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易經》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有聽友這樣說“能把這麼難懂的書，用簡單地語言，平常的對話，娓娓道來。人人聽得懂，聽的明白，太厲害了吧”。張其成講《易經》點擊率已超過2300萬，入選用戶“口碑好課”，讓我們在《易經》《內經》的智慧中，遇見更好的自己~
首先歡迎大家走入《易經》神妙的世界。
《易經》看起來離我們很遠，其實離我們很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可能都與《易經》有著密切關係，比如在霧霾的天空下要怎麼呼吸，我們會呼吸嗎？你可能會說誰還不會呼吸呢？其實生命就在於一呼一吸之間，怎樣呼吸一門大學問。
在新的一年裏，我們運辰如何？
我們的一菜一飯要怎樣搭配？
我們適合於做什麼工作，不適合做什麼工作？
適合和什麼樣的人交朋友、談戀愛，不適合與什麼樣的人交友、戀愛？在職場上，和不同的上司怎樣相處等，這些人生的命運問題，或許我們都可以從一本書裏找到解决問題的答案，這本書就是《易經》。
《易經》究竟是本什麼樣的書呢？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魅力？我先說一說我是怎樣接觸這本書的。
我上中學的時候，正是文革期間，那時候像《易經》這種書，是要被當作四舊被燒掉的。我家裡偷偷藏了一些線裝書，就是舊書，我特別喜歡看這種書。聽說《易經》是本算命的書，我特別好奇，就偷偷偷地看。但是看不懂，只看到裡面有各種線段，一種長線段，一種短線段，畫出來的這種符號，感覺特神秘。那個時候我有一個遠方親戚，是一個道士，文革的時候還俗了，我就偷偷問他，他就給我講陰陽五行、六爻、八卦，教我用易經來看相、算卦、看風水。
後來我父親知道了，他就告訴我《易經》不純粹是用來算命的，《易經》還可以用來看病。我父親是第一届國醫大師，那個時候他告訴我學中醫有兩本書是必須要讀的，一本是《黃帝內經》，另一本就是《易經》。
我國古代有個藥王，叫孫思邈，他就說過“不懂易經是成不了一個大醫的”。這樣一來，我就更感興趣了。後來我上了大學、研究生，學習了古代文學、古代漢語，這樣就可以比較輕鬆地來讀《易經》了。
1988年，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南京，我就在南京面對社會開設了《易經》這門課，這在當時是有一定風險的，沒想到來聽講的人擠滿了教室，教室的後面、走廊上，都站滿了人，連窗外都站滿了人。我看到大家對《易經》這麼感興趣，非常高興。
為了講好《易經》這門課，我開始大量收集有關《易經》的資料。發現不僅我們中國人對這本書著迷，還有很多外國的科學家對這本書也很著迷。比如德國有一個數學家，叫萊布尼茲，他就從《易經》八卦裏看出了二進位；丹麥有一個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叫波爾，它從太極圖裏看出來波粒二象性原理。
這本被很多中國人都當作封建迷信、所謂算命的書，卻被外國人當做寶貝，這就更加激發了我深入探究的興趣。於是我就開始萌發了要編一部易學大辭典的念頭。
當時，我們沒有電腦，也沒有互聯網，完全靠人工。我就查找了古今中外大量的資料，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主編完成了《易學大辭典》，一共是一百七十二萬字，1992年就由華夏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大型易學工具書。
接著，我又花了兩年的時間主編完成了《易經運用大百科》，1994年出版，這也是我國第一部易經運用的百科全書。
在學習《易經》的過程當中，我漸漸發現《易經》博大精深，還應該跟名師學習。當時我已經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當時研究《易經》有一個泰斗，就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著名教授——朱伯昆教授。朱先生在我編寫《易經大辭典》的時候，曾經指導過我，於是我就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我想報考您的博士”。他說“我已經不招生了”，我說“那我特別想跟您學，怎麼辦呢？”他說：“那你問問北大研究院吧，看看我還能不能招？”於是我就馬上打電話問了北大研究生院，研究生院負責招生的衕誌就說：“只要朱先生想帶，就可以招。”我當時聽了，十分得高興，也十分地感動，所以我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淡淡地說了句：“那好吧，你就準備考試吧。”1994年我就考取了朱伯昆先生的博士生，也就成為朱先生大陸的關門弟子。
在北大攻讀博士的這三年中，我的收穫是巨大的。朱先生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易學上面，就是《易經》之學，他的代表就是四卷本的《易學哲學史》。他發現我國古代歷代著名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受到了《易經》的影響。有的是對《易經》進行了發揮，有的是借《易經》來闡發道理。他還告訴我，他的老師馮友蘭先生一生都重視《易經》。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哲學史的開創性人物，他把《易經》看成是宇宙代數學，是一個最高的哲學。馮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他去世時95歲，他的臨終遺言是這麼說的：“中國哲學在21世紀將大放光彩，你們要注意《周易》（即《易經》）。”
馮先生的話對我觸動很大，本來我和大家一樣，以為《易經》就是講占卜、算命的，沒想到它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這麼高的地位，它在世界未來的發展中有這麼大的作用。馮先生晚年的時候就說過“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研究《易經》哲學”，而朱伯昆先生恰恰就在這一點上彌補了馮先生的不足。可以說朱先生用幾乎一生的經歷在研究《易經》、易學哲學。
我在跟隨朱先生學習《易經》的日子裏，深深為朱先生獨到的見解所折服。朱先生的易學哲學研究使他成為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第三代帶頭人。
記得1998年，在朱先生75周歲的時候，北京大學哲學系給朱先生辦了一次研討會，會上中哲史的主任陳來教授深情地說“朱先生是繼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之後的第三代中國哲學的代表，希望朱先生一個人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會後，我就問朱先生：“您寫嗎？”朱先生說：“我不寫。”我說：“為什麼？”他說：“我再寫也寫不過馮先生。”當時，我聽了之後非常震撼，這就是朱先生，他知道要全面超過他的老師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在易學哲學史上下功夫，這點超過了他的老師。我也深深地知道，我要在易學上超過朱先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一輩子潜心地學習，只希望在《易經》的不斷學習中，有所心得。
博士畢業後，我一直跟著朱先生。朱先生領銜先後成立了中國易學與科學委員會、國際易學聯合會。我就幫朱先生做一些籌備的事情和學術活動的事，不僅常常聽到朱先生的真知灼見，而且切實地感受到朱先生那一份憂國的情懷和那一份振興中華的强烈使命感。
2005年他把中國易學與科學委員會理事長的重任交給了我，沒想到2007年5月他就去世了。今年是朱先生仙逝十周年，北京大學將召開一個紀念會。朱先生天國有靈，我相信，這次喜馬拉雅100集的《易經》解讀，一定會得到他的加持。《易經》一定也會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