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荊州的實際過程
首先瞭解史書是如何記載的：
《資治通鑒卷六十六》記載：“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警察。”
《資治通鑒卷六十六》記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複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三國志魯肅傳》記載：“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
《三國志程普傳》記載：“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複還領江夏，……。”
《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先主錶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警察。……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根據以上相關歷史記載，可以看出，《資治通鑒》和《三國志魯肅傳、程普傳》均有很明確的說明，而《先主傳》則沒有明確說明。特別是編年史的《資治通鑒》將前後時間記載的很詳盡。由此，我們可以勾畫出“借荊州”的實際過程為：
1、208年11月，周瑜率領的大軍於赤壁擊敗曹操，又逆江西進，佔領沿江各重要都市（包括入川的門戶夷陵），包圍江陵，與曹仁展開激烈的爭奪戰。
2、208年12月，劉備趁江陵大戰，周瑜無暇南顧之機，率部南下搶佔四郡的地盤。
3、209年12月，曹仁放弃江陵北撤，周瑜佔領戰畧要地江陵。孫權任命周瑜為代理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為代理江夏太守（治沙羨）。
4、同月，劉琦死，劉備為荊州牧。周瑜將南郡的江南岸的地盤分給劉備，劉備在油口建立警察城，作為自己的辦公地點。孫權將妹妹嫁給劉備。
5、210年12月，劉備冒著生命危險去見孫權，要求管理（借）荊州。周瑜則建議趁此機會扣留劉備，以絕後患（當然更反對借荊州了。估計此時周瑜正在孫權處彙報攻蜀事宜）。
6、同月，正好周瑜病死，孫權命程普代理南郡太守，魯肅接管周瑜的部隊，負責整個荊州地區。親劉備的魯肅接任，乃勸孫權將荊州借給劉備，孫權同意了。
7、同月，程普從江陵退至江夏，魯肅退至陸口，將自警察以西的荊州長江沿岸的全部重要地區（包括江陵至夷陵一線）移交給了劉備。
這就是借荊州的全部過程。這些地方的重要性在第三個問題中再討論，可這些地方均是周瑜的部隊經過一年欲血奮戰（且不說前面的赤壁大戰）從曹操手中奪過來的。如此輕鬆的就借給劉備，應當說孫權和魯肅真是很够意思，很顧全大局。如果這樣的情况都不算借，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借”這個字了。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細說三國》中的所謂荊州乃漢朝皇帝的荊州，其它人沒有權利將荊州借給別人的說法。因為當時漢獻帝的話還有誰聽？試想：如果被曹操控制的漢帝命令劉備或孫權將荊州借給曹操，他們會聽從嗎？所以《細說三國》在此問題上有明顯的偏見。
實際上，劉備也是承認借荊州的，並找藉口拖延不還：
《三國志吳主傳》記載：“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謹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凉州，凉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
《三國志先主傳》記載：“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凉州，當以荊州相與。”
《資治通鑒卷六十七》採用了吳主傳的記載。
劉備的這種做法，使一向親劉的魯肅也憤怒了。他親自帶兵在益陽與關羽對峙，並單刀赴會，責備關羽以及劉備的不够意思：
“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三國志魯肅傳）“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肅曰：不然，始於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湣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籍手於西川矣，又欲翦並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資治通鑒）
這魯肅也太不懂政治了，以為劉備會對吳國感恩不盡。此乃其一生所犯唯一錯誤。
二、孫權準備攻蜀問題
在《細說三國》中也論述了孫權的攻蜀問題，並認為《資治通鑒》的記載是錯誤的。實際上該書沒有搞明白這裡面錯綜複雜的情况，而妄下結論。
