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有很多英雄人物都有著相似的經歷，而他們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大同小异，就比如三國時期的孫權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越王勾踐，他們都曾經使用美人計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東漢建安五年（200年），東吳版圖的奠基人孫策在臨終前，將印綬交給其弟孫權並囑咐道：“舉江東之眾，决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事實證明，孫權不負兄望，在弱肉强食的軍閥混戰時代，不但終其一生未失江東寸土，而且使基業不斷拓展，算得上一比特成功的守業之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陳壽在《三國志？吳主傳》中對其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
在陳壽看來，孫權和勾踐都是能够“屈身忍辱，任才尚計”的英雄豪傑。正是由於勾踐和孫權都曾忍辱負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殺害功臣之舉，都在戰畧上使用過“美人計”等諸多相似之處，囙此，史學界幾乎一致支持陳壽的看法，認為將孫權比作勾踐再恰當不過。然而，如果將此二人放回各自的歷史環境中，對他們的行為做一下客觀的比較，就會發現孫權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計”方面和勾踐有著本質區別，可謂小同而大异。
越王勾踐是中國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吳王夫差大破越師於夫椒，接著圍困勾踐及餘部五千人於會稽山上。勾踐走投無路，派大夫文種求和於吳：“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又曰：“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也就是說，如果吳王夫差樂意，越國舉國女子都可以按“門當戶對”的原則去侍候吳國的男人。這樣，“屈身忍辱”的並非勾踐一人，越國所有君臣都將蒙受奇耻大辱！吳王夫差聽信諛臣太宰嚭答應求和後，勾踐果真偕妻子及範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吳為奴。勾踐不僅親自為夫差駕車養馬，甚至在夫差生病時主動嘗其糞便以診病情。
說孫權“屈身忍辱”，無非是因為他曾先後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為了避免將來因奪取荊州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危險，“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訂盟修好之意）”。不過，這種投降只是名義上的臣服，孫權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節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襲殺關羽後，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更加屈降於曹操。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漢，孫權馬上遣使奉貢，以錶臣禮。黃初二年，孫權又遣使稱臣，並送還於禁等曹魏降將。但曹丕並不滿意這種有名無實的藩屬關係，遂向孫權征質子，即要求孫權以送兒子做人質的管道來表達對魏國的忠心。孫權既不願送兒子為人質，又不願陷入西、北兩線作戰的境地，只好使了個“拖”字訣。黃初三年，曹丕終於對孫權和稀泥的做法忍無可忍，遂遣三路大軍南下伐吳。此時吳將陸遜已經大破劉備，取得夷陵之戰的勝利，解除了西線的威脅。於是孫權立即拔刀相向，魏吳臣屬關係從此破裂。
孫權比與勾踐，看起來好像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其實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旂號，魏國又是代漢的正統。囙此，孫權稱臣於曹魏，猶如地方稱臣於中央，算不得什麼耻辱。只是對於孫權這樣一比特欲奪天下的英雄來說，臣服於他所謂的“漢賊”，確實有損顏面。“任才”不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踐雖然能在難時重用人才，卻不能在易時善待人才。若無文種和範蠡的精心輔佐，勾踐基本沒有滅吳稱霸的機會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後的勾踐不但沒有讓這兩位蓋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悅，反而逼得他們或死或逃。勾踐滅吳後，範蠡自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於是及時辭別勾踐，變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齊國。文種接到範蠡勸其速逃保命的書信後稱病不朝，沒來得及逃走就被勾踐賜劍自殺。
孫權同樣也能重用人才，同樣也殺害過人才，但殺人的主觀原因和管道方法則不同。孫權殺害的最重要人才無疑是火燒夷陵、大破劉備的名將陸遜。但孫權在主觀上絕不是要兔死狗烹，因為當時孫權還未一統天下，魏、蜀還時刻威脅著吳國的安全，吳國還需要陸遜這樣的“良弓走狗”。而且孫權之所以害死陸遜，主要是因為以陸遜為首的一批大臣反對他廢嫡立庶（孫權欲廢太子孫和，改立魯王孫霸）。陸遜在如此嚴肅的問題上和孫權較勁，加上魯王黨羽楊竺等人的不斷譖毀，所以“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儘管孫權氣死陸遜有失英明仁義，但與勾踐賜死文種又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孫權氣死陸遜後追悔莫及：“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若陸遜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但勾踐不同，他逼死良臣已經可恨，更可恨的是他殺賢害才時暴露出的麻木不仁的無恥心態。勾踐在逼迫文種自_殺時竟言：“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說到“尚計”，勾踐最擅長的計謀莫過於“美人計”。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勾踐兵困於會稽山，國破家亡之際，他馬上就想到了“美人計”。君臣一番謀劃後，竟派文種向吳王夫差求和：“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結果由於伍子胥識破其計，力主滅越，第一次“美人計”沒有奏效。但越國君臣沒有氣餒，他們聽說吳國的權臣太宰嚭貪財好色，於是“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黃天不負有心人，第二次“美人計”終於有了效果，在太宰嚭的强諫下，夫差終於答應了越國的求和。後來，為了用女色迷惑夫差，以亂吳政，“越王勾踐得采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這是第三次也是民間最廣為流傳的一次“美人計”。
由此可見，勾踐為達復仇目的，不斷採用女色誘敵的手段，他每前進一步，都要以女色作為開路的利器，都要以犧牲越國女子的幸福作為代價。孫權也曾使用過一次似是而非的“美人計”。說它似是而非，是因為嚴格地說，它實際是一場政治聯姻，並非傳統意義上靠女色迷惑對手的計策。赤壁之戰後，劉琦（原荊州牧劉錶長子）病死，“群下推先主（劉備）為荊州牧，治警察。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孫權同樣是向對手進獻女子，但與勾踐使用的純粹“美人計”又大不相同。勾踐進獻美女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色相以迷惑和討好敵人，美女只是供人取樂的玩物；而孫權進獻妹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結親以拉近和劉備的關係，其妹是劉備有名有分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