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之後國家轉型!安史之亂對歷史帶來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安史之亂對歷史帶來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捩點,戰亂導致的一系列後遺症,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氣質。此外,唐庭大量的誘降安史叛軍,這些叛軍歸降後仍保持原來的編制。日本學者認為安史之亂後,中國由開放的唐型國家向內斂的宋型國家轉變。的確,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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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捩點,戰亂導致的一系列後遺症,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氣質。為何表面上小小的一場戰亂卻有如此大的餘震,隨爛柯人君一起瞭解一下吧!

(《妖猫傳》劇照)

一、安史之亂與盛世落幕

唐玄宗時期,大唐建國一百多年的積蓄噴湧而出,描繪出一幅壯觀的盛世畫卷。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自天子到庶人,無不因“我唐”的氣派而自豪。在這繁華盛世中,一切都可以得到包容。皇帝是統攝天下的“天可汗”,各族人民一律平等,都是大唐的子民。大唐文化因吸納進各種外來文化而變得多姿多彩,具有世界性。

(《妖猫傳》劇照)

面對如此盛世,年老的玄宗漸漸失去了年輕時的政治銳氣與奮發精神。大唐百年發展隱藏的隱患沒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是不斷茁壯成長,發展到足以吞噬唐帝國的程度。玄宗晚年的任人唯親無疑是一支催化劑,大大加速了衝突爆發的行程。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大唐在短時間內由巔峰跌落到穀底。

安史之亂平定後,仍有一系列的後遺症困擾著大唐,讓大唐君臣都無法安心度日。回想起噩夢一般的災難,面對無法收拾的爛攤子,許多士人都在反思是什麼導致了安史之亂,以及積極的尋找對策,做出了許多改變。而這許多改變,無疑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勢。

二、“天可汗”到“華夷分野”

安史之亂後,唐人出於自覺為此次大亂找原因。由於叛軍的首領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胡人,且其軍中將領和阿兵哥多契丹、突厥、奚人,所以矛頭直接指向胡人。在戰亂中,唐王朝為迅速平定戰亂,曾多次向回紇借兵,回紇也慷慨的向大唐施以援手。但回紇每次在取得勝利後,都要對當地進行搶奪淫掠作為回報。在回紇幫助唐軍收復長安與洛陽以後,這兩地居民都遭受了數日野蠻的如強盜一般的掠奪。此外,安史叛軍是唐代的東北邊防軍,東北作亂,唐帝國急忙調用西部邊防軍平叛,造成了西部邊防力量的空虛。西部的吐蕃、南詔趁機入寇,帶來了持續不斷的兵灾。

(《長安十二時辰》胡人劇照)

安史之亂帶來的許多連鎖反應,人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連年不斷的戰爭,而這背後都有胡人的影子。這些戰爭無疑加劇了唐朝士人對於胡人的仇恨。唐代建國初,經歷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王朝由於政治統一和國力强盛也大大加强了統禦周邊各族的能力,漢族與各民族整體上維持著一個和諧的局面。且李唐皇室含有鮮卑族的血脈,唐王朝開創了華夷一統的恢宏局面。“天可汗”唐太宗讀史時,提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然後自豪的說道“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這種華夷一體的局面在安史之亂後被打破,士人心中夷夏之防的概念又樹立起來,對少數民族的成見日益加深。大詩人白居易《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一詩中有雲:“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幹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詩中的“法曲”是一種胡樂,他認為是這種胡曲壞了中華的正樂,正是因為唐朝人沉醉於胡風,導致了胡人的入侵。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可當初花萼樓在演奏受胡風影響的霓裳羽衣曲時,君臣絕對無人會想到胡人會背叛和傷害大唐。

(《妖猫傳》白居易)

