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的主導者與支持者都有哪些人?為什麼他們反對王安石變法?

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兩次著名的改革,兩者殊途同歸都失敗了,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和支持者全都反對王安石變法,都是改革,為什麼會這樣呢?通過對比我們發現慶曆新政重視的是政治改革,王安石變法是注重經濟兼顧其他。我們單看內容好像看不出來當時的官員為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這和歷史傳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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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兩次著名的改革,兩者殊途同歸都失敗了,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和支持者全都反對王安石變法,都是改革,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先看一下內容,慶曆新政一共十條分三個層面:1、澄清吏治①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②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③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④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⑤均公田: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2、富國強兵①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②减徭役。③修武備。(整治軍備)。范仲淹主張恢復府兵制,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此項,因輔臣反對而作罷)。3、厲行法治①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佈朝廷號令)。②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王安石變法內容更全面:富國之法: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雇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稱為免役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方田均稅法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低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市易法在東京設定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均輸法設立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生產情況和政府與宮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强兵之法:保甲法將鄉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為一保,民戶家有兩丁以上抽一丁為保丁,農閒時集中,接受軍事訓練。裁兵法整頓厢軍及禁軍,規定阿兵哥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阿兵哥,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厢軍,厢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將兵法(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組織,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本組織軍隊的訓練,以提高軍隊貭素。保馬法將原來由政府的牧馬監養馬,改為由保甲民戶養馬。保甲戶自願養馬,可由政府給以監馬或者給錢自行購買,並可以免除部分賦稅。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軍器監法督製造兵器,嚴格管理,提高武器質量。取士之法:改革科舉制度頒佈貢舉法,廢除明經科,而進士科的考試則以經義和策論為主,並新增法科。整頓太學三舍法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太學生成績優异者不經過科舉考試可直接為官;同時,提舉經義局,修撰儒家經典,編纂《三經新義》;設定武學、醫學、律學專科學校,培養專門人才。惟才用人重視對中下級官員的提拔和任用,使許多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得到發揮才幹的機會。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慶曆新政重視的是政治改革,王安石變法是注重經濟兼顧其他。慶曆新政是真的改革,它只是針對政策中的不合理現象進行調整,對於祖宗之法並沒有大的改動。王安石變法是完全推倒重來,這嚴格意義上講不是改革是革命,只不過沒流血而已,也沒推翻政府。我們單看內容好像看不出來當時的官員為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這和歷史傳統有關。儒家思想是鄙視商業商人的,所以國家對於財富不能過分的追求,漢武帝時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將一切掙錢的項目都收歸國有,國家是有錢了,但百姓的生活差得,不得已最後取消了一些行業。王安石變法裏的富國之法和當初的桑弘羊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擇手段地掙錢,因為國家缺錢。儒家講官不與民爭利,王安石的行為不符合儒家思想。他的很多措施針對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很多官員他就是大地主,這侵犯到他們的利益了。慶曆新政也侵犯到了,不過慶曆新政弄得是什麼,他是把那些庸才罷免了,這樣的人必定是少數,而且他不是取消恩蔭而是嚴格化,也就是說制度沒有大變,很多人都能接受。即使如此慶曆新政還是失敗了,王安石變法的對立面太大了,慶曆新政的很多人就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利益受損了,所以他們反對。

另外主導者的身份也很重要,慶曆新政的主導者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這在當時都是正人君子的代表,給人的感覺就是一身正氣。范仲淹和韓琦在西北大敗西夏,威望極高,富弼更是以一人之力對抗遼國,所以這些人弄改革,從上到下都會覺得政府有希望了。而且慶曆新政最後失敗也是因為下麵的人辦事不力,沒有人怪到范仲淹他們頭上。王安石變法可不一樣了,本來王安石也是君子的代表,可隨著變法的開始,人們開始對他口誅筆伐,蘇洵還寫了一篇《辨奸論》,沒有明著說王安石,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王安石不注重個人衛生,蘇洵直接說這就是大奸之人,儒者應該注意個人形象,這點王安石做的的確不好。另外王安石重用的那些人全是臭名昭著的人,呂惠卿、章惇、蔡京這在當時都是大家公認的奸臣,李定更是搞了文字獄差點弄死蘇軾,這樣的人搞改革給人的感覺就是不可靠。像韓琦這種君子著稱的人,肯定看不慣王安石這群人,當然不會支持他們。

