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范仲淹為何被貶?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報告,極為高興。范仲淹見此,起而為他倆辯護。此文成為慶曆新政决定性的轉捩點,因為對宋仁宗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一片,仁宗下决心將范仲淹逐出朝廷。朝廷中的反改革勢力趁機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動搖。

1043年,內外交困的宋仁宗考慮改革。他想起了范仲淹。

幾天後,范仲淹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上交仁宗。在這個奏折中,范仲淹說出一個真理:“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報告,極為高興。經研究,除第七條軍事建議外,其餘九條,補充細則,陸續下詔,全國執行,時人稱為“新政”,即後來所謂的“慶曆新政”。其重點是幹部制度改革,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是個非常棘手的燙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歷史有名。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科舉考試當然最正宗。宋代科舉取仕名額出奇的多。就取仕人數來看,唐代一次不過三五十人,元代只有六七十人,而宋代一次便錄取四五百人,數量可謂空前絕後。但是,科舉出身好歹要考一考,還算公正合理。更多的問題,出在“門蔭”制度上。

“門蔭”又稱“恩蔭”“蔭補”,就是俗話說的“大樹底下好乘涼”“朝中有人好做官”,是歷朝通例。

除此之外,還有“納粟”。政府擴充軍備、疏浚河流乃至賑濟救災,富人出來交錢交糧,可以封個一官半職,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疊加起來,自然冗官太多,貭素下降。時任諫官的歐陽修在郢州調研時發現,當地一把手王昌運又老又病,連走路都走不了,要兩個人攙扶著才能辦公,三年下來,州政大壞。接替他的劉依也已經70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歐陽修給仁宗寫報告說,陛下想一想,這樣的幹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嗎?

范仲淹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最關鍵的,首先是削弱“門蔭”集團。囙此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第二條就是限制幹部子弟世襲當官。同時還打擊了“門蔭”的變種,就是一些大太監仗著大內威勢,違反規定,私自佔據首都一些地區很多肥缺組織的一把手位子,頤指氣使,而且十幾年不讓位。

范仲淹、富弼和韓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這些地區領導人的任期定為三年,不得私自請求連任;任期超過三年的,請皇帝下詔罷免,另擇合格官員擔任。同時,范仲淹派三個能幹的官員明察暗訪各級各地官員,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員,處置貪官庸吏。

范仲淹撤職不合格的幹部時毫不客氣,每看到據實調查的報告,他就大筆一揮,把貪腐官員的名字抹掉。富弼說:“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歷史名言:“一家哭總比一個地區都哭要好!”

一旦動真格重新進行利益分配,稱范仲淹為聖人的就越來越少了,這就是人性。結果是相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監開始暗中串通,組織力量策劃剷除范仲淹。

一個辦法是從經濟問題入手。新政開始不久,甘肅地方官滕子京和張亢就被彈劾貪污挪用機要費。這兩個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堅決支持者。機要費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小筆機動錢,在使用上有模棱兩可的餘地。范仲淹見此,起而為他倆辯護。一個禦史中丞認為對滕、張二人處理太輕,鬧辭職,仁宗便再次將滕、張二人貶官。

再就是栽贓誣陷。兩朝老臣夏竦反對革新,因而被名士石介指責為大奸。老夏喜歡書法,精於字形字體的研究,他身邊一個丫鬟也精於此道。慶曆四年,他唆使這個丫鬟模仿石介的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寫的信,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的意思。夏竦把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舉報。仁宗看了這封信,不太相信,可內心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團還有一個致命的陰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結黨,搞非法組織。

副宰相賈昌朝、夏竦等大官僚暗中串通,指使諫官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擾亂朝廷,他們推薦的人,多是自己的朋黨。凡是他們一黨的,竭力保護張揚;不是他們一黨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這一告,觸到了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宋太祖在九月,以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為鑒,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宋朝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他們要把互相牽制的原則充分運用到官僚人際關係中。太祖之後,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這方面表示了決絕的態度。仁宗就曾多次下詔訓示朝官“戒朋黨”。所以,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一條家法、一道底線。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後,仁宗想聽聽范仲淹的說法。慶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問道:“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胸懷坦誠的范仲淹竟回答說:“物以類聚,自古以來,在朝廷上,正、邪也有兩黨。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仁宗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以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黨之爭甚囂塵上、范仲淹逐漸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歲的歐陽修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政論呈交仁宗,並在朝官中傳閱。

歐陽修的文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諱,反而承認大夥的確都在結黨。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歐陽修提出,做皇帝的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這就等於宣佈,我們已經結成了一個朋黨派系,同時也是在挑戰仁宗的底線。從北宋皇帝極深的避諱和憂慮來看,如此理直氣壯地宣告結為朋黨,對慶曆新政來說,就等於自殺。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團彈冠相慶,政治局勢急轉直下。此文成為慶曆新政决定性的轉捩點,因為對宋仁宗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一片,仁宗下决心將范仲淹逐出朝廷。

十一月,仁宗下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次年正月,宋仁宗罷免了范仲淹參知政事職務,任命他為陝西安撫使,范仲淹被迫離開京師。朝廷中的反改革勢力趁機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動搖。同月,仁宗罷免富弼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山東鄆州;罷免韓琦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江蘇揚州;罷免積極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職務,貶官到山東兗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黨之風”;接著,又找理由將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學家蘇舜欽罷官;歐陽修則被貶官到安徽滁州。

之後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陸續停止執行,幸虧包拯等人還盡力為抑制“門蔭”等措施說了一點兒好話,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緩了一點。慶曆新政僅一年多就失敗了,等到20多年以後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現。

後來王安石總結慶曆新政的得失,說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軟,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開始時對范仲淹的確很信任,但對改革阻力估計不足,遇到滔滔反對之聲就縮回去了。首鼠兩端,終致無所建樹。其實,還有重要的一條,如果改革觸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線,就必然會中途失敗。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無愧地做到了。不過,在長期的傳統社會中,這樣的仁人志士,總籠罩著悲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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