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和《四庫全書》有什麼價值?編纂代價極大!

很多人都不瞭解《明史》和《四庫全書》有什麼價值?文字獄,指的是從學者作品中摘抄隻言片語,然後羅織罪名,構成冤獄的一種莫須有的罪名。剃髮令文字獄是王朝統治者進行文化專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文字獄主犯絕大多數都是淩遲、車裂、斬立决等重刑來懲罰,就連已故的人都被開棺戮屍。乾隆皇帝對任何一個人的文字,都覺得可疑。

很多人都不瞭解《明史》和《四庫全書》有什麼價值?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文字獄,指的是從學者作品中摘抄隻言片語,然後羅織罪名,構成冤獄的一種莫須有的罪名。

剃髮令

文字獄是王朝統治者進行文化專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歷朝歷代都有所表現,比如秦朝的焚書坑儒、宋朝的蘇軾烏台詩案、明朝的文字獄等等。但清朝文字獄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牽連之廣、用刑之酷舉世罕見,規模更是空前絕後,這是中國幾千年文化思想專制最黑暗最血腥最醜陋的一幕:清朝268年時間內就有200多起文字獄,其數量比歷朝歷代所有的文字獄的總數還要多,特別是乾隆時期,60年間至少有130多起文字獄,而且只要牽扯到文字獄的學者們和其親朋好友,下場都極其慘烈。文字獄主犯絕大多數都是淩遲、車裂、斬立决等重刑來懲罰,就連已故的人都被開棺戮屍。

文字獄無疑是清朝統治者為穩固自己的統治而在以漢人為主的學者知識份子階層中開展的大規模清洗運動,清朝不僅想讓學者知識份子從肉體上進行屈服,而且對學者知識份子實施精神侮辱,比如呂留良曾靜案,雍正就與曾靜就“夷夏之防”這種涉及清朝民族旗漢之分的問題展開爭辯,名為辯論自由,實則要求曾靜自證其罪行,雍正還對其逐字逐句的駁斥。

雍正帝

但是到了乾隆皇帝那裡,文字獄就越來越瘋狂。乾隆皇帝對任何一個人的文字,都覺得可疑。而且文字獄的處理都是异常殘忍與血腥。絕大多數流放邊遠,充軍為奴,主犯基本都逃不過斬頭淩遲。就算是死人,也不會被放過。而且株連特別廣,只要一個人沾上一點關係,所有近親家屬,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日不識丁,也一概連坐。

文字獄的本質就是大規模製造冤獄,漢字多音、多意、含義眾多,寓意複雜,白紙黑字的想怎麼解釋都行,皇帝本就多疑,莫須有之罪最為恐怖。

屠刀一刀刀的砍下去,造成的局面就是整個國家風聲鶴唳,黑暗腐朽。在社會上,只有阿諛奉承的馬屁精能生存下去。

“尋章摘句,吹毛求疵:穿鑿比附,誅意攻心;探頭探腦,告密成風;疑神疑鬼,保官為上;過猶不及,文網日密;寧嚴勿弛,誅連日眾”這段關於清朝文字獄的描寫充分體現了清朝統治者的血腥殘暴和人性中的冷漠陰暗。

這給中國整個社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也為晚清時期中國學者知識份子與百姓的愚昧無知奠定了基礎,其流毒甚至殘留至今。

明史案文字獄

清朝文字獄的主要幾條措施包括:

一、大規模殺害學者、史學家

清朝十分重視檔案資料收集工作,將資料史料的彙編與公佈一起作為思想鉗制、文化統治的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專門設有資料檔案管理機构以及專門從事檔案文獻資料删减編撰歪曲的機构,而且除了清朝的檔資料檔案人員之外,當時民間很多學者都有私自從事檔案資料彙編和研究的,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個人興趣愛好而進行收集,所以他們很少受到官方約束,大多數都有著正確的史學觀,敢說敢寫,把寫出真實的歷史事實的史書作為自己的職業素養和人生信仰,所以其中難免會出現觸犯清朝統治者忌諱的言辭,而滿清統治者遠不是唐宋時期寬宏仁和的皇帝,這些清朝統治者的暴虐遠超想像,對待學者的手段極其殘暴血腥。

