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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困奔亡，懷迫囚虜。
———司馬貞《史記索隱》
上述史料說的是楚國楚懷王被困秦國身死的事件，發生在秦宣太后執掌秦國朝政的時期，那時，秦宣太后將楚國當作是秦國的主要進攻對象，而楚國與秦國的實力差距也是在那個時代拉開的。
楚懷王被困秦國喪命之後，秦國繼續向楚國發動攻勢，最終楚國被迫遷移都城，割讓大片領土疆域給秦國，曾經不可一世的諸侯強國也漸漸地沒落了下來。
但其實秦宣太后原本是楚國人，她是跟隨楚國公主嫁到秦國的媵妾，那麼本屬於楚國人的秦宣太后為什麼要將楚國當成是秦國主要進攻的對象呢？楚國又是如何成為秦國首要攻伐的目標的呢？這自然是有諸多原因導致的。
一、打壓楚國以破除合縱
到了戰國中後期，戰國七雄中真正的強國已經很少了，在這樣的情况下，地大物博又人口眾多的楚國成為了山東六國的領袖，當時的楚懷王曾經作為合縱長組織過合縱攻秦，可以說，那時的楚國是秦國東進道路上主要的敵人。
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想要破除合縱的勢力，首先要打壓楚國，要讓楚國自顧不暇，那麼，秦國所面對的外部壓力就會小很多。
而且本身楚國的領土疆域面積就是當時中原地區最大的，但是因為楚國的制度和體系發展並不完備，楚國對於廣大領土的控制並不是非常的牢靠，所以進攻楚國，秦國可以謀取很多利益。
不僅如此，還能在自己謀利的同時削弱楚國的實力，讓這一諸侯大國也衰落下去，如此對秦國的一家獨大有絕對的好處。
而且秦宣太后是在結束了季軍之亂之後才得以掌控秦國權力的，因為季君之亂，秦國經歷了好長時間的內部爭鬥，對商鞅的變法已經擱置了起來，此時秦國急切需要一個安定的外部環境繼續推行變法，才能够保證秦國國家地位的穩定，所以自然要以雷霆之勢而下，從根本上打擊合縱長，如此，才能够將山東六國徹底打回防禦狀態之中。
囙此秦國當時的目標必定會轉向給予它最大壓力的楚國，而且當時的秦國在對抗楚國這一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好處，那就是秦宣太后楚國人的身份讓楚王更容易陷入到秦國的陷阱中。
二、身份之便
秦宣太后以自己楚國人的身份兩次欺騙楚懷王，第一次是利用張儀欺騙楚國割讓了六百裏的土地，第二次則是直接誘導楚懷王進入秦國，之後將楚懷王扣押，利用楚懷王的身份逼迫楚國割讓大片領土。
這兩次的計策並不是秦國深入謀劃的，明眼之人一看就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楚懷王卻太過於相信政治上的姻親關係，從而並未對秦國產生太多的懷疑，尤其是第二次，那是楚懷王在蒙受過一次欺騙之後再度輕信秦國而入的局，結果最終不但沒能够得到好處，甚至連自己的國家都回不去了了。
事實上，在國與國之間的紛爭當中，政治上的姻親關係是最為靠不住的，我們常說國家與國家之間並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這一點不會因為聯姻而改變，而且秦宣太后當時只是秦國的太后，她雖掌管秦國的權利。
但是秦王是她的親子，她自然會首先為秦國以及自己的孩子謀取利益，再者說她本身在楚國的位置就不高，大家又都是周王朝分裂出來的諸侯國，在國與國的概念上並不是十分明確，所以秦宣太後楚國人的身份其實並不能成為護國信任秦國的領域，但是因為楚懷王的昏庸，這樣的身份成為了誘導楚國人進入圈套的利器。
但是我們說腐肉出蟲，魚枯生蠹，一個圈套進或者是不進，進了之後走到哪一步，對手說了是不算的，所以在此其中還有楚國自身內部發展的問題。
三、內部發展的空擋
當時楚國的內政發展非常不穩定，原因是因為屈原提出了變法改革，但是楚國是一個依靠著分治制度進行生存的國家，也就是說國家的大量權力掌握在貴族手中。
可是屈原所提出來的變法改革政策是借鑒的商鞅變法，要革除貴族手中的大量權力，這一點自然會引起貴族的反對，如果屈原只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官員，那麼還無法掀起巨大的波瀾，但無奈的是，屈原所在的家族本身就是楚國的老氏族，在楚國擁有一定的影響力。
囙此，屈原的這一政治主張可以說是引起了各大家族之間的紛爭，導致楚國的內政極其混亂。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穩定貴族的統治，各大貴族聯合推出了靳尚，也就是那個代替屈原成為了楚懷王身邊紅人的奸佞小人，靳尚得到寵倖之後對於楚懷王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個人也為秦國做了不少的嫁衣，在楚懷王兩次被矇騙的過程中做了推手。
所以說這其實是楚國發展的一個空檔，這樣的內部糾紛讓楚國的國家實力不能够完全的凝聚，也讓君主無法真正的掌控國家的動向，如此，在短時間內，楚國就不可能一致對外，面對秦國的陰謀顯得招架不住，所以這個時候的楚國其實是非常脆弱的，也是秦國向其發動進攻的好時候。
小結：
所以我們綜合上述的敘述來看，秦宣太后之所以會把矛頭指向楚國是經過了多方考量。
首先因為她自身身份的原因更加容易獲得楚國的信任，也就更加方便從楚國身上獲得利益；再者，當時的楚國牽扯是巨大的，它是山東六國的合縱長，如果秦國想要破除合作，想要解决合縱給予的壓力，獲得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那麼，秦國必須首先打垮楚國，讓山東六國群龍無首，如此才能够繼續推行商鞅的變法，才能讓秦國的發展到達一個新的高度。
再加上當時的楚國本身面臨著巨大的內部紛爭，在基礎政治制度的決策上面出現了問題，屈原的主張引起了貴族之間的爭鬥，各大貴族都自顧不暇，忙著鞏固自身的權利，忙著封锁變法改革，對於外部發展的問題多有忽略，所以秦國也就鑽了空子。
囙此，在這一事件的發展，秦國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皆有的。反觀楚國，其實它們並不是沒有反抗的餘地，也不是沒有避免此類悲劇發生的機會，可是楚國都一一閃過了。
事實上，當屈原提出變法改革的時候是楚國發展的最好機會，也是楚國在亂世當中崛起的唯一機會。楚國本身的發展實力並不弱小，領土疆域廣，人口數量多，這為楚國的發展提供了天然的基礎，如果它能够像秦國一樣擁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發展體系，能够解决貴族權力對君主決策的影響，那麼楚國的前途將是無量的。
可是歷史不容我們假設，楚國的制度讓他在面對敵人的時候露出了弱點，楚懷王的自大和對政治聯姻的過分相信也讓楚國走向了萬劫不復。
後來楚懷王客死他鄉，楚國也在秦國的進攻之下一次又一次割地求和，甚至最終只能够靠遷移都城來保全宗廟社稷，這樣的楚國不可謂是不悲哀的，而秦國則通過這對楚國一次又一次的壓榨成功的發展壯大，成為了戰國中後期一家獨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