赤壁》詩一樣，議論戰爭成敗之理，提出自己對歷史上已有結局的戰爭的假設性推想。首句言勝敗乃兵家常事。次句責備項羽胸襟不够寬廣，缺乏大將氣度。三四句設想項羽假如回江東重整旗鼓，說不定就可以捲土重來。這句有對項羽負氣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卻是責備他不善於把握機遇，不善於聽取別人的建議，不善於得人、用人。司馬遷曾以史家眼光責備項羽“天亡我，非戰之罪”的執迷不悟。杜牧則以兵家的眼光論成敗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馬遷是總結已然之教訓，強調其必敗之原因；杜牧則是假想未然之機會，強調兵家須有遠見卓識和不屈不撓的意志。
杜牧用相同筆調寫的詠史詩還有《題商山四皓廟一絕》：“呂氏强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這一首詩。詩人採用與《赤壁》、《烏江亭》詩一樣的假設手法，翻出一番新穎的歷史見解：如果南軍當時不支持周勃安劉誅呂，那麼商山四皓也是無力安劉的。如果僅僅依靠商山四皓，劉氏就會被諸呂滅掉。歷史是不能假設重複的。而任何事後的假設，都可能有其更合理的一面，但也只能是假設。不過，後人在借鑒歷史時，各種假設就有了現實的意義。杜牧此詩除了強調歷史具有某些偶然性外，還可說明政治鬥爭具有很大的冒險性，而人心之向背，往往在關鍵時候起决定作用。
議論不落傳統窠臼，是杜牧這三首詠史詩的特色。都是反說其事，筆調都類似。人們之所以喜歡這些詩，是因為他標新立異，也說明歷史是複雜的，從多元的角度來看，有許多所謂定論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