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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故事膾炙人口，如果說三國最霸氣的君主，大多數人一定會說曹操。陳壽的《三國志》稱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但如果站在東漢末年的歷史背景下，這麼說就有些過譽了。
曹操的成功，經過了不斷的對外征伐和對內鬥爭。除了他個人的雄才大略，來自潁川集團的奧援，也是他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曹操儼然成了國民偶像
當曹操剛剛迎奉天子的時候，他還不能隨心所欲的大權獨攬，更不會像影視劇中那樣，在還沒打敗袁紹的情况下，就大肆屠殺漢臣。
從這一時期開始，曹操的頭上始終懸著達摩克裡斯之劍。如何處理與漢室皇權、潁川集團的關係，决定了曹操能否在西元208年，開啟奪權代漢的征途。
1.漢室借屍還魂與曹操獨孤求敗
天子是君，曹操是臣，如果君臣各守其道，原本是能相安無事的。然而東漢末年的皇權，經過外戚、宦官的你爭我奪，已經淪為敲骨吸髓的工具。桓靈二帝本人，更是昏聵不明荒淫無道，以致漢室傾頹，奸臣竊命。
自李傕郭汜之亂以後，天子一度亡命於野，食不果腹。而當初朝廷為了平定黃巾之亂，解鎖了州郡自主的大權。如今群雄並起於州郡，脆弱的皇權對他們來說，除了象徵東漢的正統存續以外，已經沒有任何權威。甚至在世家領袖袁紹的眼裡，這樣的天子連爭奪的價值都沒有。
在這樣的局面下，潁川集團的“話事人”荀彧，力主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於是已經失去權威的漢室朝廷，在潁川集團和曹氏軍團的努力下，重新構建起來。但歸根結底，皇權勢力、潁川集團、曹氏軍團，只是互相利用的三股勢力而已。
亂世的烽火，暫時毀滅了兩漢以來的儒教本位君主集權政治形態，漢室天子的正統號召力，無非是借著文化的慣性死而不僵，而這種慣性恰恰在潁川集團中佔據主導。
然而漢室朝廷的物質基礎，畢竟源自曹操軍政府的屯田政策，囙此唯有曹操才能重建漢朝的實體，包括經濟、體制和軍事力量。而人才濟濟的潁川集團，又為早期曹操的發展起到了極大助力。囙此，以天下為己任的潁川集團，自然成了協調兩方的“萬金油”。
漢室有名分，曹操有實力，看似是非常和諧的組合。但是在君主集權政治的思想慣性下，皇帝和他身邊的人，不希望曹操大權在握，時刻都想著借屍還魂。從西元196年曹操迎接天子都許，一直到西元220年曹操去世，由皇權間接發起或歸因於皇權的政變，伴隨了曹操的後半生。
不過，在西元200年董承之變的時候，曹操早就對此有所防備。西元204年，曹操奪取鄴城，河北袁氏敗局已定，此時他便著手尋求自身權力的合法性。而他首先要面對的阻力，卻是他的老戰友荀彧。
2.皇權籠罩下的理想之血
要分析曹操和荀彧的衝突，首先要分清東漢王朝的體制特色。東漢開國之初，劉秀目睹了西漢末年的王莽代漢，做了皇帝以後十分提防强臣。於是親自掌握大權，架空地位尊崇的三公，將政事都歸尚書臺管理。
尚書臺處在皇帝的宮禁之內，囙此直接聽命於天子，使得皇權得以直接掌控朝廷。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漢末，到了曹操迎天子之後，在漢室皇權、潁川集團、曹氏軍團的三方共謀之下，任用荀彧以侍中的身份，守尚書令一職。
荀彧出身於漢末的經學世家——潁川荀氏，而儒家經學自董仲舒以來逐漸成為漢室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門學問，也就是以儒學為主、綜合百家，服務君主集權的一種思想。到了東漢，光武帝劉秀對這一學問進行了重大調整，弱化了“天人感應”限制皇權的思想，强化了“大一統”理念的“王道三綱”，從而正式確立了經學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崇高地位。
隨後，經學在百餘年中根深蒂固，並培養出了一批以此為進身之階的世家大族。這些世家大族世代為官，逐漸把持高位和輿論導向。到了東漢後期，皇權常由外戚宦官代言，此時的皇權上無天意束縛，下無强相制約，囙此成為他們滿足私欲的工具。
缺乏限制的皇權在烏煙瘴氣的欲望薰染中，肆無忌憚的劣性質變，激起了一批經學世家或名士的激烈責備。於是皇權掀起了三次“黨錮之禍”殘酷鎮壓，導致東漢末年的世家大族，早已對皇權大失所望，這也正是袁紹藐視天子的根本原因。
世家大族在東漢後期多與皇權為敵，但眼見皇權衰落後天下並未變好，於是對是否要推翻漢朝產生了疑問。荀彧和他的潁川集團，正是這種經學世家和士人的代表。
曹操與荀彧的訴求不一樣
囙此當曹操軍團的利益和皇權產生衝突以後，儘管荀彧未必認可皇權，但他依然會慣性的站在漢室一邊。這種政治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潔傲岸的個性，决定了荀彧最終的悲劇結局。
3.曹操頭上的達摩克裡斯之劍
西元200年，董承一黨聲稱奉“衣帶詔”誅殺曹操，結果事敗，被定性為謀反而族滅。這一事件無疑在皇權和曹操之間，製造了衝突的裂痕。荀彧作為兩個勢力的中間人，似乎沒能封锁反曹情緒的滋長，險些釀成大禍。這雖然不能說是他的責任，但足以讓曹操重新審視三方勢力的關係。
從官渡之戰開始，直到西元204年奪取鄴城，整個北方的局勢來了個180度大反轉，曹操取代袁氏成為新的霸主，自領冀州牧一職。此時立刻有人建議，請曹操改東漢十三州為上古九州，令天下賓服。
