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樂善堂集》是什麼嗎？接下來小編為您講解。
雍正皇帝是我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一比特皇帝，但是，也不能否認，雍正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比特皇帝，這一點，是得到所有人公認的。眾所周知，“康乾盛世”是清朝屈指可數的亮點之一，而雍正，在其中正是扮演了“承上啟下”的角色。沒有他，也就不可能有所謂的“盛世”，更不會有乾隆時期的輝煌。對大清、對歷史而言，雍正都算得上是一比特稱職的好皇帝
當然，人無完人，雍正在“勤政”的同時，也是猜忌心最强的皇帝，這可能是他登基時所處的環境給他留下了“心理陰影”，故而，在雍正朝做官的人，包括皇子在內，都不得不萬分小心，稍有不慎、觸碰到雍正的忌諱，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瞬間從天堂掉入地獄，年羹堯、隆科多、嶽鐘琪等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對於那些覬覦皇位的人，雍正更是“零容忍”，“九子奪嫡”時的所有對手，幾乎都遭到他的打壓和迫害，由此可見，雍正對權力的佔有欲是十分强烈的。
可是，在這麼嚴酷的環境下，雍正八年，竟然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弘曆公然出版了自己的《樂善堂集·庚戌年原序》，並讓眾大臣為該文集作序！按說，古代文人出版自己的著作司空見慣，為什麼弘曆出一本書我們就要用“匪夷所思”來形容呢？因為弘曆在當時出版的《樂善堂集·庚戌年原序》並非是一本普通的文集，而是在他的著作裏有目的地篩選了一部分彙編成册，其闡述的覈心不是文化，而是政治，再具體點說，就是綜合了他對儒家思想的見解和對時政的一些觀點，以詩歌的形式表露出來。
《樂善堂集》的背景
誰都明白，換在以前，雍正絕對會認為這是對皇位的“虎視”，分分鐘就能“整死他”。可弘曆為什麼敢於在雍正八年做出如此“大不敬”的事呢？咱們回首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可能就會明白：
其一：儲君之比特
雍正皇帝繼位後，為了防止出現康熙晚年“九子奪嫡”、兄弟相殘的場面，獨創了“秘密立儲”：就是將儲君的名字寫下封好，放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後，待現任皇帝駕崩，大臣們便可取出遺詔、册立新君。
雍正元年八月，也就是雍正剛繼位沒多久，他就照此實施，定下了接班人。當時的阿哥弘時、弘曆、弘晝等人皆有可能成為儲君，但是，到了雍正五年，隨著弘時的死，儲君之比特開始變得明朗：弘時被賜死，弘晝雖然沒有《雍正王朝》中玩出“活出喪”那麼誇張，但是，他確實有意遠離政治。那就只剩下弘曆了，不但雍正有意栽培弘曆，連那些“眼神特好”的大臣們對此也是心照不宣，而弘曆在言行舉止中，也是以儲君自居。
冥冥之中，一切好像都已經註定。到了雍正八年，大家也都“習慣成自然”了，這是弘曆出書的第一個歷史背景
其二：雍正大病
我們前面說了，雍正是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但嚴格來說，這只局限於雍正八年以前，因為在《雍正起居注》裏，雍正八年以前寫的滿滿的，可是雍正八年之後，很多都成了空白，說明當時雍正確實經歷了什麼。沒錯，那年他病了，而且是“命不久矣”的那種，在很多史料中都記載，當時大內已經開始為其準備後事；而且據《清世祖實錄》記載，在雍正八年八月，京城還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死傷人數達到10萬人左右，這個“噩耗”也間接加劇了雍正病情的惡化。為了安撫人心，雖然他本人也向天下頒詔，說明地震之時他不在京城，“並未受驚”，但是，深知他病情的人卻絲毫不敢樂觀，新舊交替時的動盪，誰也無法想像
在這兩種條件的使然下，不光是大臣們的目光，連歷史的聚光燈也都打在了弘曆身上。
