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世對二人的評估為啥相差巨大？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瞭解，給大家一個參攷。
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本質都是一樣的，即：統一思想、加强封建王朝中央集權的措施。我們先看看這兩個概念的大致情况。
焚書坑儒VS罷黜百家，為了加强社會管理，秦漢兩朝各自採取的思想控制舉措
西元前213年，丞相李斯上書認為，鑒於“天下已定，法令出一”，普通老百姓就該乖乖的種田或從事手工業（“力農工”），文人就該學習法令，其他的思想流派則是攪亂社會穩定的不安因素。秦始皇接受了這一建議，下令：凡是非秦國記錄的史書一律燒之；除了博士官之外，其他人收藏的詩、書、百家著作，一律上交官府燒掉；敢在任何場合討論詩書內容的一律當街斬首，這就是所謂的焚書令。
在第二年，原本為秦始皇求取長生之術的侯生、盧生，卻在背地裡嘲笑秦始皇並且卷款潜逃，這無異是一種極大的羞辱，尋常人尚且不能忍，况且對象是九五之尊？秦始皇命令把平日裏與這倆人有關的儒生、方士都抓起來審問；而這些文人互相牽連，最終一共涉案460多人，被全部在咸陽活埋，以殺雞儆猴。囙此，“坑儒”其實源於欺詐、人身攻擊，更像是個人恩怨事件。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顯得溫和許多。西元前135年，在尊崇道家學術、打壓儒家思想的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劉徹聽取董仲舒的建議，把那些不修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越級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做丞相；其他的儒生，要麼在朝廷裏教書育人，要麼根據才能高下進入政壇，擔任相應的職務。儒家從這時開始，成為其後二千年中國封建王朝的官方流派。
可見，焚書、罷黜百家，雖然執行管道不同，但本質上都是統治者意志的體現：要維持社會秩序，首先要統一思想。秦始皇選擇了當初讓秦國强大的法家思想，而漢武帝則選擇了溫和的儒家學術來作為自己的包裝。
至於兩者在後世遭受的評估兩極化，大概有以下兩個原因：
“成王敗寇”傳統思維影響
在咱們的傳統觀念裏，一直習慣於“以結果論英雄”：一件事物、觀念，若被歷史證明成功了，那就是好的；反之，則一定是罪大惡極的。
西元前213年，秦始皇下達了焚書令，然而僅僅過了七年後，即西元前206年，劉邦進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囙此，在一些朋友的觀念裏，秦朝滅亡的如此迅速，正是由於諸多類似於“焚書坑儒”這樣的暴行引起的。
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施行後，漢武帝不僅如願强化了統治，並且四面出擊，北伐匈奴、東平朝鮮、南平閩越，中國封建王朝達到了首個歷史高峰期。此外，兩漢前後共持續了近400年，這也是封建時代持續時間最長的王朝。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其中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一措施不僅將士大夫階層吸收進國家統計階層，而且用儒家的仁義、三綱五常等理論包裝，有效加强了專制制度，在思想和組織上夯實了大一統王朝的基礎。
但是，在戰國時期，秦國也是完全採取了法家思想、摒弃其他流派，為何卻由此使秦國逐漸强大、並最終統一中國呢？“焚書坑儒”之所以被後世詬病，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話語權在誰手上。
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生掌握了封建時代的話語權
在上一段提到過，自從儒家被確立為正統思想後，封建王朝的官員絕大部分都來自這一流派，這就意味著，各時期社會的價值觀，都是由這一群體引導；史書的編纂，當然也由他們掌握。而流派、價值觀的對立，往往比利益的爭奪更為殘酷；無論是為了報復當初李斯打壓儒家也好、證明自家理論更優越也罷，自那時開始，法家思想就成了殘酷無情、毫無人性的代名詞；而第一次把法家提升為國家指導思想的秦始皇，則很不幸的成了暴君的典型。
但實際上，儒家對於漢朝的作用，更像是一種柔和的包裝。漢隨秦制，漢代的一切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沿用了秦始皇時期打造起來的體系，這是被所有官方史書記錄在案的史事；“外儒內法”，才是漢代以及其後封建王朝的真正執政思想。
最能證明這一情況的，是帶領西漢走上巔峰的漢宣帝。他的太子劉奭（即後來的漢元帝）是一比特儒家思想的忠實推崇者，甚至對於父親任用精通律法的官吏、以刑法控制大臣們的做法很有想法。又有一次，估計是趁著父親心情不錯，他竟然直奔主題的提起了意見：“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結果漢宣帝馬上翻臉，把兒子一頓好罵：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過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就是說，漢王朝從來都是重用王霸之道，即强化集權、以刑馭下，怎麼能單純任用儒家的主張？况且儒生們的思想很不合時宜、重形式大於實際，而且喜歡侃侃而談、崇尚古代、非議當下，根本不堪大用。
最後，他還這樣歎息：“亂我家者，太子也！”事實上，漢元帝即位後，西漢王朝確實走上了下坡路，漢宣帝時期清明的政治風氣不復存在，土地購並情况日益惡化，同時還出現了外戚專權的現象，西漢王朝最終走向了末路。
囙此，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可以理解為對臣子們的要求；而封建帝王對於官員以及百姓，則是沿用了秦始皇時期的嚴刑峻法。這一“套路”的形成，其實要歸功於漢文帝時期的才子賈誼，他在《過秦論》中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時這樣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异也”，大一統王朝建立後，單純的嚴刑峻法已經不合適了，必須輔以儒家的仁政思想。從這一層面來說，賈誼才是促成大一統主流思想形成的真正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