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察舉制度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舉士”（選拔人才）與“舉官”（提拔官吏）沒有分開。而且，“選舉”與“考課”沒有區分。察舉的對象既有未入仕者（無官職者），也有入仕者（現任官吏）。選舉科目的設定，也是對現任官吏的考課內容。總的來看，考試（考課）是輔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這說明漢代對選才、任職官吏的考核還未制度化、嚴格化。下麵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到了東漢光武帝（西元25年—57年在位）時，開始對選拔與提拔的對象，施行“授試以職”，即進行文字方面的測試，內容有策、經、箋奏（章奏文體）等。初在部分科目，後向所有科目滲透，說明考試這一環節變得愈來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西元83年）詔辟四科，這所謂“四科”不是具體科目，而是與察舉有關的四項標準。早在漢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對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這兩個時期提出的內容亦大體相同。
順帝陽嘉元年（西元132年），時任尚書令的左雄提出“改察舉之制”，主要內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包括年齡及課試內容的規定。又提出“先詣公府”的辦法，把考試分為兩個層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試，再由尚書省複試。這是察舉制度中考試環節的重大改革，是選才用才的一個進步。
東漢的察舉人數
東漢時，由於察舉制的弊端不斷湧現，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舉的有關科目在人數上時有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薦舉名額。
章帝元和二年（西元85年），詔各郡舉明經之士，十萬人以上推舉五人，不滿十萬推舉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西元101年）下詔，指幽、並、凉州等緣邊地區，人口稀少，“良吏進仕路狹”，為此，令緣邊各郡人口十萬以上每年推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每兩年推舉一人，五萬以下每三年推舉一人。
不過，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為組織，不論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舉人數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西元107年）令郡國舉“敦厚質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西元121年）令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西元147年）令郡國舉“至孝篤行”各一人。
東漢時對“舉主”任職年限，也有不同的規定。如安帝延光元年（西元122年）定“視事（解作任職）一歲以上至十歲”得舉。延光四年（西元125年）又定“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這是一種比較靈活的做法。
年齡限制
漢代察舉制度中，對被舉者的年齡，在不同時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規定。這裡簡述東漢時的規定。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西元132年），下詔規定：“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規定舉孝廉必須在40歲以上。但又規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對有特殊才幹者，可以放寬限制。上述規定，源於尚書令左雄的意見。左雄在關於察舉改制的建議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對於“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齡”，即學識、才幹特別高的人，年齡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對左雄的意見，但順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終頒佈了詔令。
其實以上的規定也不盡然。如在征詔博士人才時，年齡限制則為50以上。到質帝（西元145年—146年）時，又令郡國舉明經之士，年齡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從以上例子可見，東漢時期對被舉者年齡的限制，普遍偏高，這並不一定是好現象，因為此舉無疑是對於青年才俊仕途的壓抑。
培養機制的建立
漢代察舉是選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漢武帝時（西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確立，但如果從國家的需要出發，想獲得更多、更優秀的人才，必須建立相應的培養機制，而這個機制由西漢武帝開始，至東漢時期發展至高峰。漢武帝時董仲舒就提出了“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說明董仲舒是很有遠見的學者。而且把養士（教育）與選士相結合的做法，從長遠看，對改善行政官員的質素，至為重要。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都城長安（今西安）設立了太學——國家最高學府。進入太學的稱為“博士弟子”，條件是年齡18歲以上，儀錶端正。甄選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關部門太常典選
（二）由地方郡縣長官推薦。
博士弟子在太學裏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有《詩》、《書》、《易》、《禮》、《春秋》等。每一年考試一次，是選拔性考試，通“一藝”（一種儒家經典）以上，可以任官，考獲較高等級的能任“郎中”。如“一藝”也不通，該名博士弟子會被打發回家，而推選他的人還要受罰。這樣嚴格的制度，不只能培養人才，還直接為國家選拔優秀的官員。
太學剛成立時，招收的學生只有幾十人，以後規模愈來愈大。主要原因是課程（經）門類增多（如《公羊》、《左傳》、《爾雅》等等），一種經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西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時，博士弟子的名額增至3000員，東漢時更多達30000人，為太學規模之極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