這就是弘曆發佈《樂善堂集·庚戌年原序》的歷史背景！
《樂善堂集》——弘曆的衝鋒號
那為什麼又說《樂善堂集》是弘曆向皇位“發起衝鋒”的號角呢？看看他讓作序的都有誰：除了他自己外，還有弟弟弘晝、表兄弟福彭、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允禧、鄂爾泰、張廷玉、蔣廷錫、福敏、顧成天、朱軾等人，這些人幾乎覆蓋了整個朝堂，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權臣人物。看到這裡大家可能就會明白，與其說是讓這些人為其作序，倒不如說是一種試探，讓這些人表明對自己的忠心。
從時間上來看，最先作序的是其弟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這幾比特都是在雍正八年、《樂善堂集》剛一問世就“被邀”作序；雍正九年由朱軾、蔡世遠等作序；雍正十年又有允祿、允禮、允禧等作序。為什麼弘晝、鄂爾泰、張廷玉會排在最前面？因為當時弘晝是皇位唯一的“潜在競爭者”，而鄂爾泰和張廷玉又是最具權勢的兩位重臣，這三個人只要“擺平”了，其他人也就不足為懼了。但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要排查一下究竟哪些人會和自己站在同一戰線。先是在大臣中試探，最後擴大到幾比特皇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樂善堂全集》是弘曆登基後才問世的，弘曆在雍正八年就急於讓所有人表明立場、佈局自己的未來，心機真可謂是“深不可測”。
作序人的忐忑
那這些人對於作序的態度又是怎樣呢？很樂觀、很積極嗎？不，雖然弘曆已經被公認為是皇位的繼承人，雖然弘曆的《樂善堂集》是從儒家角度很委婉地闡述了自己的執政方針和方向，但作序的這些人依然是如履薄冰，為何？
其一：
雍正雖然病危，但是還沒有駕崩，用現在很流行的一句話說就是“萬事皆有可能”。以雍正的性格，有人在他沒死時就開始“巴結新皇”，這個人十有八九會以悲劇收場，所以，這些人就是有那“賊心”，也沒那“賊膽”，這也是他們最大的顧慮；
其二：
弘曆能否像《樂善堂集》中寫的那樣實行“仁政”？
鄂爾泰、張廷玉、包括朱軾，都是政治場上的老手，對於作序十分謹慎，但是，後來作序的大臣卻都認為這是一種“殊榮”，作序時多有奉承之意；
持慎重態度的還有弘曆的幾比特皇叔，其皇叔允禧在作序中寫道：
弘曆以樂善署其堂，而複以名其集，蓋善即德也，德備而功與言隨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自有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當止
尤其是後面兩句，“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當止”，這暗指什麼呢？是對時政的指責、還是對新政的期盼呢？而且，其字裡行間都透露出對“善”的推崇，這不但是希望，也是一種很隱晦的告誡。這說明允禧對弘曆並不是完全相信，但是，也不敢撫了未來皇帝的面子；
這些人中，弘晝的序是最早的，為何卻要放在最後來說？因為弘晝的序中揭露了一個歷史謎團，我們摘要一些來分析：
吾兄隨父皇在藩邸時，朝夕相處、寢食相同…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帛常聚，雖兩地，心則相通
弘曆和弘晝是一年出生，都是在康熙五十年，若弘曆當時也降生於雍王府，怎會有兄弟分隔兩地之說？若是降生於雍王府，同齡的兩個孩子怎會在家卻不能常聚？這都暗指弘曆不是出生在雍王府，這也揭開了乾隆的出生之謎。
尾聲
雍正八年以前，弘曆是斷不會、也不敢公開表露自己的治國綱領和理念的，可是雍正的一場大病給了他一個天賜良機，於是，一場對於朝臣的試探就隨著這本《樂善堂集》的發佈而展開，並延續了數年。
雖然雍正最終熬過了雍正八年的那一劫，但自從《樂善堂集》問世開始，就不僅僅是弘曆向權力發起衝鋒的體現，實質上，也已經成了朝堂上的“風向標”，時刻影響著雍正晚期政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