古人講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王安石比較倒楣,剛變法就鬧天灾,王安石不信邪,還說了驚天動地的三句話”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這雖然說是為變法打氣,可是這是當時的人們思想差距太大,認為王安石什麼都不管了,國家肯定會亂。范仲淹改革的時候是先搞試點,大家提意見了趕快改或者停止,王安石給變法定了基調,自己的就是對的,拗相公聽不進去任何意見,這就出問題了。王安石的這種性格不合適做帝國的宰相,神宗皇帝也年輕氣盛,這樣的兩人在一起國家容易出事。改革的措施就算是完美的,你的初心都是好的,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執行中會不會變味。中國的官員講究政績,這是升遷的標準,可是政績這東西很難有個剛性的衡量標準。地方官就以新法的執行力度作為自己的功績,爭相比較。那個青苗法本身是利民的,可到了地方,官府强行攤派,你不缺它也要貸給你,這樣百姓怨聲載道。

其實當時的兩派人爭論的焦點不是改革不改革,因為大宋當時必須要改革,不改革政府就面臨沒錢的窘迫局面,問題是怎麼改革。慶曆新政的執行者和支持者們是認為制度本身沒有問題,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以及新形勢下該做的調整沒有做。而王安石則認為祖宗之法都是錯的,要盡數廢除,也就是將罪責歸結到制度的缺失,這在當時其實是很大的罪過,這等於公開的否定了前代君主,也否定前代的宰執們。韓琦、富弼這時候還健在都當過宰相,王安石把他們都給否定了,他們能接受的了?而且這些老大臣們並不認為國家已經到了要徹底變法的地步。不僅僅是他們,老百姓也是這麼認為的,仁宗創了一個盛世,人們還沉浸在嘉佑之治中,大宋很美好,不需要變法。神宗當初要變法主要還是想打仗,可是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人心思定,沒人想打仗了。漢武帝時期,匈奴對漢朝是威脅的,可宋神宗時期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雖多,可是大家是和平相處的,宋朝和他們互通有無還掙了很多錢。

其實中國古代的改革就商鞅變法成功了,商鞅能成功在於他處於歷史轉型的時期,而且他的措施侵犯的是小部分人的利益,滿足了大多數人,商鞅也不是說貴族就不是貴族了,貴族你上戰場立功了還是貴族,這對於貴族臉上也有光。而且商鞅變法時秦國的疆域遠不如後世的王朝,也就不存在較大的差异。改革最忌諱的就是一刀切,不同的地方差距太大了。後世的改革紛紛失敗就是所有措施全面鋪開,這就有很大的問題了,農業社會下,土地肥力,氣候環境都影響著農業生產,如果一刀切,那就是對於有的地方這是不足的,有的地方又是不需要的,真正剛剛好的就很少了。秦始皇當初就沒有強制各地耕作制度也要一致,因地制宜是很重要的。

韓琦他們的反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朋黨,范仲淹當初就是因為朋黨失敗的,可是當時他並不想搞朋黨,而王安石的非此即彼已經造成事實的朋黨了。唐朝後期國家衰落的一個原因就是朋黨之爭。宋朝的這些大臣其實不願意重演這一幕,可王安石變法從開始的那一刻,北宋的朋黨之爭也就開始了,最後消耗了北宋,南宋人在總結北宋滅亡的時候就歸結到朋黨之爭。南宋選擇昭勳閣功臣的時候,王安石變法中的改革派無一人當選,韓琦和富弼卻赫然在列,而且他們還是兩宋有名的賢相,士大夫的偶像。王安石的脾氣和做派很多人也看不慣。很多人推辭不當官理由都很充分,像包拯人家是侍奉雙親,踐行孝道,贏得了美名。王安石的推辭就讓人覺得有點沽名釣譽了,而且長時間的不洗澡什麼的,估計也沒人願意和他說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王安石身邊都是一群小人,大家自然不會看好他。

范仲淹搞改革的時候是被寄予厚望的,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卻是除了皇帝沒人支持的。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韓琦這些人是他的前輩,而王安石的態度,讓這些人成了對立面。可惜范仲淹已亡,不知這位慶曆新政的主持者會怎麼看王安石變法?范仲淹和呂夷簡都可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他對於王安石不會太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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