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西晋與東晉，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從史籍得到的印象是：兩晉時期，上層士族婦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作風相當開放：下層婦女依然備受壓迫，苦難重重。
一、兩晉上層婦女的作風
先看兩段對當時婦女作風深表不滿的抨擊之論。幹寶《晋紀總論》：
“其婦女，莊櫛織紅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臬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患。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戳妾腰，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這裡抨擊的對象，是貴族官宦之家的女主人們，是役使著婢僕妾媵的上層婦女。
葛洪《抱樸子·疾謬篇》的責備則更具體：
“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於行。多將侍從，韓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於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涉水，出境慶吊。開車褰幃，周章城邑。杯觴路酌，弦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
從“多將侍從”之語及活動的規模看，這些婦女也是上流社會的貴婦人。她們廣泛從事社交和旅遊觀光活動，相當開放了。
葛洪和幹寶都是晋人，又都是嚴謹的學者，這些話並無辭賦家的誇張，可以相信他們所抨擊的現象確實存在。不過他們的標準都是傳統儒學禮教，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晋代的婦女簡直無法無天，太不成話了；而這恰恰證明，當時儒學衰微，禮教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量，婦女們擺脫繩索，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於是我們看到了婦女們“任情而動”的一些事例。人們也許首先想到“韓壽偷香”。其實賈充女兒與韓壽偷情這種故事，無代不有，並能不反映晋代婦女作風的特點。為晋代所僅見、前朝後代都沒有的故事是“贈帽王蒙”，《晋書·外戚·王蒙傳》；
“王蒙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
是“擲果潘安”，《晋書·潘嶽傳》：
“嶽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聯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
這兩個故事的特點是，婦女們公開地而不是隱秘地表露她們對美男子的喜愛，帶有中國古代軍見的類似現代西方的氣息。
《晋書·賈後傳》還透露了一點消息，“趙王倫、孫秀等因眾怨謀欲廢後。後數遭宮嬸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這可以說是賈南風在使用女特務吧！既然宮女們可以換上便服出去探聽社會上有關政治的“小道消息”，可見當時婦女們在京都鬧市各種場合，都可以自由活動而不引人注意，婦女們外出活動確是自由得多了。
於是又可看到“反易剛柔”、“不拘妒忌之惡”的一些事例：
一、“（賈）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即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召充置左右夫人。……充乃答留，托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
二、“（王）衍妻郭氏，賈後之親，藉中宮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
三、“（王導）妻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以上均見《晋書》本傳》）
四、“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博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雲：恐傷盛德。”
五、“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南康公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以上見《世說·賢媛》）
賈充、王衍、王導、謝安、桓溫，都是西晋位列三公、威名顯赫的人物，卻都這樣怕老婆，按照封建禮教的觀點，真是剛柔易位、陰陽顛倒了。“婦者，伏也”的“三從“之德，丟得連影子都不見了。既然丈夫們管不了老婆，葛洪所說的婦女們縱恣無忌的遊樂，不就容易理解嗎？
豪家權門夫人們的地位既已提高，參預政治便意料中必有之事。這裡，賈南風的亂政倒可以不計因為後妃幹政歷代多有。非晋代之特徵。兩晉上層婦女參預政事者，上引王衍妻郭氏已有“好干預人事”之語，此外還有：
一、《賈充傳》：“郭槐怒，攘袂數充日，‘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
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刊定律令，是晋初朝政中一件大事，武帝任命的起草班子由車騎將軍賈充、太傅鄭沖、司空荀顥、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枯等公卿重臣組成。這樣重大的政治任務，郭槐居然聲稱“我有其分！”可以推測她是具體工作的組織者，是有政治才幹的。
二、《世說·惑溺篇》：“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貲；蔡公謂之“雷尚書’。”
王導在東晉權傾朝野，這位‘雷尚書’扮演了承相內府辦公廳主任的角色，“走內線”來找她的人必定是很多的。
此外如《晋書·列女傳》所載羊耽妻辛憲英關於司馬懿誅曹爽的預測；孟昶妻周氏對於孟昶參加劉裕建義討桓玄的支持等事例，均表現了夫人們的政治觀察力和暗中所起的作用。正由於這類原因，在《陶侃傳》中出現了引人注目的一句話：
“及王敦平，（侃）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
這個“女”字的出現絕非偶然。我們知道，“士女”連稱，歷來只見於嬉戲遊樂的機會；至於軍政大事提到人們的反映，總不外乎“人士”“士人”“士民”這類提法，象《陶侃傳》這樣提到“士女”的例子，實屬罕見。顯然，這是兩晉上層婦女社會政治地位提高的反映。她們雖然從不走上前臺，而在後臺的能量已為史家所不能輕忽了。
