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將赴任舒州的韓琦，被一紙調令留在京城，任右司諫。下麵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次年，景佑三年河東地震死傷萬餘、西夏元昊侵佔邊境諸州建立西夏國。
這兩件事，讓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河東地震預示著上天的懲罰，視為不祥之兆。西夏元昊建國，脫離宋朝屬國身份，且侵佔邊境十餘州境，西北地方很可能，再次進入兵戈時期。
在此背景下，以韓琦、宋祁為首的“少壯派”士大夫政治集團，紛紛上疏發表自己的意見，抨擊時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張。同時他們在河東地震這一天灾人禍上大作文章。認為宋王朝腐朽無能的“當權者”觸怒了上天，主宰人間萬物的“天”才降灾於民，以警告“當權者”。
何謂“當權者”？肯定不能直接指責皇帝，那就只能宰相“背鍋”。寶元元年韓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責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應對灾情不利，對西北邊事更是束手無策。斥責其“坐付庸臣恣其毀壞”。
仁宗皇帝見疏，於同日罷去四人職位。此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也是韓琦一生的高光時刻。
其實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及其制度建設，發展過程很是耐人尋味。這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政治事件。同時，也是北宋仁宗朝“君、宰、諫”三方博弈，此消彼長的初始縮影，更是北宋“”制度發展的重要階段。
“片紙落去四宰執”，這個操作難度有多高？我們可以參照明朝沈煉以“十罪疏”彈劾首輔嚴嵩，被處以杖刑，謫居警衛州為民，後被嚴嵩迫害致死。
這種事情做起來是有一定危險性的，如果走鋼絲，稍一閃失就會粉身碎骨。雖然宋朝較比明朝要溫柔了很多，不至當眾庭杖，但是把你貶謫出京，未必不行。
那麼，為何在宋朝，作為言官的韓琦，可以同時彈劾掉朝廷的四名宰執，並且自己還能全身而退。如此高難度的操作，卻能在輕描淡寫中完成？
韓琦時任右司諫，屬“臺諫”官員，有監督百官之權，諫議皇帝之責。屬七品官。王、陳、韓、石四比特都是位列宰執，雖說韓琦有諫言之權，但是一次性彈劾四比特宰執，於國非益。
况且，仁宗皇帝不可能僅憑韓琦一封奏疏就罷黜了四名宰執。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的覈心代表就是文官一把手的宰相。如果貿然罷黜四名宰相，由皇帝來充當宰相的角色，以皇帝自己的行政事務處理能力，是不足以應對繁雜的政務。
可以想見，在寶元元年的某一天，韓琦以“少壯派”士大夫的身份入宮覲見仁宗。時值內憂外患之際，王、陳、韓、石均無宰執之才，仁宗皇帝欲罷黜，但又礙於祖宗之法，無故不得隨意罷黜宰執。故而與韓琦商議，由韓琦上疏彈劾四比特宰執，久居高位無有建樹，繼而罷黜。
按照常理度之，即使皇帝有意罷黜宰相，但僅憑右司諫韓琦的一封奏疏，就在同日罷免四比特，這也不符合正常的古代政治內部的監察流程。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必要說下仁宗年間的“臺諫”制度。
何謂“臺諫”，官方解釋：“宋朝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與監察禦史掌糾彈，通稱為台官，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正言掌規諫，通稱諫官，由於二者職責相近，故合稱臺諫”。
通俗解釋就是：禦史與諫官的結合體，專司監察百官、諫言皇帝之職，屬於古代官僚系統內部的監察機构，即所謂“言官”
“臺諫”制度的發展以仁宗朝最為關鍵和典型。因而有“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之說。
仁宗朝初期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臺諫屢次進言要求太后還政，這些言事基本上全遭到太后的壓制。
此後仁宗親政後，又經歷呂夷簡時期，呂夷簡執政期間一權獨大，壓制“臺諫”，致使“臺諫”在當時的地位很低，更是無法行使職權。
直到仁宗慶曆年間，在以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大臣上臺執政後，“臺諫”得到執政者與當權者的大力支持，敢言之氣得以培育，並形成了能與宰執相抗衡的政治勢力。
仁宗在罷呂夷簡後，擺脫了政治上的羈絆勢力，“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員”，先後任命王素、歐陽修、蔡襄、餘靖為諫官。且嚴令“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現任輔臣所薦之人”。直接拿掉了宰執對於臺諫官的任命之權。使臺諫擺脫了官僚集團的控制。
仁宗對於臺諫可謂優待到了極點，餘靖進言時；“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雲：“被一身臭汗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然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仁宗依然是對臺諫的諫言基本上都能採納，有時甚至是“惟言官是聽”，凡是被臺諫所攻擊者少有不罷黜者。
仁宗朝的夏竦、呂夷簡、文彥博、范仲淹均遭到臺諫的彈劾，繼而免職或貶謫。
因而也就不難知道，為何韓琦能够“片紙落去四宰執”，這其中不僅有著皇權的支持，臺諫機构的日益壯大。也因為宰執集團的日趨龐大，甚至到了逐漸壓制皇權的地步。
因而，皇權集團要儘快扶植能够替代皇權與之抗衡的勢力。言官顯然是最適合的，在經歷了仁宗的“臺諫”制度改革後，言官集團不僅掌握了話語權和監督權。
同時，不再受制於中樞機构，擺脫了執政集團的制約，逐漸成為能與宰執抗衡的新勢力。
有時候皇帝過於支持也未必就是好事，當仁宗過分的依賴“臺諫”機构，那麼制度在發展的過程中，很可能會違背設立者的初衷。歐陽修曾言：“即使臺諫有時風聞不實，也予以優容，苟有罷黜，則被其所劾者也不免。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在言官的個人待遇方面，“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餘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日：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在仁宗的支持下，“臺諫”這一原本僅是監察官的職權無限放大，甚至已經開始干預朝廷中樞的決策。蘇軾就臺諫曾言：“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新科進士汪輔之責問富弼：“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答。”
範鎮曾言：“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院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禦史而已”。作為文官集團的一把手，竟然要遵從臺諫的旨意行事。且臺諫不過專司彈劾稽查之事，卻無形中因為皇權的支持，而越俎代庖，插手政府行政事務，這顯然是違背了仁宗大力提升臺諫的初衷。
當“臺諫”結構隨著自身勢力的日益龐大，其成員逐漸參差不齊，其上書言事的對象和原因便逐漸發生偏移。劉沆就說：“自慶曆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
設立臺諫的目的是：“司君上之過，糾臣下之罪”而非以他人之微末過失，大肆彈劾。仁宗朝後期出現“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的情形。
當“管閒事”已經管到皇帝頭上了，仁宗感覺到“臺諫”的路好像走歪了。很快，仁宗見臺諫之風日益猖獗，故而下詔：“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劾，違者罪之。”
然而當“臺諫”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勢力之後，皇權想通過一紙詔書而停止其運作，已經不可能了，自仁宗朝始，隨著“臺諫”之風愈刮愈烈，逐漸淪為黨爭的“黑手”。朝臣以上書言事為由，互為攻訐。“臺諫”制度全然沒有了監察百官的作用。
然而，向來注重“祖宗之法”的宋朝君臣，將這一風氣代代相傳，經過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以後，更是成妖邪之風，席捲朝堂，直至宋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