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前的歷史，其實真相很難弄清楚。例如“焚書坑儒”這件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往下看。
首先是與“坑儒”有關。
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振臂一呼，轟轟烈烈的秦末大起義拉開了帷幕。秦二世收到彙報後，隨即召來朝廷裏的“博士諸儒生”商討。
秦朝的“博士”是一種官職，它沿襲自戰國，負責掌管全國古今史事、書籍典章，還兼編撰著述、傳授學問，主要由那些學識淵博的儒生擔任。秦朝統一後，秦始皇就跑到儒學風氣濃郁的魯地，挑選了70個尤其出類拔萃的大儒擔任由朝廷供養的“博士”，秦二世也延續了這一做法。
此時遇上大規模叛亂這種帝國頭等大事，秦二世會想到召集這群人諮詢，可見那時的儒生並非沒有政治地位。
但這次會議的結果卻讓人哭笑不得。
一聽說戍卒造反，這幾十號人的反應相當一致：“反了反了！當臣子的不能聚眾，聚眾就等同於造反，此乃十惡不赦的死罪啊，請陛下馬上發兵攻打這些刁民！”
看到這番話我們無需吃驚，畢竟在維護君權這方面，儒、法本質上沒什麼不同。儒家的仁義、禮教是有條件的，起碼得符合“君君臣臣”的原則；違反了君臣尊卑，那就是僭越，是會被人道毀滅的。
但秦二世並不領情，他的反應是“怒，作色”。但這並不是因為他仁慈、不忍心鎮壓，而是在他看來，自己乃一代聖君，帝國內怎可能有人造反？你們這些儒生是往朕的頭上扣屎盆子！
有個名叫叔孫通的准博士（還沒轉正）非常機靈，眼看形勢不對，他立即走上前，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大拍馬屁，諸如秦二世是明主在上、帝國法律完備、人人安分守己，陳勝之流不過是一群小打小鬧的盜賊罷了，根本不需大動干戈。
這下秦二世舒坦多了，他不僅對叔孫通大加賞賜，並且還破格讓其轉正、成為正式的博士。至於鎮壓義軍，姑且別太在意。
於是，叔孫通為了讓自己脫身而胡謅的論調，在客觀上淡化了起義的嚴重程度，戲劇性地為給當時的反秦勢力幫了一個大忙，秦國的快速滅亡，他居功至偉。
當秦朝滅亡後，叔孫通帶著100多號儒生機智地投奔了漢王劉邦，繼續當他的博士。後來，他一手為漢朝制訂了朝儀，迎合了劉邦彰顯權威、加强皇權的需要；還因出色表現逐漸官至太子太傅，為維護劉盈的太子之比特出了不少力。劉盈即位後，叔孫通又負責製定了宗廟儀法及其他多種儀法，囙此被後來的司馬遷尊為“漢家儒宗”。
通過叔孫通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出，在所謂的“焚書坑儒”事件之後，仍有大量儒生活躍在秦朝廷，甚至擔任了秦始皇、秦二世貼身顧問的角色。如果真的發生了大規模坑殺儒生的慘案後、雙方還能如此和諧，顯然不符合邏輯。
囙此，所謂的“坑儒”，其實並不是坑殺儒生，結合史料記載就能得出真實的結論。
“儒”這個字眼，在先秦時期不僅僅指代孔孟學徒，還常用來泛指有文化的人。畢竟那時候的文化普及率很低，大部分流派最初的知識體系基本都源自儒家，用“儒”來指代讀書人也就順理成章。
至於秦始皇坑的“儒”，用我們今天的視角來看，基本上屬於文化人中的敗類。
在戰國時期，盛行“躺平”的齊魯等地出現了一股風潮：追求養生。於是，一群鼓吹煉丹吃藥可以長生不死、聲稱能够上山下海求仙的“術士”興起了，他們忽悠了眾多權貴、富豪慷慨解囊，賺得盆滿缽滿。當然了，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這玩意說白了就是詐騙、洗腦。
但越是成功的帝王、越希望自己能再幹五百年，秦始皇也著了這些人的道。徐福、盧生、侯生等方士把胸脯拍得砰砰響，表示一定能搞到長生不老藥。然而，在拿到秦始皇支付的鉅款後，他們沒法完成任務、提交產品，這可咋辦？
四個字：反咬一口。盧生、侯生等人在背後痛駡秦始皇，聲稱他剛愎自用、貪戀權力、迷信法律，不是個好人，所以不配得到長生不老藥。罵完之後，他們攜款潜逃。
