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豐五年（1082），宰相富弼退休後閒居洛陽，好友文彥博時任洛陽留守。一次，富弼向文彥博提議，由二人牽頭，組織一些年齡相仿、資歷相當、性情相投、口碑良好的老領導，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會”形式，置酒相樂，定期聚餐。文彥博非常贊同富弼的提議，一拍即合。於是，他們組織當時居住於洛陽的部分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老領導，按年齡為序，輪流作東，時人稱之為“洛陽耆英會”。
聚會確定了“老而賢者”十二人。這十二人中，官位最顯為富弼和文彥博，均出任過宰相。年齡最大為富弼，七十九歲。其次是文彥博，七十七歲。時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的司馬光年齡最小，“年僅”六十四歲，按要求是不能進入這支隊伍的，但因他聲望高、學問好、人緣不錯，又正好在洛陽居住，便被“强拉入夥”，成為“耆英會”中的老么。
儘管只是幾比特老領導的小聚會，但大家畢竟都是當朝詫叱風雲、指點江山的人物，無規矩不成方圓，凡事不能草草。經過合議，决定由任過皇帝秘書的大筆杆子司馬光執筆，撰寫《洛陽耆英會序》，以紀其事。司馬光又撰《會約》，給聚會定規矩、作約束。《會約》一共八條，篇幅不長，原收於《司馬氏源流集略》一書，現據鄧廣銘先生《宋史十講》全文轉引如下：
一、序齒不序官；二、為具務簡素；三、朝夕食不過五味，菜果脯醢之類，共不過二十器；四、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五、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六、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七、會日早赴，不待速；八、右有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會約》逐條的大致意思是：
聚餐中只論年齡長幼，不論職務高低，沒有官場俗套，大家都輕鬆；
聚餐時，要求餐具簡樸，不得金碗銀筷講排場；
主人請客時，每頓主菜不得超過五種，或許就是早期的“四菜一湯”。至於佐酒的果脯、肉醬之類的小碟，總數不得超過二十碟，類似於今天餐桌上的冷盤，看似多，但品種極普通，非難尋珍饈，量亦很少；
座次按年齡排，酒壺按順序遞，倒多倒少、飲多飲少自便，東道主不得强行勸酒，賓客也無須勉强自己，量大盡興，量少隨意；
酒倘未喝完，桌上菜肴卻已一掃而光，此時可補充一些菜湯；
節約紙張，簡化程式，輪到誰請客，東道主只用一張通知單，下列諸客的字，如文彥博只寫寬夫，司馬光只寫君實。派人逐家傳遞，客人是否能出席，只需在字下簽證即可；
聚餐之日，客人要按時出席，不等不催；
上述規定，誰若違反，如遲到、答應來而不來、主菜超過“四菜一湯”等等，無論主賓，違反一條，即罰酒一大杯。
有了這麼一則《會約》，人們在請客的過程中，均按《約》辦理，减少了身不由己的鋪張，杜絕了競奢鬥富的攀比，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費，主人沒有壓力和負擔，客人也絕無輕視和鄙薄，優遊自如。
《會約》把餐具的標準、菜肴的數量、請帖的呈送都規定得詳詳細細，節約到連請帖都不准多發一張，可謂節儉至極。司馬光做官多年，待遇豐厚，卻始終惡衣菲食，他常說：“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一直保持著簡樸的生活習慣。當時，他居住洛陽，正埋頭創作《資治通鑒》，前後整整十年，由於住宅低矮破敗，夏天酷暑難當時，只好在房子下挖一個地下室，穴居期間，寒磣而又另類，被人譏笑為“穴處者”。
《會約》體現了司馬光的節儉美德，對豪華相尚、儉陋相訾的北宋官場的奢糜之風，是一種自覺抵制。同時，《會約》對今天的公款接待或私人請客，也不啻是一種很好的指導，既能體現東道主的好客之道，又不會捉襟見肘，讓人打腫臉充胖子，逼得東道主寅吃卯糧，違心操辦，甚至負債操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