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用人搞的是九品中正制，祖輩為貴、為官，則子孫為貴、為官；世族壟斷仕途，不問賢愚才學，不問德操能耐。紈絝子弟既沒什麼水准，又榮華富貴享受慣了，上位後就容易尸位素餐，鯨吞民脂民膏。社會優質資源幾乎皆為既得利益集團掌控，致使“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高低貴賤都為世襲，社會肯定是一潭死水，朝廷自然也就喪失了人心。
到了南朝，宋孝武帝有感於“貴人掌機要”的弊端，决定抑制豪强，起用下層寒族。在他看來，寒族來自基層，有“基層工作經驗”；為改變處境又勤奮好學，有真本事；而且他們吃苦吃慣了，略略給其改善生活，就容易滿足，還會非常珍惜這工作崗位。囙此，宋孝武帝放心地改變了幹部任用體制。
這場革新確實給朝廷管理帶來了一股新風，最少讓社會階層流動起來了。然而，從理論推導似乎相當合理的“寒人掌機要”，後來卻幾乎變成了“機要養寒人”。
戴法興出身寒微，老爹是個賣麻紗的小商販，自己也曾賣過藥材，可以說是真正的“根正苗紅”。後來在朝廷“寒人掌機要”的政策普照下，他升任吏部尚書，由此在人事方面大貪特貪，門庭若市，“家產並累千金”。
王秀之也來自底層，被任命為晋平市長，一到任，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貪足再說。晋平富饒，囙此他一貪就貪了個盆滿缽滿。王市長大概是苦慣了的緣故，貪滿了就走，走時大言不慚地說：個人吃了爛肚腸，大家吃了噴噴香，我已經撈足了，剩下歸你們再來撈吧！
貪食的老鼠有社稷這個糧倉，耍威風的狐狸有老虎這個背景，什麼事情不能做？後人形容那一段是“政以賄成”，朝廷大事都由行賄受賄來推動，劉宋後期朝廷就這樣爛透了。
官職背後是一個大糧倉，糧倉由官員管理。有倉有糧，如果沒有誰來監督，幾乎所有的老鼠都會來鼠竊一把—別以為肥老鼠愛吃，瘦老鼠就不愛吃，在無人監管的倉庫旁，瘦鼠也會變肥，肥鼠會變得更壯。
古代有俗語，“要致富，入仕途”。要富貴的人，何止富人？富人想更富，窮人則想脫貧致富。所以在官場裡頭，止貪之法，不在於用什麼“人”，而在於用什麼“法”。
無論是“貴人”還是“寒人”，他們的階級内容也許不同，人的本性卻是相同的。農民也罷，工人也罷，知識份子也罷，世家望族也罷，一旦把他們安排進官場，就一概不能把反腐敗的希望寄託在其身份上。魏晋搞的是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搞的是“寒人掌機要”，隋唐之後搞的是科舉考試，各色人等都當過政，可是幾千年來，腐敗問題都沒有解决。可見，貪腐與人的出身沒有絲毫關係。所以，在進行廉政建設時，不要考慮什麼人會貪、什麼人不會貪，德才兼備的“官德”是靠不住的—到了官場，什麼樣的人都可能貪。唯有有效的監督和完善的監管，才能根除貪腐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