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大多數人認為商鞅變法是進步的，合乎歷史潮流的，並且給予了商鞅很高的評估。然而在古代，商鞅並沒有受到普遍的認可。下麵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在《史記》裏，司馬遷對他評估很低，認為他“刻薄寡恩”。其後，班固可能也受到了該影響，認為商鞅是“衰周之凶人”。到了宋代，蘇軾則對他的評估更差。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裏說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可是蘇軾偏偏不信，提出質疑，認為“此皆戰國時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道，取以為史。”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商鞅沒有行王道，而是選擇了霸道。那麼問題來了，商鞅為何要行霸道呢？
其實按照商鞅的本意，其最高的理想是實行“帝道”，即是所謂的堯舜禹之道。其次是“王道”，即所謂三代聖王之道。再次才是“霸道”，即所謂的齊桓、晋文之道。何以知之呢？我們不妨還原歷史場景，回到商鞅覲見秦孝公的時候。
西元前361年，商鞅這個時候大概30歲了。此前他一直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可是這時候公叔痤已經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為了向梁惠王推薦商鞅，不惜讓梁惠王殺了商鞅。可是梁惠王根本沒把商鞅放在眼裡，連殺都懶得殺，並認為公叔痤老糊塗了，商鞅囙此也就安然度過了一劫。就在這個時候，秦孝公想要壯大秦國，向各國發出了求賢令。
他在《求賢令》裏說道：“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聽到這個消息，商鞅在心裡篤定這是一個有為之君，跟著他肯定能成大事。於是在嘴裡蹦出三個字“西入秦”，就這樣，商鞅滿懷理想來到了秦國。
商鞅來到了秦國以後，結交到秦王的寵臣景監，由於景監的引見，終於見到了秦孝公。但是根據相關資料的記載，商鞅一共和秦孝公談了四次話，開頭談得並不投機，直到第三、四次談話時，才有了轉機。這個地方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尤其是第一、二次談話。
很多學者認為商鞅前兩次談話只不過是為了揣摩秦孝公的心思，是投石問路，第三、四次談話才是真實意圖所在。可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仔細分析一下。根據史書的記載，前兩次談話“未中旨”，到最後一次才“語數日不厭”。這又說明了什麼？
我們將這四次談話一一分析，看能不能找出點蛛絲馬跡。
第一次，秦孝公接見商鞅，商鞅提出了“帝道”，希望秦孝公能够順乎自然，垂拱而治。可是秦孝公聽得昏昏欲睡，這次會談也就不歡而散。第二次，商鞅進而提出了“王道”，可是秦孝公還是不感冒，史書記載“未中旨”。這一次又沒有切中秦孝公的心意，那麼怎麼辦呢？儒家講究“得君行道”，即只有得到君王的支持，才能一展自己的抱負。商鞅也深諳此理，所以選擇了退而求其次。
於是在第三、四次時提出了霸道和強國之術，秦孝公聽得不亦樂乎，並將座位主動向前挪，以便靠近商鞅，聽得更仔細一些。此後多次接見商鞅，也就是所謂的“語數日不厭”。
商鞅當時其實是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的，這在《史記》裏有記載。儘管司馬遷不喜歡商鞅，但不喜歡歸不喜歡，司馬遷還是極有職業操守的。堅持“不隱惡，不虛美”，秉筆直書，堪為“信史”典範。
在《史記·商君列傳》裏是這麼記載的，“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通過這段話，商鞅的態度和秦孝公的想法展現的淋漓盡致，可惜後人讀得不仔細，忽略了其中的“微言大義”。
我們不妨對之仔細分析一下。其實在商鞅的心目中，不只是希望秦國實行所謂的霸道和強國之術的，而是希望通過實行順乎自然的帝道和順乎人心的王道來駕馭這次變法。其實商鞅還是有遠見的，我們只以為他好“形名法術”之學，其實他對於黃老之學、儒學，以至於會通諸子百家的雜家之學都有所“好”。
如著名秦漢史專家林劍鳴在《秦時稿》裏就認為“商鞅對戰國時各派的理論主張均有所涉獵。”事實上，商鞅向很多老師學習過，很多學者認為他曾經向魯國人屍子學習過。
而《漢書·藝文志》就將屍子列於“雜家”，而“雜家”的特點就是“兼儒墨，含名法”。向如此博學的老師求教，商鞅的學識可見也是淵博的，囙此他做事情是有遠見卓識的。這就從他四次分別向秦孝公說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道”可以看出，他的學問根底之深。此外，我們讀一讀《商君書》（今存24篇）就可以看出，其實商鞅的主張都是“霸王道雜之”的。
從《史記》裏的記載，尤其是“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可以明顯的看出商鞅的無奈和遺憾。可是他還是妥協了，他不妥協又能怎麼辦呢？孔子當年周遊列國，各國國君無一人採納他的主張，只能自嘲道：“累累若喪家之狗”；孟子也是遊說諸侯，可是晚年不得不與“萬章之徒退而序詩書”；荀子更是如此，雖然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最後也落得個客死蘭陵。
商鞅明白，即便是再好的主張，如果沒有君王的支持也是沒有用的，所以他不得不妥協。况且在這個世上，再也沒有比秦孝公更開明的君主了。儘管自己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和“王道”，但考慮到禮壞樂崩的現實，處於大爭之世，退而求其次，“雜霸王道”是最好的選擇了。
但是秦孝公是個有為之君，太急於求成了。如果不依他的想法，那麼變法之夢終將成為泡影。秦孝公想要顯名於天下，不想“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哪個帝王不是這樣呢？隋煬帝三征高句麗，惹得民怨沸騰；乾隆“十全武功”，使得大清日薄西山。這些帝王只想成就自己的偉業，哪管什麼“一將功成萬骨枯”。
由於秦孝公想要快速見效，成就一番霸業。所以商鞅不得不妥協，放弃了最高的理想：帝道和王道，即便是雜霸王道以用之也沒有實行。這就註定了這場變法是一場悲劇，即便秦國以落後民族打敗山東六國，統一了天下，最終也落得個二世而亡。
這究竟是為什麼？其實我們在漢代可以找到答案。雖然在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是“陽儒陰法”。何以知之呢？漢宣帝曾經教育太子時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一語中的，再明白不過了。漢朝“雜霸王道以用之”，使得天下維持了四百年之久，而秦朝二世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