滿清統治者對文字獄當事人都是十分殘暴與殘忍,對於死者開棺戮屍,生者淩遲滅族,就算輕微者都是斬立决,親朋好友族人都廣受牽連,就算是無辜無錯的人只要粘上邊都是直接流放烟瘴蠻荒之地,慘不忍睹。

而被處罰的案犯中主要以學者、史學家和各階層的知識份子為主。比如康熙三年的莊廷龍《明史》案,只因為書中奉明朝為正朔,清朝統治者大為震怒,决定大興文字獄,莊廷龍雖然早已經死了,仍然被挖棺刀碎屍,莊家15歲以上都盡數處斬,凡參與《明史》整理、潤色、作序的學者及其全家老小和親朋好友全部獲罪入獄;參與《明史》有關的寫字、刻板、校對、印刷、裝訂的人員,甚至很多購書者、藏書者統統受到牽連,入獄者多達千人,同時淩遲、斬立决、處絞了70餘人,絕大部分都是江浙地區的學者,其中被淩遲處死的就有潘桂章和吳炎兩位年輕的史學家,根據有關記載推算此次文字獄最終直接被殺的人至少有1000人,至於間接被殺、淪為階下囚、死在獄中、死在邊遠蠻荒之地的人數不勝數。

自此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的文化氛圍中,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聞“文字獄”膽寒,經過明史一案以後,私撰明史的學者、史學家都十分的小心翼翼,甚至很多學者改行變成注釋佛經道藏、儒家經典的經學家,到了乾隆時期,學者不僅不敢記述當朝歷史,就連漢唐時期的歷史都不敢觸碰。

令人膽寒的明史案文字獄

自此,中國史學界、思想界、文化界可以說是進入最黑暗的時代。

章太炎在《哀清史》中說道:“士人不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所征信。”

二、禁封銷毀大量檔案史料

清朝文字獄與前朝不同在於將文字獄與禁封銷毀檔案史料結合起來,大部分文字獄都是因為寫了清朝統治者忌諱的文章或者收藏清朝統治者忌諱的禁書引起的,而引起的後果就是大量相關史籍資料被查禁銷毀。

還是以康熙年間的《明史》案為例,當時的史學家所編寫和記載的內容觸犯了清朝統治者的忌諱而被勒令全部焚毀。除此之外,雍正年間的汪景祺《西征隨筆》案以及呂留良曾靜案中,《西征隨筆》和呂留良的著作全部被銷毀。

乾隆年間被禁封銷毀的書籍的文字獄更是開啟“瘋狂”模式,各種文字獄案件更是多如牛毛。就連錢謙益這種降臣貳臣的作品都全部被銷毀,就連詩集都被禁封,乾隆皇帝更是把文字獄推向頂峰,以編纂《四庫全書》的由頭來進行大規模的禁毀書籍與文字獄。

乾隆下詔:“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力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

軍機處勒令各省査處搜繳,前前後後二十幾年,禁封銷毀眾多各類圖書,製造冤獄。

清朝文字獄

自秦始皇焚書以後,歷代均有所謂禁封銷毀之事發生,但是與清朝禁封銷毀相比,那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清朝以修書的名義查繳全國的藏書,中國古籍藏書特別是晚明、明末清初的大量書籍、資料、史料被大範圍大數量大規模的銷毀,了無痕迹。

據統清代乾隆皇帝開創的編纂工程,集結圖書3471種、79337卷、36281,計249萬頁共十億字。

從修書之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期間,清王朝前前後後共燒書24次,燒毀書籍多達538種,至少13862部;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王朝全部焚毀的書籍多達2400種,至於總數已經無法準確計算,但是至少有60000部。

