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貞觀”為唐太宗李世民年號，出自《易·系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貞，正，常；觀，示，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大隋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
他像荀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囙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征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鏡矣。”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聯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國威遠播四方。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是世界的國際盟主。
總之，在太宗執政的貞觀年間（西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親歷隋末的社會大動盪，他以隋煬帝楊廣的破家亡國為戒，接受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從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在政治上勵精圖治，實行了一系列的開明政策和措施，政績卓著。他曾說：“水可以載船，也可以覆船，群眾好比水，人君好比船。”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就不能過苛地對待群眾。囙此，他很注意傾聽不同意見，鼓勵群臣犯顏直諫，並留心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當官，不計身份，不別親疏，推行“任人唯賢”的政策。
首先，他罷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劉洎、馬周、李績、張亮等，這些人大都是知識份子，熟悉歷代興亡的史實和封建思想家治國的道理，特別是許多人參加過農民軍，對農民革命的偉大力量有所瞭解，處理政務比較接近實際。李世民還能通過選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進入最高統治集團，通過修《氏族志》和發展科舉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勢力，適應了庶族地主發展的歷史趨勢。李世民又以隋煬帝拒諫飾非為鑒，虛懷博納，從諫如流；魏徵、劉洎、岑文本及馬周等諫臣盈廷，多能面折廷爭，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見和責備，囙此皇帝能够較好地實行“君道”，避免和糾正了許多錯誤。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據舉賢任能的原則，用賢良，退奸佞，因而忠賢滿朝，人才濟濟。如房玄齡、杜如晦是貞觀王朝的著名賢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數職的名臣。太宗舉賢任能不避仇，以誠信待下，信賞必罰，調動臣下的積極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進一步嚴密了三省六部制，規定三省長官，尚書省的尚書僕射，中書省的中書令和門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職權。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員加以“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頭銜為宰相，參加政事堂議事。宰相人數增多，可以集中多數意見，避免一兩個宰相專權。而且宰相品位不高，進退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機构中庶族地主佔優勢。
其次，以變重為輕，務行寬簡的精神立法，選擇執法官吏，儘量避免枉濫；國君率先遵守法制，執法不避親貴。重視地方政治，慎擇刺史，吏治比較清明。釋放宮女，縱放鷹犬，提倡節儉，避免不必要的戰爭，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發展生產，以緩和階級矛盾。他堅持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休養生息，獎勵農耕，使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太宗貫徹“重今朝冠冕”的原則，令高士廉等修成《貞觀氏族志》，並禁止山東大族賣婚求財，抑制了舊士族的勢力。由於執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於勞動人民的辛勤努力，貞觀時期出現了牛馬布野，穀價低廉，社會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還注意各民族的關係，促進了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可與漢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實行的政策和措施雖然具有進步性，但都是服務於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貞觀時期勞動人民仍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貞觀後期，唐太宗逐漸走向奢靡，有時浪擲民財，納諫、用人、執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東征高麗的戰爭則給中朝人民帶來了苦難。這說明“貞觀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