兩晉上層婦女社會政治地位某種程度的提高和作風上的開放，是漢末以來傳統儒教衰頹的結果，也是當時上層男士們脫落名教、嗜酒荒放的影響的產物。由阮藉、嵇康為首倡的名士放誕派，人數並不多，影響卻很大。嵇、阮之後，名載史傳的此派人物還有阮瞻、阮修、王澄、王忱、謝鯤、胡母輔之、王尼、畢卓等。他們的作風是“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縱恣無忌，其行為之怪誕也是前朝後代所罕見的。一批貴遊子弟也仿效他們。男士們放縱如是，女士們跟著開放一下也就不奇怪了
兩晉上層婦女的地位與作風，又與當時的門閥婚婚制度密切相關。門閥士族為維護自身的統治，婚姻關係上門第界限極嚴，士庶不通婚，結果有資格通婚的士族局限於一個小圈子。這種情勢，客觀上提高了高門婦女的身價。諺雲：“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兩晉士族的女兒同樣不愁嫁，士人能娶到高門之女引以為榮。這些靚女又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婚後的夫妻關係便是平起平坐，甚至妻子可以其門第之清高傲視丈夫。謝家才女謝道蘊就鄙視她的丈夫王凝之。《世說·世詆篇》又載：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從？劉對曰：‘它兄（劉惔）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連謝安這樣的豪門俊傑，還要受妻子這種嘲諷，等而下之者處境可知。漢代王吉上疏宣帝有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比特。”兩晉士人娶了高門小姐為妻，“夫詘於婦”的現象也自然出現了。
二、兩晉下層婦女的處境
不同階級的人生活於同一社會中，命運不同卻免不了互相影響，上對下的影響尤重。前文所述上層婦女的開放之風，必然波及庶族以下的廣大婦女。贈帽給王蒙的在市上賣帽子的婦女，當然是市井婦女。連臂縈繞攔住潘嶽的婦女，也很可能是承奉女主人意旨的僕婦丫頭。“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社會風氣歷來是這樣上行下效的。
但這終究不是全體。思想史家說魏晋時期是“人的覺醒”的時期。如果說兩晉士族的婦女們也有幸躋入“人的覺醒”之列的話，那麼，就在她們身邊的婢妾們卻處於不折不扣的非人的境地。她們如草芥，如牛馬，被任意踐踏以至殺戮。
極少數幸運兒以天賦獨厚、色藝雙絕而獲得主子的寵愛，如石崇的寵姬綠珠、王獻之的愛要桃葉之類。她們也可以過上豪華舒適的生活，但仍是妓妾，不是夫人，否則孫秀也不會向石崇指名索要綠珠了。有人儘管得到主子的寵倖，卻仍逃不掉為奴婢的折磨。《晋書·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王瑉是王導的孫子，王珣的弟弟。嫂婢雖與他有情，卻難免受捶撻之苦。
身為婢妾，無端被砍、被殺的事太平常了：
一、《晋書·賈充傳》：“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複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
二、《王衍傳》：“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
三、《王敦傳》：“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
這些被傷、被殺的乳母伎妾，全是無辜的，她們輕易地斷送了年輕的生命，與螻蟻無異。
婢女們還可以被當作贈品送人，更顯出她們不算人，只是某種東西。《世說·言語》：“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雲：‘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寒族出身的陶淵明為彭澤令時，曾遣一奴回家助耕，附書給兒子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奴婢伎妾們“亦人子也”，卻得不到人的待遇。她們的遭遇暴露了門閥士族的冷酷、殘忍；對照之下，也更顯出陶公人品的熠熠光輝。
最廣大的農民妻女們的狀況已全無可考。傅玄有一首《豫章行苦相篇》，透露了另一部分婦女的情狀。詩日：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
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萬裏望風塵。
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
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
垂淚適他鄉，忽見雨絕雲。
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
跪拜無複數，婢妾如嚴賓。
情契约雲漢，葵藿仰陽春。
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
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
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
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
此詩對婦女所受的壓抑表達了深刻的同情。詩作於晋武帝時期，而反映的女孩子的處境，與前述高門婦女迥異。從“婢妾如嚴賓”之句，可以判斷為庶族階層的小家碧玉，她們婚前婚後完全在封建禮教規範的約束之中。這可以代表兩晉中層婦女的風貌。據《晋書.列女傳》所載，陶侃的母親湛氏，周頻的母親李絡秀，大體也處於這一階層。陶侃家貧，“湛氏每紡績資給之，”貴客範逵到門，“湛氏乃撤所臥新薦，自坐給其馬，又密截發賣與鄰人，供肴饌。”李絡秀還是個靚女時，貴客周浚到門，絡秀“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這些人與“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的高門貴婦們不能相比，她們恭謹勤勞，拘守禮法，活得很辛苦；但比任人宰割的婢妾們的處境又好得多。
現在可以斷言，葛洪和幹寶所抨擊的作風開放的婦女，在兩晉全體婦女當中僅是極小的一部分，是特權階層的夫人小姐，唯有她們活得最瀟灑。然而這些人，與門閥士族的男士們代表“魏晉風度”一樣，是那個時代社會風尚的代表。唐代房玄齡等撰寫《晋書》，在《列女傳論》中痛斥晋代婦風：“自晋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馳騖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報。”這些話是有針對性的；而我們借助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這些人是一小部分，不能等同於全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