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為啥會給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那只是他的外衣

漢文帝的仁厚,主要是為了適應現實需要:第一,根基薄弱,務實的處世之道。我們都知道,漢文帝劉恒的皇帝寶座是撿來的。對此,漢文帝不動聲色,甚至經常有禮貌的目送他離去。後來,對於一些犯法的大臣,漢文帝同樣採取迂回的管道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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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漢文帝本屬於哪個學術流派,《史記·儒林列傳》中有這麼一句很容易被人忽視的字眼:“……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刑名之言,也就是法家的那一套。

那麼,原本信奉法家的漢文帝,為啥會給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這就是他的厲害之處:心有猛虎,外在卻人畜無害;為了實現目標,他能够根據實際情況採用合適的管道,把仁厚的外衣、披在自己嚴刑峻法的軀體上。

漢文帝的仁厚,主要是為了適應現實需要:

第一,根基薄弱,務實的處世之道。

我們都知道,漢文帝劉恒的皇帝寶座是撿來的。西元前180年,以陳平、周勃為首的功臣集團聯合劉氏宗室除掉呂氏後,面對著擁立誰當皇帝的難題。

當時,從血統、法理而言,皇帝人選挺多;但功臣們的標準卻極端苛刻:

少帝劉弘以及梁王、淮陽王、恒山王,名義上是已故漢惠帝的兒子,但功臣們認為這都是呂後的陰謀,“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後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而且,如果這些諸呂所立之人當上皇帝,今後必定會對功臣大加報復,排除;

齊王劉襄是劉邦長孫,還出兵參與討伐呂氏,但劉襄的舅舅為人兇狠霸道,如果齊王為帝,其舅舅家搞不好會成為第二個呂氏,再次排除;

相比較之下,劉邦在世諸子中年齡最大的代王劉恒,風評一向極佳,時人都認為他仁孝寬厚,而且其母親薄氏一家為人也比較老實。一致通過。

尋常概念中,寬厚、老實自然是褒義詞;但在政治領域可沒這麼單純,可以解讀為:性格軟弱、根基薄弱、容易被控制。

表面上看起來,劉恒似乎確實是這樣的人:當初呂後執政期間,朝廷一陣血雨腥風,稍有威脅的劉氏宗族一律被除掉;而劉恒及其母親薄姬,則憑藉低調、人畜無害的人設躲過了一劫。

但這並不代表劉恒真的是個沒啥想法的老實人,更不會囙此對功臣們毫無戒心、感激涕零。雖然在北方的代地默默安守本分多年,但他對朝廷中發生的一切洞若觀火。囙此,當朝廷使者前來後,他一度非常擔心會中了功臣們的計謀。為此,不僅第一時間召集親信門商議對策,甚至還占卜預測吉凶。

緊接著,他先讓舅舅薄昭前往長安當面跟周勃確認,在得到肯定的資訊後,才親自帶著宋昌等親信南下。在渭橋上,宋昌代表劉恒與前來迎候的周勃一陣交鋒,雙方之間的試探、狐疑展露無疑。

囙此,即位後的劉恒,面對著這樣的情况:功臣們實力龐大、關係網盤根錯節,而且希望在政治生態中享有一定的話語權(甚至與皇權並駕齊驅?);而自己雖為皇帝,但家世普通、常年身處邊陲,屬於“過江龍”,在朝廷並沒有强大的根基支持。如果為政剛猛,誰也不能擔保會不會再次發生類似於功臣誅呂的事件。

第二,現實需要,解决社會矛盾的良方。

西漢王朝建立後,從劉邦到呂後,雖然秉承黃老之道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並陸續頒佈了減輕刑罰的措施,但整體上,秦王朝時期確立的“以法為教”政策由於其實用性,仍舊得到了延續;西漢初年,國家機器與群眾之間的對立之勢並未得到根本緩解。

同時,漢文帝即位前,西漢雖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但社會經濟的整體凋敝並未得到扭轉;同時,甚至還出現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况,農民遭受的剝削日趨嚴重,百姓生活困頓,一度緩和的社會矛盾日趨嚴峻。

囙此,無論在政治還是民生層面,漢文帝如果貫徹法家的剛猛政策,極有可能使已經初露端倪的君臣衝突、階級問題更趨激化;他的對策,是延續漢初的黃老之道,但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無為而治”,而是不亂治,代以迂回、懷柔的管道,以柔克剛、四兩撥千斤。

對功臣集團代表周勃的處理管道,把他的這種風格發揮得淋漓極致。

漢文帝登基後,對功臣們大加賞賜;而周勃認為自己連續對漢室立下大功,日漸驕橫起來,甚至不經意間展現出輕視皇帝的苗頭。對此,漢文帝不動聲色,甚至經常有禮貌的目送他離去。袁盎認為這樣有損天子威嚴,鄭重提出了勸諫;其後,漢文帝的神色變得越發嚴肅,而周勃則越來越敬畏。

我們有理由相信,漢文帝與袁盎是唱了一出雙簧:皇帝原本對周勃很客氣,但從道理上講,卻違背了君臣之儀,不得不在大臣的“勸諫”下改弦易張,潤物細無聲的轉換了對周勃的態度,卻未招致對方的敵對情緒。

後來,為了讓周勃遠離權力中心,漢文帝通過他人上門曉以利害,委婉的讓其第一次下野;

第二次,則是以催促各位列侯回到自己封地的名義,讓再度擔任丞相的周勃帶個好頭。此後,周勃再也未能回到權利覈心。

後來,對於一些犯法的大臣,漢文帝同樣採取迂回的管道進行處理。比如對自己親信張武受賄事件,漢文帝不僅沒有付諸司法部門,反而對其賜予大量財物,以此讓對方羞愧得無地自容:你不是缺錢嗎?那找我要嘛,何必要收受不義之財?

