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
（1943.3）
抗戰準備時期與抗戰初期華北工作的經驗
一抗戰準備時期
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决定我到華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當時中央給我的任務，是指導華北黨的工作，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並且在全國範圍內文宣黨的新政策。此時黨的“八一宣言”〔150〕及“十二月決議”〔20〕都發表了，但蘇維埃區域〔AA〕、紅軍同全國其他地方還是完全隔絕的。
當時華北的情况是怎樣呢？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中國本部進攻。一九三五年發生了“華北事變”〔151〕，“何梅協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軍從河北撤退，並成立了宋哲元〔152〕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造成了華北的特殊化。華北處於危急之中，保衛華北、保衛中國的任務非常迫切。
和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反日大示威〔153〕以後，學生反日運動普及全國各大小都市，開始了全國性的革命運動的來潮。但是，當時國民黨〔5〕與共產黨仍然處於尖銳對抗的形勢中，囙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頓時成為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呼聲。
第三，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獲得了各階層人民的贊成，但黨仍處於秘密狀態中。國民黨雖然繼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舊政策，繼續進攻紅軍與捕殺共產黨員，但亦處於極大的動搖之中。
總起來說，當時的形勢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全中國，亡國滅種的大禍威脅著全國各階層的人民，共產黨提出了團結全民族挽救危亡的總方針，工人、農民特別是都市小資產階級羣衆革命化，民族資產階級轉到了贊成抗日的方面，當權的大資產階級也處於極大的動搖之中。
當時我們黨在華北的組織情况又是怎樣呢？
從大革命〔30〕失敗以後，經過了九年的反動時期，現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們的黨在白區保存下來的還有些什麼呢？我們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黨的組織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干都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一批中下級幹部，而且這些組織和幹部還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嚴重統治著。
如果說在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154〕統治蘇區和紅軍黨的時間並不算很長，在遵義會議〔155〕以後已經基本上糾正過來了的話，那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白區黨組織的時間是很長的。在蘇區及紅軍的黨組織還沒有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的時候，白區黨的組織早就被這種路線統治了。在蘇區及紅軍的黨組織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後，白區黨組織中的這種路線還沒有被克服。雖然在“六大”〔156〕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以及在四中全會以後的一個時期內，白區黨組織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被糾正過〔31〕，但這種糾正是極不徹底的，特別是在思想體系及羣衆鬥爭策略、組織形式、鬥爭形式等方面，沒有被徹底糾正過來。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組織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這種錯誤路線（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防禦、退卻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很明白，不堅決肅清黨內的這種錯誤路線的影響，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執行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情况下，華北黨的任務與工作方針是什麼？我們是怎樣根據情况來提出任務與决定方針的呢？
除開動員羣衆並動員各方面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是當時全黨的總口號）而鬥爭外，黨在華北的任務，就是準備自己，準備羣衆，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而戰。要順利地執行這個任務，就必須聯合華北一切可能抗日的黨派、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聯合一切抗日勢力，有效地準備自己與準備羣衆，就必須首先肅清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必須根據當時已經開始了的（特別在學生、知識界中）革命運動的來潮時期之具體情況，提出適當的口號、適當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必須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正確地結合起來，必須在青年、軍隊及一切羣衆中進行頑強的工作，耐心地向他們解釋黨的政策和口號。這樣，才能團結華北一切抗日勢力，進而推動全國的團結和準備抗日。這就是我們在當時的任務與工作方針。
當時我們是按照這樣的方針努力工作了的。