很顯然，這一舉動的本質就是——眼看騙術要被戳穿，於是找個與此毫不相關的理由對客戶進行人身攻擊，以此為自己的無能開脫；退一萬步說，秦始皇的上述做派不是一天兩天了，既然他這樣的人不配得到靈藥，當初收錢時為啥不提？
這就是詐騙。秦始皇勃然大怒，把咸陽城內的術士們一股腦地抓起來拷問；這些人哪裡見識過朝廷的手段？於是互相揭發、舉報，受牽連的越來越多。最終，秦始皇從他們之中圈定了460個，一律活埋在咸陽城外。
所以結論就是，所謂的坑儒，實際上是秦始皇報復那些詐騙、辱駡自己的方士、術士，並不是針對研習孔孟之道的儒生。上述的460人中也許會摻雜零星儒生，但他們遭殃的理由跟研修儒學絕無關聯。
至於“焚書”，則可以從西漢時期的“今古文之爭”管窺一斑。
所謂今文，就是漢代起盛行的隸書；古文，則是之前的篆體。
漢文帝時期，西漢朝廷廣開獻書之路，許多老孺根據記憶複述儒家經典，隨後用隸書記錄成書，這就是今文經；
後來，逐漸有許多人從家中的牆壁裏挖出了當初祖上埋藏的經書，它們都是用篆體寫成，所以也叫古文經。
但在實際上，今文經、古文經之間的差別並不大，兩者之爭的本質就如錢穆所說：“看起來是爭今古文，實際上是爭利祿，爭立學官與博士弟子，非真學術之爭也”。
這一事件側面透露出一個事實：秦朝確實開展了焚書行動，所以那些士子才不得不費盡心思把經書砌在牆裏。
不過，我們還是要更加客觀地看待“焚書”的起因與本質。
西元前213年，秦朝廷的一些博士指責當時正推行的郡縣制，說它不符合先王聖制——分封制，危害極大，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秦始皇下令百官討論這一課題，丞相李斯痛斥儒生厚古非今、誹謗國政，對抗君令、蠱惑人心，對政權穩定有極大危害，囙此提出以下建議：
對於以前的史書，只保留秦國記載的，其他各諸侯國編寫的史書一律焚燒；
除了朝廷的博士之外，其他人不得私藏《詩》、《書》，否則弃市；30天內不燒書的，臉上刻字、罰去修城牆；
醫藥、占卜、種植等書不再焚燒之列。今後秦朝奉行法令，想從事這一行當的，找各級官員學習。
之所以要燒東方六國的史書，是因為裡面會有一些對秦朝不利的記載。囙此，由於史料被大規模清除，後來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受到了巨大影響，甚至還出現了前後矛盾的現象。
至於對儒家經典、諸子百家範疇的書籍，是只燒百姓手裡有的，不燒朝廷保管的，目的很簡單：壓制不同思想，實行愚民政策，讓百姓們頭腦簡單，更容易接受管束。
其實這並非李斯首創，而是法家的一貫主張。早在《管子·法禁》中就強調：
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一國之君如果不能統一士人的思想，國家政策將無法得到執行，最終將會危及政權的安危。
無獨有偶，《韓非子·問辯》中也提出：“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與法令不吻合的言行必須加以禁止。
囙此，秦朝的焚書令，不過是法家一貫主張的落實而已，它的目的就是為了統一思想、維護大一統政權的穩定，跟“毀滅文化”不能劃等號。後來西漢建立後，很長時期內也延續了秦朝的“挾書律”，直到漢惠帝時期才解除。
做個總結：封建帝王坑殺詐騙分子，在如今看起來過於野蠻，但放在封建皇權時代其實談不上驚世駭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好事，後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鼓吹“長生不老”的歪風邪氣消停了不少；
至於焚書，用今天的視角來看那自然是極不可取，指望用愚民政策强化統治，無異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但用現代標準來要求幾千年前的古人，是不是過於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