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之役的勝利背後,隱藏著哪些問題?

很多人都不瞭解寧夏之役,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萬曆二十年九月十七日,李如松領兵攻入寧夏並將拜圍在府中,拜於絕望之中自縊身亡,大明贏得了萬曆三大征之一的寧夏之役的勝利。但是如果認真看一看被勝利光芒所遮蓋的寧夏之役暴露出來的問題,則不難發現這場勝利對大明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人都不瞭解寧夏之役,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萬曆二十年(1592年)九月十七日,李如松領兵攻入寧夏並將拜圍在府中,拜於絕望之中自縊身亡,大明贏得了萬曆三大征之一的寧夏之役的勝利。

單從表面上來看,通過這場勝利,明軍在李如松和麻貴的率領下不僅全殲了拜叛軍,還在賀蘭山下重創了套虜(盤踞在河套地區的蒙古部落)蔔失免、莊禿賴的三萬騎兵,有力的鞏固了大明的西北邊防,使得大明即使到了崇禎末期,也不必為西北邊患憂心。但是如果認真看一看被勝利光芒所遮蓋的寧夏之役暴露出來的問題,則不難發現這場勝利對大明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問題一:以文制武

明初,雖然朱元璋曾極力避免因文武失衡而導致的軍力孱弱、藩鎮割據等問題,但是由於大明是在戰爭的基礎上建立的,所以直至土木堡之變前大明武將的地位都要高於文官。

國朝建寘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州官亦然。——陸容《菽園雜記》

宣德時期,以明宣宗拒絕英國公張輔率軍平定交趾叛亂和聽從三楊內閣放弃交趾的建議為標誌,明代開始從武將地位高於文官轉變為以文制武,至萬曆時期,以文制武的事實在武將和文官心中已經根深蒂固,比如說名將戚繼光和李成梁在內閣首輔張居正面前都得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

如果對比一下正統十三年(1488年)武將李暠在路上遇到文官李玉不避道而將李玉杖責的情况,則不難發現明代文官地位青雲直上、武將地位遁入地底的事實。這一事實發展到萬曆時期已經演變成了文官憑藉以文制視為理所當然的附庸。

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其時都司之橫如此。——《萬曆野獲編》

所以,萬曆十九年(1591年)火力赤部進犯洮河時拜出於對黨馨所派將領土文秀統兵能力的懷疑而向總督鄭洛自薦領兵抵禦火力赤的舉動才會被黨馨認為是對自己的輕視。

此後,黨馨為了給拜點顏色看看,先是將拜的親信赤力赤刀杖殺,接著又將拜的義子奕、襄鞭打後收監,然後又捶打了拜的兒子承恩。拜對此是一忍再忍。

面對拜的一忍再忍,黨馨依然不肯甘休,萬曆十九年底,黨馨不僅停發了拜麾下士卒的餉銀,還强令他們必須交齊往年拖欠的屯田賦稅。這種情況下,忍無可忍的拜令承恩聯絡在士卒中有較强影響力的劉東暘、張文學等人共同發動叛亂。

雖然由拜叛亂引起的寧夏之役是以文制武所導致的極端個例,但是由以文制武引起的文官蔑視武將沒文化、武將輕視文官不知兵的情况更加不能忽視,因為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明軍的戰鬥力視文官的軍事才能而定,還導致了文官武將之間的尖銳衝突,薩爾滸之戰的慘敗、張春的全軍覆沒、左良玉和賀人龍連崇禎皇帝寵臣楊嗣昌都不放在眼裡皆與此脫不了干係。

問題二:武將家丁

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明代的武將家丁出現於正德時期、發展於嘉靖時期、興盛於萬曆時期,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明代衛所士卒和三大營京軍戰鬥力的下降、武將地位的降低。

這種情況下,明代統治者推動武將家丁發展的目的就很明顯了——以武將家丁取代衛所士卒和三大營京軍成為守衛邊防、平定內亂的主力;通過武將蓄養家丁的管道來提高武將的地位,進而使其能對權力越來越大的文官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在武將家丁處於興盛狀態的萬曆中前期,明代統治者推動武將家丁發展的目的明顯達到了:李成梁依仗家丁在遼東取得了“二百年未有之武功”、李如松和麻貴等人依仗家丁平定了拜叛亂、劉挺依仗家丁在播州之役中立下了大功,並且任何一比特遼東督、撫大臣都不敢將擁有三千家丁的李成梁視為附庸。

但是,明代統治者在推動武將家丁發展的同時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武將家丁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以拜為例,他之所以能當上寧夏總兵就是因為依仗千餘家丁屢立戰功,同樣也正是這千餘家丁給了他繞過巡撫黨馨向總督鄭洛自薦以及發動叛亂的底氣。

萬曆五年,哮拜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救,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禦史羅鳳翱以聞,報可。——《萬曆三大征考》

問題三:兵變頻繁

拜憑藉千餘家丁發動的叛亂之所以能演變成為萬曆三大征之一的寧夏之役,主要是因為寧夏附近的衛所士卒也一同發動了兵變,依據海恩法則,寧夏之役前大明必然存在兵變頻繁的問題。

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海恩法則

從萬曆十年至萬曆二十年寧夏之役發生前,僅《明神宗實錄》中記載的規模較大的兵變就有六起,其它規模較小或者是未遂的兵變數量則更多。

萬曆十年三月,杭州東西兩營兵嘩變,縛毆巡撫吳善言。萬曆十一年,廣東羅定左右營卒嘩變,攻周鄰州縣。萬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士卒起事,擊傷總兵沈思學。萬曆十五年,鄖陽軍卒嘩變,擊毀生員廬舍。萬曆十六年,甘肅軍卒嘩變,擊殺巡撫曹子登未遂。萬曆十七年,雲南永昌衛營兵嘩變,圍攻永昌、大理。——《明神宗實錄》

由此可知,寧夏之役絕非一次偶然事件,它的背後是文官對武將和士卒的蔑視、武將為蓄養家丁而不顧其他士卒死活等所有導致兵變頻繁的衝突的累積。

寧夏之役後,大明只是看到了勝利的光芒,而忽視了被勝利光芒所遮蓋的問題,最終在崇禎時期以文制武問題的結果是明軍整體戰鬥力的低下、武將家丁問題的結果是武將以家丁為依仗不聽朝廷和文官的調遣、兵變頻繁問題的結果是給農民起義軍提供了大量兵員,所以,寧夏之役就成了一場對大明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好事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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