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崇禎，本有機會可以南遷，但是卻因為崇禎剛愎自用且不願承擔責任的性格弱點而被放弃，這也最終導致了崇禎煤山自縊的結局。
崇禎十七年（1644年），面對正在向北京不斷逼近的李自成大軍，崇禎皇帝本有兩次主動南遷的機會，無一例外的是均被崇禎皇帝所放弃。
第一次是在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的時候，此時李自成大軍還沒有打過黃河，大臣李明睿勸諫崇禎皇帝儘快南遷。
根據李明睿的安排，崇禎皇帝假借前往山東拜祭孔子為名，離開北京達到山東，再由史可法帶領南方的軍對接應崇禎已完成南遷，同時他還提議不經過廷議，不走戶部費用，由崇禎自己出錢。
此時的崇禎一方面不想出，可能也是真的沒有錢出不起，另一方面也不想由自己提出離京，而是由大臣們全體勸諫，這樣自己不會背上“逃跑”的駡名。但是朝臣們卻一致要求崇禎要“君王死社稷”，面對如此形勢崇禎皇帝值得將責任推卸給李明睿，同時放弃了這次南遷的想法。
第二次是李自成已經打到了保定，由李建泰向崇禎皇帝提出遷都南京建議。
此時的李建泰正在率領著崇禎皇帝砸鍋賣鐵拼凑出來的最後軍隊在保定抵禦李自成的進攻，然而李建泰也知道現在是根本無法抵抗大順農民軍，於是李建泰在被俘前向崇禎皇帝上疏說：
“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
李建泰的意思是，崇禎皇帝可以“君王死社稷”，但是可以把太子和其他皇子們送到南京，保存皇族的血脈。
李建泰的方案得到了朝堂上部分官員的認同，但是此時的崇禎並沒有表態，而是繼續在朝堂上詢問朝臣的意見：
“李明睿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於社稷，聯將何往？又功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諸卿以為如何？”
崇禎的想法其實是，讓百官們同意將太子送去南京的同時，也勸諫他跟著太子一起走，畢竟此時還能通過前往天津，走海路到達南京。
然而，朝臣們再一次提出了激烈的反對之聲，不僅聲討李明睿、李建泰等人，還極力反對崇禎南下，特別是以光時亨、陳演等人更是以唐睿宗和唐肅宗的例子，反對將太子等人送到南京。而這也使得崇禎也主動放弃自己南下的同時，也沒有將太子及其他皇子送到南京。
最終的結果是，北京城破，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太子等諸皇子皆為李自成所獲，正統明朝就此滅亡。
更加讓人覺得諷刺的是，力勸崇禎南遷的李明睿、李建泰選擇了投降，而極力封锁崇禎南遷的光時亨等人也紛紛投降，也正是因為覺得自己是為文臣所誤，才有了崇禎皇帝臨終前的那句感慨。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
然而，這一切只能怪崇禎自己的剛愎自用，怪以及的性格多疑，還有那份不願承擔責任，這才是導致崇禎最終悲劇的主要原因所在。
崇禎皇帝南遷，對他以及對當時的整個大明王朝來說，無疑是最佳的選擇。
首先，在南京有著一整套獨立而又完善行政體系，使得國家的管制可以無縫對接。
實際上，明朝名義上的首都一直都是南京。為此，明成祖朱棣在遷都北京的同時，保留了南京的所有國家行政部門，並且北京有的衙門和職務，南京這面也都有。所以即便是崇禎皇帝甩掉那些讓他恨之入骨的文臣，獨自一人前往南京，也能迅速建立統治，原因就在於有一套“備份”的官員系統可以供他使用。
其次，此時的北方已經是糜爛不堪，對於當時的崇禎而言，只是一種“負擔”。
北方連年征戰，特別是清朝的八旗軍隊先後五次越過長城，深入北方地區進行劫掠，使得北方人口損失千萬，牲畜、財物損失更是不計其數。與此同時，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所到之處，也基本是荒蕪一片。再加上連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北方地區生產力水准下降，經濟形勢崩潰，已經成為了整個國家的“負擔”和“包袱”。所以對於當時的崇禎，放弃北方實際上是甩掉了一個巨大的包袱，一個財政和管理的包袱。
再次，就是崇禎可以擺脫兩線作戰的境地，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來“坐山觀虎鬥”。
崇禎皇帝的危機，很大程度上因為長時間的處於兩線甚至是多線作戰的境地，既要面對遼東的清軍，又要面對西邊的大順和大西政權的農民軍，這是對於兵力、財政的巨大消耗。而崇禎主動將自己抽身其中，將一片糜爛的北方地區交給農民軍和清軍去爭奪，自己在南方恢復生產，休養生息，待其兩敗俱傷之際再像朱元璋當年那樣揮師北伐，或許真的可以重造大明王朝的輝煌。
然而，這一切都毀在了崇禎皇帝的性格弱點上，不免也讓人感到了一陣唏噓。
崇禎南遷，最不用擔心的就是他的合法性問題，自然也就不會擔心擁立問題。
南明政權之所以倒臺，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問題成為最為主要的原因。
弘光政權時期“南渡三案”的出現，就是對於弘光皇帝合法性的最大質疑，而這也直接導致了左良玉、左夢庚的叛亂以及投降。而後來的魯王政權和唐王政權的相互傾軋，爭奪的也是統治“合法性”的問題。
正式因為有著“合法性”的爭論，導致了南明內部不僅不能集中力量抵抗清軍南下，甚至出現了自相殘殺的局面，而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清軍非常輕易的就打下了整個南方地區。
而如果崇禎南遷，或者說崇禎不來，由崇禎的太子或者其他皇子來到南，就不會面臨合法性的問題，必然也就不會囙此出現政權內部的衝突。
同時，因為崇禎皇帝的到來，權力繼續集中在皇帝手中，並且繼續沿用文官壓制武將、太監建軍以及中央集中撥餉的制度，繼續堅持著對於軍隊的掌控，也就不會出現諸如左良玉、劉澤清這樣的軍閥成建制的投敵的情况，大明王朝也就具備了與敵一戰的實力。
綜上所述，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皇權是至高無上的象徵，只要不存在統治“合法性”的問題，就不會存在所謂的擁立不擁立的問題，而崇禎皇帝的南遷也很有可能延長大明王朝的存續時間，或者形成南北對著，甚至能够北伐恢復疆土。但是歷史沒有假設，只能為大明王朝和崇禎皇帝的最終結局感到一絲歎惋和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