該書認為《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記載孫權準備派孫瑜進攻益州，而劉備派兵佔據沿江關鍵，不讓其通過是“極不可靠”的。那是因為該書沒有將記載的時間搞清楚。
實際的情况是這樣的：
1、210年12月，周瑜佔領江陵已經一年，局面比較穩定。於是建議孫權攻取益州。孫權準予了這個計畫，由周瑜和孫瑜共同執行。這時由於沿江各戰畧要點均在周瑜手中，所以周瑜的攻益州計畫中根本沒有要劉備參加的內容。
2、同月，孫權將該計畫通報於劉備，劉備極力反對。但是孫權沒有理睬。
3、同月，周瑜在返回江陵的路上病死，其攻蜀計畫暫時停止。而就在本月，剛接任的魯肅就建議孫權將江陵一帶全部借給了劉備。
4、這時，孫瑜的大軍已經從丹陽（原駐防地）開進到了長江中游一帶（準確時間沒有記載，但是必定是在劉備借到荊州以後，而沒有進軍益州之前）。
5、由於荊州已經借給劉備，孫瑜軍無法通過，所以孫權又寫信給劉備，建議兩家共同出兵攻蜀。由於劉備是準備自己獨佔益州的，就以那些眾所周知的理由拒絕了孫權，並威脅要“被發入山”，同時派部隊阻擋不准孫瑜軍通過。
所以，孫權一共有兩個攻蜀的方案，第一個是周瑜制訂的，為單獨進軍益州；第二個是孫權（或其他的部將）制訂的，為孫劉共同進軍。兩個方案均因各種原因沒有實行。
《細說三國》之所以得出錯誤結論，是因為沒有注意到《資治通鑒卷六十九》的這段記載前面有一個“初”字。原文為：“二十年（215年）五月，……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軍過，……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
這一段，說的根本不是215年發生的事情，而是210年底到211年初的事情，是為了介紹一下215年發生的孫劉兩家爭奪荊州的起因。
至於周瑜（或孫瑜）的攻蜀計畫是否可行，另有專文進行討論。
三、荊州的重要性
這裡所說的荊州，主要是指本文論述的江陵地區（荊州其他地區暫不論及）。
著名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說到：湖廣之形勝，在武昌呼？在襄陽呼？抑荊州呼？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南宋呂祉在《東南防守便利》中論到：不守江陵則無以複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圖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則無以固長沙。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認為：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
荊州名士蒯越也建議劉錶曰：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囙此，佔據江陵在當時具有以下戰畧意義：
1、可以向北威脅襄陽（乃至攻佔之），以奪取整個江漢地區，威懾曹操的中原；
2、可以全據長江之險，保護下游的整個東吳地區的安全；
3、可以作為下一步進軍巴蜀的基地，為日後佔據巴蜀、漢中，形成南北對峙打下基礎；
4、可以切斷南方四郡與北方曹魏的聯系，今後即可傳檄而定南方四郡。
所以周瑜傾全力攻取江陵，曹仁也拼命防守達一年。
劉備只不過不顧大局，在江陵激戰正酣的時候，不是積極幫助周瑜攻擊關鍵的江陵，而是自己跑到南方去佔領了長沙、桂陽、武陵、零陵四郡。（此四郡已經被切斷在江南，傳檄即定，還用的著去攻佔嗎？實際上在那裡劉備也根本就沒打什麼仗。）
後來，劉備藉口地盤小，容不下人馬而向孫權借荊州（主要是江陵一帶）。劉備佔據的南方四郡地面不能說不大，人口也不少，怎麼會容不下劉備的區區人馬（當時頂多也就5萬）。實際上，由於江陵在孫權手中，劉備向益州發展就無路可行（甚至可以說就沒有向任何方向發展的可能），這才是劉備借荊州的最大目的（當然還有其他好處）。
以後，果然劉備憑藉荊州為基地，西進佔據了益州，北上不斷攻擊襄陽。可是同時也威脅到孫權的上游安全，造成了呂蒙偷襲荊州的後果。所以，人口眾多的南方四郡實際上不如半個南郡的意義重要（另外半個在曹軍手裡）。
至於說到南方四郡的重要性，除了人口多以外，就沒有什麼戰畧上的作用了。南宋呂祉論到：“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則足以蔽長沙。”南朝的張邵也認為：“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署妨人，乖為政要。”由於南方四郡位置偏僻，加上當時還缺少開發，是完全不能與江淮地區相比的。
實際上當時南方四郡有多少人口也是個未知數。雖然在東漢順帝時期四郡有280萬人口，但是在80年後的三國時期能有多少呢？只知道280年時整個吳國一共才230萬人口。
所以江陵對於東吳來說是最為重要的，對於劉備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如果劉備滿足於終老南方四郡則不重要），相對來說對於暫時無力南下的曹魏，重要性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