三、“出將入相”到文武分途

安史之亂帶來的最嚴重後果無疑是藩鎮割據與武人專權。唐王朝為了迅速平定叛亂,無奈地進一步賦予平叛節度使權力,使這些節度使手中掌握著完全聽命於將領的武裝。此外,唐庭大量的誘降安史叛軍,這些叛軍歸降後仍保持原來的編制。藩鎮問題最嚴重的地區為叛軍的老窩河北,典型為河朔三鎮。魏博、盧龍、成德三鎮自亂後,名義上聽命於大唐皇帝,實際上成為獨立的諸侯。三鎮的節度使完全世襲或由軍人推選,只需在新的繼承人產生後向唐庭彙報;三鎮的賦稅收入完全截留本地,由本地將領支配;三鎮實際成為一個全民皆兵的軍事化社會,三鎮都保持著强大的常備軍,對抗唐的削弱或互相征伐。

(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形勢圖)

跋扈的武將使士人對於武人的成見越來越深,當時在玄宗時已萌芽的文武分途思想變成現實。唐以前,某官員任職文官或武官並沒有嚴格的限制,文可筆下定國策、武可上馬平天下是無數士人的理想。以三國時期為例,司馬懿、趙雲、陸遜可以說都是眾所周知的儒將,吳國武將呂蒙讀兵書後令人刮目相看。到唐建國時,這一現象達到了極點。

隋唐王朝建立者及上層貴族均根源於西魏北周的關隴集團,這本是出自於武川鎮的軍人集團。隋唐皇帝為武將之後,故有濃厚的尚武精神。唐初,李靖、李績、候君集等均以軍功拜相。故出將入相、文武不分成為一種常態。到玄宗時、張說、牛仙客、李適之等人均由地方節度使調任為相。到李林甫為相時,為避免軍功將領爭權,上書“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這觸動了玄宗擔心朝臣與邊將勾結的擔憂,同意了這一提議。囙此軍權漸漸掌握於安祿山、哥舒翰等尚武輕文的少數民族或教育落後的寒族士人手中。隨著承平日久,唐開國的貴族也完全文士化,不必再浴血疆場來謀求高官,漸漸輕視武職。武將集團整體文化水准較低。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安史亂後出現藩鎮割據,武將專權的現象。現實與文化偏見使士人極端仇恨武人,而且十分鄙視武職。士人均以文職為榮,以武職為耻。唐後期,朝臣們屢次向武則天開創的武舉發動攻擊,削减其規模。同時降低與文聖人文宣王孔子齊名的武聖人武成王呂尚的祭祀規格,體現對武人的歧視。大唐再造功臣郭子儀為人仁善,《唐語林》卻記載因一判官諷刺他為“武人”而發怒仗殺此人,說明他十分介意別人說自己為武人。唐後期,中央官員一個叫張宗厚的官員到了河北,諷刺當地軍將“今天下無事,今汝輩皖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此人最終也被軍士作亂所殺。

唐末五代武人的勢力達到了巔峰,梁、唐、晋、漢、週五代以及北宋皇帝都是憑藉軍權上臺。但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武人不僅在名譽上被貶到低谷,在實際權勢上也處於真正的下風。整個社會形成崇文抑武的風氣,縱使狄青、嶽飛這樣戰功赫赫的將領,也始終被士大夫階層小瞧。漢民族自此也漸漸失去尚武的傳統。

文史君說:

近世以來,日本史學界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指出安史之亂是中國中古史和近世史的分界線。日本學者認為安史之亂後,中國由開放的唐型國家向內斂的宋型國家轉變。的確,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水嶺。由於作亂者的身份標籤是胡人,且戰亂中又有其他少數民族或乘機要脅、或趁火打劫。大唐百年來營造出的包容胡風的傳統被士大夫們質疑,夷夏之防重新被搬上了檯面。中華文化漸漸變得內斂化,開始排斥周邊少數民族,強調夷夏有別。亂後藩鎮割據、武人專權的局面,文人士大夫處於弱勢群體,只好在文化上對其歧視,漸漸使整個社會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出將入相”的傳統被打破,政治完全由文人士大夫把持。漢民族自此也漸漸褪去了尚武的氣質,變得文質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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