更加恐怖的是,這僅僅只是官方有記載的銷毀書籍的種類和數量,在民間許多藏書家迫於文字獄的壓力將自己的藏書大量銷毀,其數目遠超官方,具體書目無法估量。

三、删改違悖忌諱字詞,篡改扭曲史實真相

除了禁封銷毀檔資料史籍之外,清朝統治者還對所有檔案文獻資料進行删减、篡改、隱瞞、模糊歷史真相、捏造史實、摸黑某些史實,以達到肅清思想、洗白清朝、鉗制文化的目的。

為此,乾隆皇帝還在乾隆四十三年(1779年)專門頒佈了為查繳禁書運動執行的專門律法——《查辦違礙書籍條款》,羅列出查繳禁書的範圍:其中包括“反清志士的書籍俱應銷毀;凡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之於元,其書內記載事蹟有用敵國之詞,都要改正或者銷毀;各違礙文集俱應清毀或抽毀。”

查繳禁書運動在全國範圍進行,自上而下進行徵集圖書,進獻檢查,對“反清、違禁”的書籍進行焚毀、修改和歪曲。對於反映社會矛盾、民族思想和戰鬥精神的所有檔案資料史料均被删改和歪曲,凡是涉及北方邊疆少數民族的反抗壓迫鬥爭等事蹟全部被篡改,到了最後,清朝統治者甚至喪心病狂到連歷朝歷代的詩詞歌賦戲曲小說這些不涉及朝政的文學作品都不放過,比如嶽飛的滿江紅中的句子“壯志饑餐胡虜肉,談笑渴飲匈奴血”在收錄進《四庫全書》時都被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談笑欲灑盈腔血。”因為“胡虜”“匈奴”這些字詞都觸犯了滿清統治者的忌諱。

不僅如此,還抓典型代表,將一些愛國學者志士的文章用國家意志手段進行扭曲,並且流傳於世,達到讓廣大學子百姓愚昧麻木的結果。比如將志士呂留良所著的《四書講義》等作品一條條摘駁,裝訂成書並刊印頒發各地學官,規定學子必須觀看,達到震懾學者、歪曲學子三觀、愚昧百姓的目的。

這一措施造成清朝所有檔案檔案的真實性和參攷價值都被質疑,嚴重影響了明清朝所有檔資料檔案彙編的可靠性,這也是為什麼《明史》與《四庫全書》倍受質疑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原因。

文學價值高,史學價值無法確定的明史

總結

1792年馬嘎爾尼訪華,然而來到中國,他們卻發現生活在清朝的中國人:“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

英國人通過分析,認為這種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國清朝統治者,滿洲皇帝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清朝)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而英國大使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清朝的結論是:“這個政府正如它現時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乾隆帝接見副使斯當東小兒子

而這就是中國清朝時期特別是乾隆時期整個社會的真實寫照。

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先生也曾說過:“自漢晋以來三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於清者,蓋緣康雍乾間文網太密,史獄屢起,禁書及違礙之書什九屬史部,學者鹹有戒心。”

編纂《四庫全書》是好事,但是當與“文字獄”扯上關係的時候,那就是大災難。

這時候的華夏大地,學者們都生活的及其小心,不敢有自由思想,不敢突破傳統,也不會去搞創新,學者已經喪失了學者精神,整個社會就是一潭死水。

清朝晚期中國人民表現出來的愚昧無知,很大程度上也要歸結於清朝那人人為之戰慄、為之恐懼的“文字獄”,即便清朝自嘉慶以後再也沒有大的“文字獄”,但中國人的脊樑已經被打斷。

直到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經過魏源、徐繼佘、王韜、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嚴複、鄒容、陳天華、孫中山、陳獨秀、魯迅等幾代思想家、啟蒙家的呐喊與奮鬥,中國人民才算真正的重新鑄就了新的脊樑,中國人才重新站起來了,屹立在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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