通過諸如此類的“硬話軟說、硬事軟辦”的管道,漢文帝既緩和了長期以來朝廷內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又慢慢收回了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

在民生及社會治理方面,漢文帝則主要有四大舉措:

改革司法制度,大大刀闊斧減輕刑罰,即位次年就宣佈廢除“收孥連坐法”,即:一人犯罪,家人收為奴婢、遭受各種株連的傳統法令;西元前167年,借著“緹縈救父”事件,他宣佈廢除肉刑,改為處以笞刑和杖刑,即不再對犯人截掉肢體,改為鞭打等懲戒、教育類型的措施。

輕徭薄賦。西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下令“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减為三十稅一(按1/30的比率收稅),這也成了此後的西漢定制。西元前167年,他還下令全部免去田租。後來,他命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從每年一次改為每三年一次,極大減輕了民間負擔。

厲行節儉。漢文帝在位23年間,宮室、園林、車騎儀仗、服飾器具等帝王配寘從沒有新增過;他曾想修建一個露臺,但聽說需要花費一百斤黃金後,立即打消了計畫;他自身時常身穿黑色粗絲衣服,後宮寵妃也身穿短衣,所用的帷帳從不刺繡;他自己的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陪葬,堅決杜絕金、銀、銅、錫……

廣施仁政。即位之初,漢文帝即下詔救濟鰥、寡、孤、獨和窮困之人;年齡八十歲以上的百姓,每月賜給米、肉、酒若干;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賜給帛和絮。

漢文帝“毋煩民”的政策,本質上是追求施政者與社會基礎各環節的協調關係,尤其注重下層群眾的“幸福感體驗”。他在位期間,西漢王朝逐漸國家强盛、百姓小康,開啟了“文景之治”這一封建時代的首個盛世。

但如果我們就此以為漢文帝只是個慈善皇帝,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漢初統治者都主張嚴格執法,漢文帝也不例外,他的無為、“毋煩民”,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

比如,對於漢文帝廢除肉刑的仁政,後世認為其實只是有名無實。漢景帝即位後,就對此進行了糾正:“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按照肉刑,原本很多犯人只是被剁掉腳指頭、胳膊,但並不會死;但在笞刑之下,卻往往被活活打死。漢景帝減輕鞭打次數後,這一情況才得以改觀。

而漢文帝舅舅薄昭之死,更是將他鐵面無情的特點充分展現。

上文提到,當初周勃等人之所以力捧漢文帝登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認為他的舅舅薄昭為人老實,不回重蹈呂氏的覆轍。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富貴和權勢會徹底改變一個人。

薄昭是薄姬的親弟弟。西元前195年,劉邦去世後,呂後把薄姬、劉恒派去封地代國,薄昭也陪著前往,三人也算是相依為命。到了西元前180年,在面對周勃等人派來的使者時,劉恒擔心有詐,薄昭冒著生命危險孤身進京打探消息,才堅定了劉恒進京的信心;而在漢文帝掌握大局後,也正是薄昭再次返回代國,把姐姐薄太后接到了長安。

囙此,起初的薄昭,對漢文帝而言,既是生活上的親人、又是稱帝路上的好幫手。他即位後,為了感謝舅舅一直以來的陪伴與扶持,將其任命為車騎將軍,並封軹侯。

但面對榮華富貴的持續衝擊,薄昭逐漸變得奢靡無度、驕縱不法,甚至還安插親信,干涉朝政,逐漸引起漢文帝的不滿。

到了西元前170年,越來越無法無天的薄昭,竟悍然殺害了朝廷使者,按照國法應當處死。漢文帝不忍殺他,讓其他大臣去陪其喝酒,想讓他醒悟自殺,但惜命的薄昭堅決不幹;於是漢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他家中大哭(即哭喪),薄昭這才明白自己毫無生機,只得自殺。

對於漢文帝殺舅一事,後世政治家頗有抗告。

魏文帝曹丕對此就不大贊成,他認為,對待舅父之家,原本就只能讓他們安享富貴、而不應該賦予權力。否則的話,很容易給自己造成一個困局:從政的親人犯罪後,該大義滅親、遵守國法,還是以私害公、徇私枉法?前者合理但無情,後者有情卻無理。囙此,漢文帝如果一早就限制薄昭,就不會面臨逼死親舅舅的困境。

我們姑且不論漢文帝是不是有過錯,但他之所以堅持殺掉於自己有恩、有情的親舅舅,想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就像司馬光說的那樣:“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殺掉犯法的親舅舅,也許是為了對世人殺雞儆猴:在自己這裡,即使至親犯法,也得與庶民同罪。這正是法家刑名之言的覈心理論之一。

後來的漢宣帝曾經這樣訓斥兒子劉奭(即漢元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霸道,即從秦朝照搬的嚴刑峻法;王道,則是漢文帝的柔和治國之道。但從漢文帝在位期間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是外王道、內霸道,後世封建社會的外儒內法,也許正是從他開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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