且不論這個建議的邏輯是否正確，他的關鍵意圖是擴大曹操的冀州。因為在上古九州時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為九州最高，地盤也非常廣大，一旦恢復，無疑會讓曹操軍團的權勢大增。
然而荀彧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曹操剛剛奪取鄴縣，海內驚駭，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盤被奪，如果此時强行購並大州，必會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後，修復漢朝的故都，再南下問罪劉錶，讓天下都明白他“興漢討賊”的宗旨，那時大局已定，再議古制不遲。
荀彧這麼一說，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不得不把這事暫時擱置了（《三國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太祖將從之，彧言曰……太祖遂寢九州議。）。
荀彧之言，雖然是老成謀國之論，卻有意無意的忽視了曹操的根本利益。從迎奉天子之後到現在，曹操的正式官職一直是司空行車騎將軍。“司空”是三公之一，本無實權，“行”則表示代理，車騎將軍雖然是三公之階，又能開府，但曹操的“行車騎將軍”儼然是一個“臨時工”。
更何况，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亂時，還殺死了他的女兒——身懷龍種的董貴妃，而自稱持有“衣帶詔”的劉備依然逍遙法外，客居在劉錶麾下，時時惦記著北伐。
董貴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結
如果說，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不得已向曹操“出售”權力，換取他的保護和支持。那麼隨著北方大局略定，曹操還有什麼理由顧及天子的感受呢？於是在西元208年六月，曹操廢除三公，仿效漢初的制度，自領丞相。
3.最後一次三方媾和
曹操廢三公，稱丞相，其實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歷來不被人們所重。從西漢到東漢，皇帝把相權分為三公，又架空三公，獨任尚書令，目的無非是削奪相權對皇權的制約，將權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囙此，西漢初年的丞相，其實是兩漢人臣制度性的巔峰，其權力範圍和政治地位都遠遠超出東漢時代的任何具體職位。而且丞相時代的尚書令，不過是尚書臺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
所以曹操當丞相無疑是對東漢體制的顛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操是如何爭取到潁川集團和漢室皇權的認可，而順利實現的呢？
其一，曹操的實權其實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謀的結果，為曹操順利過渡到丞相提供了權力基礎。
前文已述，曹操的正職權力不小，只是地位不穩。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操還曾被授予“假節鉞、錄尚書事”的重大特權，這給了曹操充分的權力上升空間。
“假節鉞”是戰時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權，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節將的生殺大權。“錄尚書事”顧名思義可以管理尚書臺事務，節制尚書令，是位高權重之人的加官。這是天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送給曹操的一份權力大禮。
儘管這兩項權力，在後來的歷次官職變動中，史籍都沒有贅述，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天子應該也沒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操的實際權力，早已在兩大特權的影子之下瘋狂滋長，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勳威望，也只有漢初的丞相一職，才配得上當時的曹操了。
其二，劉備的“衣帶詔”已不合法，“撥亂反正”的緊迫性，讓天子不得不承認曹操的丞相地位。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脉络中，董承之亂已經被定性為謀反，囙此劉備的“衣帶詔”自然是子虛烏有，劉備自然也是矯詔謀反。
但是，劉備客居在荊州劉錶處，由於劉備的活躍再加上劉錶的支持，“衣帶詔”的問題儼然成了曹操的單方面認定。如果曹操不能為自身的合法地位張目，那麼“衣帶詔”自然也會變成劉備和劉錶的政治優勢，這就等於默認了“衣帶詔”的合法性。
所以，曹操必然要求漢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讓自己的權力合法化，這樣才能抵消“衣帶詔”的負面影響。而無論“衣帶詔”實際上是真是假，天子都不敢公開和曹操的衝突，荀彧作為中間人也不會贊成。於是，當曹操提出自為丞相的要求以後，漢室唯有言聽計從。
