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漢武帝和漢朝，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前言：
漢武帝統治晚期的動亂景象與秦末的亂世並無异同，多年來窮兵黔武的政策讓百姓們身處煉獄。古代的戶口數量一定程度反應了社會的安定程度，在漢武帝晚年，漢朝戶口數量銳減，因為戰亂無家可歸的流民大量聚集在關東，流民暴動已讓社會秩序失衡，嚴重威脅著西漢政權的穩定。此番相似的亂世景象也在秦末出現過，隨即秦朝因而二世暴政而亡。
為何要將漢武帝統治的措施用“折騰”來形容呢？這主要是漢朝自昭宣中興以來的制度改革一直是循序漸進式的思路，即使在統治思想過渡時期也是平穩發生的，並未引起大的社會變蕩，但是漢武帝卻不想延續與匈奴的“屈辱外交”，打破了這種穩定，為了增强軍事實力，做出了一些看似暴君的行徑。
秦二世在秦末實行的軍事政策與漢武帝有不少吻合之處，雖然漢武帝的名聲比秦二世要好些，但究其他們對百姓的政策，都可用“折騰”二字來形容。那為何秦末速亡，漢朝卻沒有囙此招致滅亡呢？
一、漢武帝在征伐前，提前完成了“政治綜合”
自古至今，人們對秦朝滅亡的原因都歸結於暴政，其實單純的暴政導致流民竄動不至於威脅到秦朝的根基，真正威脅到中央力量的是地方政治力量的團結。
這裡的地方政治力量泛指秦末接連揭竿而起的起義軍。先是陳勝吳廣起義掀起了地方力量反抗秦朝王的首個浪潮，在秦朝僥倖鎮壓成功後，楚懷王與六國餘孤又結成了反秦陣營，經歷巨鹿生死之戰後，劉邦與項羽最後收割了秦朝殘存的勢力。這裡注意秦二世暴政導致失去民心是王朝動盪的導火索，但自諸侯國時期就苦心經營的秦國塔樓也不容易就此坍塌，只有喪失民心外加新政治力量的反抗才會撬動到秦國這座穩固的帝國根基。其實不止秦國，凡被外姓國滅亡的朝代都基本遵循這樣一個規律：先失去民心，不久遭到小勢力的反抗，後來小勢力凝聚成地方政治力量，當最後地方政治力量綜合在一起，舊王朝就被新勢力取代了。
除了外部勢力的入侵，舊王朝內部機构的叛變也會讓舊王朝提前邁向終結，像隋朝並不是亡在外人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信賴過的關隴集團。囙此，我們得到結論，秦朝覆滅的主因在於內外部政治力量的群起反抗，暴政導致的流民暴動只是打開了地方勢力反抗的視窗。而漢武帝統治時期，是否受到了各路政治力量的威脅呢？先下結論，當我們回顧漢武帝時代，發現他已經在征伐前就完成了“政治綜合”，囙此他完全不懼怕各路政治力量團結在一塊。在漢武帝啟動征伐計畫前，他的政治重心主要放在制度改革上，在衛青出戰時，漢武帝對他說：“漢事諸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在漢武帝心中，制度改革是放在征伐之前的，或許他也是吸收了秦末的教訓，無論是對功臣還是貴族都持有警戒心理，對此他也實行了諸多加强皇權的政策。
首先在經濟方面，他放弃了漢景帝時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將鹽鐵的專賣權收回中央，其整改覈心就是避免地方商人勢力做大，影響國家對財政的控制，不予商人群體讓利，就切斷了他們日後支持地方政治力量的可能。
在政治方面就是大家熟知的“推恩令”與“刺史制度”。推恩令主要針對各地力量弱小的王國，以防止他們趁著漢朝征伐期間東山再起；被派去監察地方的刺史，不僅代替中央加强了地方的掌控，也對地方欲要結合的政治力量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為了避免朝中勢力做大，還專門設計中朝來牽制相權。如果說這些政策居多對上流階層有效，那麼遷移政策則是對流民與遊俠的打擊，漢武帝極不待見在民間有影響力的俠客人物，凡是與主流風氣格格不入的江湖人士必然受到律法打擊，這在一定程度也就避免民間有人煽動民間起義。
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漢武帝都實行了集權化的改革，將威脅社稷穩定的分裂因數在統治體系中剔除，即使在他統治末期，有流民意圖反抗也沒有實力雄厚的階級可依託，直到東漢中央對地方的掌控變弱，才讓各路軍閥與地方流民聯合起來瓜分了東漢。
二、在禍亂初顯時期及時止損，從武功轉為文治
