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爭中，太平軍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運動，但是這場運動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它沒有一個合格稱職的領導者。
協力廠商觀察和報導的缺失，給我們複盤1856年天京-鎮江戰役原貌、探究清太雙方（尤其太平天國一方）的戰役指導，製造了許多障礙。
因為如許多人所知，戰場上你死我活的雙方，卻心照不宣地遵循著之前歷代中國官場和軍事史上一個歷史悠久的“光榮傳統”——誇勝諱敗、剪裁事實和虛報戰功，而由於後來的“亡國”，太平天國一方甚至連這樣“修剪”過的記錄都所剩無幾。
這就迫使我們從相對可靠的當時雙方軍隊調動情况、主官人選、戰場態勢變化等，探究這場戰役的勝利者、實際全權指揮整個戰局的太平軍軍政最高領導人——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
自1853年定都南京以來，楊秀清這個太平軍實際上的統帥，在軍事指導上既有許多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的得意之筆，也犯過許多或難以避免或本可不犯的錯誤。其中最致命的錯誤，是貿然派出太平天國最精銳的2萬人馬“掃北”，結果導致這支勁旅幾乎全軍覆沒；其次則是在西征方向“添油”式逐次增兵，戰線拉得過長，戰畧目的混亂不清晰且不斷變更，導致了1853~1856年年初內戰各戰場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到了1856年初，雙方的戰線已趨於穩定和胶著，而這種穩定、胶著局面的出現，關鍵在於清朝和太平天國雙方都難以在任何一個戰場集中足以徹底壓倒對方的絕對優勢兵力，從而不得不在每個戰場不死不活地對耗。
相對於清方，基本處於內線作戰狀態的太平軍顯然更被動，因為後者顯然更難聚攏一支有相當戰鬥力的機動部隊，投入到最關鍵的戰場，從而打破力量平衡。
（圖）楊秀清（1823年-1856年），原名楊嗣龍，祖籍廣東嘉應州的客家人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西元1854年，清咸豐四年），太平天國眾侯相指侯爵和丞相。至1856年天京事變前，這些都是太平天國僅次於王級的高級官爵。太平天國中樞各部門和各王辦事機構主官及被稱為“佐將”的駐外各路大軍主要將領，大多數都屬於這兩個級別。主持編纂了一本官方印書《天情道理書》。這本書的主要意圖，是假楊秀清之口闡述“天情道理”，也就是太平天國政治、經濟、行政等方面的政策依據和行軍打仗中的一些必備知識，是一本用於“軍事教學”的“軍政教科書”。這本書中充滿了對楊秀清的個人崇拜性描寫，將這位能“傳天父上帝真神真聖旨”的統帥描述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這顯然並不太符合事實，否則便無以解釋“掃北”何以全軍覆滅，“殘妖”（太平天國對清軍的蔑稱）何以非但未曾覆滅，反倒圍困著天京。
不過在1856年，楊秀清似乎遠比他的對手們擁有更敏銳的戰畧眼光和更清晰的戰畧頭腦，至少，他似乎找到了足以改變戰畧平衡的那支機動部隊——或許，這個目不識丁的文盲、孤兒，比清廷决策者們更早更快地從戰爭中學會了戰爭。
這支部隊便是在皖北地區活動的陳玉成、李秀成、塗振興、陳仕章、周勝坤部。此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後經歷多次戰役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戰將，此時都已升至太平軍“佐將”中較高的級別：六官丞相。
在他們之中，陳玉成為冬官又正丞相，已在第二次攻破武昌城之戰中嶄露頭角。他雖然是最年輕的一比特，卻因勇猛善戰受到清、太雙方最多的重視。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這位太平天國後期最著名的統帥靠勤勉好學從基層逐級升遷到這一級別並不容易，當時他的名字還叫“李壽成”，並不為很多人所熟知。周勝坤是夏官又正丞相，因為早在金田團營時就從軍並任較高職位（左一軍副典聖庫，是職同監軍的軍中後勤倉庫首長），囙此被湘軍情報部門編纂的《賊情匯纂》列入所謂的“劇賊傳”名單，其知名度在1856年遠高於李秀成。塗振興原本是東殿左七承宣，本年剛昇任春官正丞相，同樣在“劇賊傳”榜上有名，知名度此時也高於李秀成。他本是西王蕭朝貴部下，後來被楊秀清提拔任用，是5人中唯一的楊秀清嫡系。陳仕章是其中知名度最低的，《賊情匯纂》在他還是殿左廿九指揮時為他立了一個“詞條”，除去姓名、職位，“事蹟”只有“踞巢縣”寥寥3個字，他也是1856年初剛剛被提升為夏官副丞相的。
這支部隊所面對的皖北戰場壓力不大，清軍受到兵力、戰鬥力限制和撚軍的干擾，無力向安慶等太平軍覈心佔領區發動大規模進攻，從而令太平軍可抽調相當一部分兵力跨區作戰。5人所率領的部隊中，有戰鬥經驗的老兵和基層軍官較多，在太平軍中屬於精銳，且剛剛收編了從清方嘩變過來的原撚軍李昭壽部。李昭壽是安徽固始人，扒竊出身，先起兵為撚，後投降駐紮安徽英山縣的清寧池太廣兵備道何桂珍，1855年因缺餉和風聞何桂珍要暗算自己，發動兵變投奔了李秀成。他的人馬素以軍紀廢弛而著稱，但戰鬥力卻相當強悍。
那麼，他要將這樣一隻决定性砝碼投向哪裡呢？
其實清軍早已注意到這支人數超過2萬、集中了眾多太平天國新生代重量級人物的大軍，並猜測這支大軍可能的去向。他們覺得其最大可能是被用於收復不久前被已攻下的皖北重鎮廬州（今合肥）；其次，則可能被抽調去增援被湘軍胡林翼部圍困的武昌，因為此前太平軍多次上援武昌，都是首先從皖北派兵。
清方的推測其實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很符合常規用兵的套路及楊秀清以往的思路。然而1856年的楊秀清正如李秀成後來所讚歎的，“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走出了異乎尋常的一步棋——讓這支機動部隊向東，去解救被吉爾杭阿、托明阿等部所圍困的鎮江和瓜洲。
用兵棋推演一下不難算出，倘這支生力軍就近去攻打廬州，只能調動清方安徽、河南地方軍和一部分江北大營的人馬；與之相比，鎮江和江北的瓜洲是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也是天京的東大門，對雙方都關係重大。這座城原本由羅大綱駐守，但主力已被抽調反攻蕪湖，他本人也受傷不治而亡，只剩下吳如孝所率領的少量人馬死守，被從上海凱旋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會同江南大營援兵圍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時間問題。但正因此地至關重要，一旦太平軍有大動作，江南、江北大營勢必連動，届時就極可能出現有利於太平軍的戰機。
就在楊秀清動用皖北這枚關鍵棋子並緩緩啟動天京-鎮江戰役車輪之際，石達開部在江西又獲得意外的大發展，擁有了太平天國此前從未有過的大片連成一體的疆土和驟然膨脹數倍的大軍。這樣一來，清方的注意力更多被焦頭爛額的江西和勢如破竹的石達開部所吸引，以至於天京-鎮江戰役實際上已經開打，來自皖北的那支太平軍精銳也已投入戰場，清方的反應仍局限於“推擋式”，並未引起應有的、更高的關注和警惕。
不僅如此，後來的事實證明，石達開在江西的輝煌勝利，讓楊秀清在天京-鎮江戰役中的調兵遣將擁有了更多餘裕，也讓他在此後的戰役發展中，敢於使出更大的手筆，敢於走出更加大膽、更加有魄力的險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