其三，面對以荀彧代表的經學世家，曹操聰明的喂了他們一顆糖，實際卻是糖衣炮彈。
西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從匈奴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家、書法大家，身為名士廣有聲譽，而且和曹操有“管鮑之好”，是一對忘年交。
曹操這一舉動，既是讓蔡邕的血脈回歸故土，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師重道的形象。文藝作品由此聯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曹操此舉也必然傾注了政治用意。
政治軟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在他的理想中，曹操依然是那個為了漢室奔走呼告的熱血將軍，禮賢下士，從善如流。他恐怕沒有料到，成為丞相的曹操，再也不是他這個尚書令能够制約的了。今日的糖衣炮彈，四年以後終於完成了致命的一擊。
5.一場失敗的戰爭開啟一個王朝
廢公稱相，根本上是曹操為鞏固權力以自保，而採取的權力合法化手段。
這一次，曹操通過隱秘而穩健的手段，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順利成功，即便是聰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實實的關了起來。
但是，劉備和他手中的“衣帶詔”依然在世，威脅權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沒有解除。於是，曹操奇襲荊州打跑了劉備，從荊州一路追到了赤壁，然後出人意料的敗了。在這次失常的發揮中，不光是曹操本人驕傲自大，就連少了郭嘉的四大謀士，也沒見任何正常發揮，難道這只是巧合麼？
根據史書記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四人，除了賈詡建議曹操在荊州安民樂業，使孫權不戰自敗以外，其他三人均沒有對進軍孫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連參與的記載也沒有，荀彧只是前期獻上了奇襲荊州之策，而程昱只是向眾人分析了孫劉聯合的必然性。而且，賈詡的建議也被否决了。
聯想到諸葛亮和周瑜對曹軍實力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曹操東征孫權，在內部本來就不被眾人看好，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荊州以後，一個突發奇想一意孤行的决定。但是，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難道只是為了消滅劉備，讓自己的合法性完美無瑕麼？
出於“為尊者諱”的目的，史籍關於曹操一方赤壁之戰的謀劃描述甚少。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曹操在戰後的行動軌跡，來推測曹操發動戰爭的目的。
此後到西元219年，劉備的在漢中、荊州對曹操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勝利，曹操奪權代漢的計畫被強制打斷。他本人也不得已說出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名言，於西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赤壁之戰的失敗，恰恰開啟了曹操奪權代漢的步伐。赤壁之戰無論勝敗，曹操都能在戰後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根本就是曹操為了政治目的而發動的戰爭。
故而當客觀條件對曹軍並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强行進攻，這或許就是四大謀士失語或反對的原因。甚至在此戰之後，程昱還被曹操“杯酒釋兵權”，一度傳出謀反的流言，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戰前的言論不無關係。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這四比特謀士除了賈詡之外，無不和荀彧過從甚密。可見，潁川集團及其政治盟友，面對曹操不顧客觀條件强行攻打孫權，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對的冷漠態度，這或許是猛然覺察到曹操的真實意圖，但也只能靜觀其變了吧？畢竟潁川集團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最後為理想殉道的，也只有令君一人。
現在，當我們重新審視曹操在西元208年的行動，從稱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邏輯。不顧軍力缺陷、强行東征的决定，並不是一句“驕傲自大”就能說清的。
至此，曹操在內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勝利，那個不可一世、城府極深的陰謀家曹操，此時才登上了歷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