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曹操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那個晚上，曹操到底幹了什麼？在《三國志》中，有3種答案。
三國志分為兩部分，一為陳壽的正文，二為裴松之的注。
陳壽正文並沒有提到這件事：
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
裴松之的注引用了3種說法，各說各話。
第一種說法是《魏書》提供：
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在這種說法中，呂伯奢沒出場，曹操只殺了呂伯奢的兒子和賓客。殺人原因也不是多疑，而是防守反擊。
按照這種說法，曹操只是個受害者，呂伯奢的兒子貪圖財物，被殺只是咎由自取。
第二種說法是《世語》提供：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在這種說法中，呂伯奢還是不在家，被殺的還是呂伯奢的兒子。然而曹操殺人的原因卻變成了懷疑別人圖謀自己。
按照這種說法，曹操是有過錯的，他並不確認對方是要圖謀自己，僅僅是有嫌疑，就動手殺了人，殺人之後直接離去。
第三種說法是《孫盛雜記》提供：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這種說法與上一種說法差不多，但是新增了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是“聞其食器聲”，曹操因為這個原因懷疑別人要殺他。
第二個細節是殺人後的反應。曹操並非瀟灑離去，或者一把火燒了。
他殺人之後的反應是“悽愴”，可以看出頗為難過。
至於為什麼“悽愴”，則可以從他說的話看出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這句話體現了曹操的衝突心理。在聽到“食器聲”時，曹操也許已經明白，對方可能要殺自己，也可能是想設宴款待自己。
如果不採取行動，那麼有可能對方真想殺自己，會陷入被動，這就是“人負我”。
如果採取行動，則可能錯殺一心款待自己的故交，這就是“我負人”。
然而，人心在利益面前經不住考驗，曹操不願意博這種概率，他選擇了快刀斬亂麻：殺了再說。
這就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殺人之後的曹操可能也稀裡糊塗，他沒有得到對方要殺他的實證，也許能排除對方殺他的嫌疑，也許排除不了。
他不後悔，再來一次也會這樣，但是悲愴的心情是免不了的。
陳壽沒有提這件事，在裴松之的注中，卻有三種說法，各說各話。然而哪一種可靠呢？
陳壽是故蜀之人，離那個時代近，能接觸很多史料，親自探訪很多尚存活的人。
然而，陳壽作《三國志》，是在三家歸晋之後。晋承魏，為了晋為正統，魏必須為正統。
在這種情況下，陳壽的《三國志》並非不偏不倚，其立場與《三國演義》相反，是尊魏的，有所曲筆是難免的事。
裴松之和陳壽有點不同。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已經是劉宋時候，劉宋承東晉，與三國隔得稍有點遠，又不是太遠。
裴松之能看到不少陳壽看不到的資料，更重要的是，他不用受到立場的局限。
然而，裴松之的注並不能直接看，需要辨析。
裴松之喜歡“備异”，是肉就當碗裏來，至於是爛肉還是好肉，後人自己挑。
讓我們分析一下這三塊“肉”。
第一種說法來自《魏書》，其與二十四史的《魏書》並非一本，也並非《三國志》中記載曹魏的那卷魏書。
這裡的魏書，作者王忱，屬於官修史書，有人評估這本書：
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基於其立場，有很大嫌疑是在幫曹操推卸責任。
陳壽撰寫《三國志》正文時，參攷了《魏書》，但是沒有選這段。除了其相對軍國大事無關緊要，可能也有覺得有難以辨析的因素。
第二種說法來自《世語》，其並非《世說新語》，因為《世說新語》比裴注還晚十年成書。這裡的《世語》作者是西晋的郭頒。
從時代上講，相對於王忱作《魏書》時候，郭頒的創作環境要寬鬆很多。並且郭頒的作品，只是名人軼事，並非官史，受的限制也沒那麼大。
第三種說法來自《孫盛雜記》，從名字就能看出，這並非官史。其實際是東晉的著作。從創作時代來看，他相比陳壽、王忱、郭頒受的限制都少很多。
但是，其細節過於具體，仿佛身臨其境，倒有點《史記》的感覺，反而讓人覺得是不是作者的虛構。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總體上不衝突，都是說曹操因為多疑殺了人，二者的區分，就在於曹操殺人後的表現。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只能說曹操有很大可能殺了人，有可能真的對不起呂伯奢。但是，他殺人後有很大可能並非洋洋自得。
只能說，曹操是個嫌疑犯，事實的真相已經掩埋在歷史的塵埃裏。
然而，當羅貫中看到這段記載，他靈機一動，改了兩個地方：去掉了“悽愴曰”，又將曹操的兩句話擴成了“天下人”：
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於是，奸雄的形象躍然紙上，曹操的這個行為，也被定格為殺人後不知悔改，朝著陳宮得意洋洋地宣揚自己的價值觀。
囙此，曹操一下子從嫌疑犯轉正為確犯，羅貫中要背很大的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