即使漢武帝制度設計得再完美，如果流民一直不安分也必定會威脅到西漢的統治。在漢武帝晚年，他也終於嘗到以武功治天下的苦果，好在他及時止損，頒佈了輪台詔，這項制度的頒佈算是他從武功轉為文治的標誌。但是他並沒有放鬆對地方政治的把控，只是將更多的“溫情”放在限制酷吏制度上，並且不再強制百姓出征，减少了每年出征次數，使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恢復農業經濟。其次儒家化意識的形式改革也幫助漢武帝迅速安撫了人心。
在漢朝儒家思想被尊崇為正統地位後，它所宣揚的學說也是為君權服務，等同於統治意志，而統治意志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況時，往往起到經濟與政治手段所不具備的效果。眾所周知，在劉邦創立漢朝後吸收了黃老學說，不興武功，讓老百姓在戰後逐漸恢復了生產力，但是黃老學說比起儒家更注重民生感受，不利於後期漢朝的集權化改革，囙此漢武帝重用儒學人才將公羊儒學轉化為穩固統治的手段，因為儒學的基本精神還是以維繫老百姓而主，所以即使漢武帝晚年失去了民心，他也能通過儒學的影響力拉攏回人氣。
反觀秦二世在秦末並沒有任何實行任何挽留民心的措施，在楚漢聯軍為“天下苦秦久矣”奮戰，魏國公子為家族復仇在中原集合時，秦二世竟當放出“徵發民夫修建阿房居”的消息，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頭，秦二世還在想要剝削群眾來滿足自己的貪欲，有部分忠臣因違法這一命令被殘忍誅殺。秦二世與漢武帝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前者在強權政治中迷失的無可救藥，而漢武帝懂得自省，在流民攛掇初期就及時改弦易撤，避免了禍亂演化成戰亂。
三、漢武帝抵禦外族凝聚了基層民心，打下了人氣基礎
前面提到漢武帝在征伐前做了集權化的改革，這個籠統的總結讓人忽視了漢武帝鼓噪民心的細節，其實中央要想實現對地方水滴不漏的監管，依賴監察使是不够的，要學會去民間借力，煽動起老百姓“參權”的意識，讓他們來監督地方官吏和豪强大族。囙此漢武帝向民間傳遞出一些改革口號，如“反貪反腐”，“反對貧富不均”“抵禦外敵入侵”等等，這些口號看似簡單，其實順應了民心，早期漢王朝提出抗禦匈奴時也獲得很多基層羣衆支持。
漢武帝出兵匈奴的考慮到千秋萬代的利益，即使為征伐窮兵黔武，老百姓在初期也沒有多少抱怨，何况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基礎上，民間財富也甚為豐厚，漢武帝的財產再分配政策，迫使許多深藏巨福的商人一夜破產。如果官商合作不肯將財富上繳國家，就用酷吏來強制實行。歷朝歷代的老百姓對貪官都有“仇視”心理，漢武帝就通過打壓貪官豪紳、維護社會正義博得群眾好感。囙此當漢武帝喊出抗擊外族的口號時，老百姓有錢出錢，沒錢當兵，為漢武帝的集權統治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之所以闡釋這些，是想說明漢武帝在民間的人氣扎實，即使後來流民亂竄，那也不代表全部老百姓的想法，所以漢朝的經濟基礎還是穩定的。
漢朝舉起國力來籌備軍事物資，朝廷加重了賦稅，從而導致老百姓的負擔加重，這並不是漢武帝的本意。在國家特殊階段，經濟上的國家主義盛行這是必然，從漢武帝征伐的初心來說，他並沒有與老百姓的利益產生直接衝突，囙此當他在統治末期主動向天下人謝罪，並採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後，還是贏得了百姓的原諒。從這點可以看出，是漢武帝及時在政策上糾錯，才讓西漢免於被天下分食。而秦二世的“折騰”大多是為了自己，即使面對四面楚歌的井底也不忘壓榨百姓，這樣自我毀滅式的執政能力也是可以預見結局的。
結語：
漢武帝是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折騰”，而秦二世卻為小我而折騰，帝王的格局也註定了這兩個朝代的命數。而西漢在漢武帝統治時沒有滅亡，不能只將功勞歸功於天子的統治，也許王朝自身的狀態息息相關，秦朝只懂禦敵，卻不懂制度改革、體恤民生，這也是它必定走向毀滅的主因，而漢朝在吸取了秦朝覆滅的教訓上已相對成熟，何况還有文景之治的鞏固，所以西漢不僅僅是“窮兵黔武”就可以終結的。
參考資料：《史記卷六》《漢書卷九十六》《漢書武帝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