我們在華北以至在全中國廣泛地傳佈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以黨中央委託北方局的名義發表了新的宣言〔157〕，並以陶尚行的名義發表了給《自由評論》（國家社會黨機關報）的一封公開信，答覆張東蓀在《自由評論》上討論共產黨新政策的文章〔158〕，在黨內黨外均起了極大的作用。當時還出版了《華北烽火》等黨的半公開刊物，又利用當時平津上海等地許多左傾刊物，發表了我們所寫的許多文章。這樣，就迅速將黨的新政策廣泛地傳佈開來，在社會上取得了極大的同情。為了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我們還做了許多具體的聯絡工作，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同各實力派及社會名流、學者等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壞的回答。我們還通過某方面的關係和當時南京國民黨中央進行了某種非正式的接洽。
我們通過各種管道號召羣衆為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而鬥爭，使抗日救國運動更深入更廣泛了。我們組織羣衆抵制日貨、反對走私〔159〕，進行政治的示威、遊行、請願、罷課及部分的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賣國賊和投降分子。組織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平津及其他各地學生救國會及民族解放先鋒隊等，並由華北這些救國團體發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國各救國團體的代表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又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通過各界救國會、學生會、民先隊〔68〕等組織，出版了幾十個公開半公開的刊物和許多小册子，組織了許多文宣隊、戲劇團、歌咏團、下鄉工作隊等。這些就是當時羣衆的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
黨的組織在當時一般還是秘密的。但羣衆的特別是學生、文化界的救國活動，把統治者的嚴格限制多少衝破了一些。許多救國團體是半公開的，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廳登記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書籍則沒有登記亦可在許多地方公開發行。依照新的情况，黨的秘密工作與羣衆的公開半公開的活動需要給以重新配合。我們大體正確地解决了這個問題，使黨的秘密組織和秘密工作與羣衆的公開半公開的組織和工作，有清楚的劃分及適當的聯系，使黨的組織隱蔽在廣大的羣衆中，囙此在這些活動中黨的秘密組織的破壞還不大，而且在許多重要的都市及鄉村中略有發展。還派了少數幹部到香港、廣州、上海、漢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黨的組織。以北平、天津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則發展到全國各個都市，以至在巴黎、東京等地都有他們的支部。
要準備抗日戰爭，沒有軍隊的參加是不可能的。我們為了爭取華北的軍隊抗戰，進行了艱苦的工作：（一）通過各種關係同中、上層軍官進行接洽與聯絡；（二）通過羣衆救國運動向軍隊進行各種文宣鼓動；（三）用各種形式在軍隊中進行秘密的文宣組織工作，把許多公開半公開的刊物輸送到軍隊中去。這些工作對於當時在華北的二十九軍、五十二軍及宋哲元本人的轉向抗日，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在西安事變〔48〕的時候，我們堅決擁護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針，並且在黨員及左傾人士中進行了深入耐心的解釋工作，說服了他們。
在進行上述這些工作之前及工作過程中，我們在黨內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黨內的指導刊物《火線》〔160〕在這一年多內出版了四五十期，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161〕等文章，從原則上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同時，又在一切具體工作與鬥爭中來徹底粉碎這種機會主義路線。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的學生因郭清之死舉行的“抬棺遊行”（郭清是為愛國被捕死在獄中的學生），是少數先進分子的冒險行動，與學校當局發生了嚴重的對抗。他們不聽學校當局的勸告，不接受學校當局向官廳交涉撫恤及合法的追悼郭清的管道，而是秘密地、突然地推倒學校的牆壁，抬著郭清的棺材到馬路上去遊行，致被警詧打得落花流水。這是足以陷自己於孤立的行動。我們責備了這次行動的錯誤，並且責令我們的黨員進行許多善後工作，向學校當局進行了解釋及道歉等，挽救了當時的危險形勢。
當時羣衆中提出了“打倒賣國賊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我們對宋哲元及冀察政務委員會作了一些研究之後，認為他們雖是日本培養起來的代理機關，但在全國救國運動高漲的情勢下，還是動搖的，還不甘願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囙此，我們就指出了這些口號的錯誤，而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從這些口號改變後，羣衆的救國活動取得了進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遊行的羣衆正遇著了宋哲元的汽車，學生即送一張傳單給宋哲元，宋看傳單上寫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即含笑而去。宋哲元並要羣衆到故宮後門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長秦德純來向羣衆講話。在景山集合時，數萬羣衆唱出了同一的救國歌聲。
在同黨內左傾路線的鬥爭中，大大提高了黨員的政治水准及工作積極性，囙此，逐步地鞏固了羣衆運動的來潮，使廣大的羣衆團結在救國會、民先隊的周圍。北平的國民黨教授及其他國民黨員為了分裂北平學生運動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學生會（新學聯）時，只有極少數的分子參加。在肅清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黨內只有個別的分子不贊成，採取兩面派的辦法來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所進行的主要工作。
在進行了這些工作之後，華北的黨組織在政治上、組織上及統一戰線方面，都獲得了很大的進步與成功。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准提高了，地方黨的組織基本上恢復了，平津兩市黨的組織與工作大大加强了，還建立了山東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華中華南的若干黨組織。差不多所有的大學及中學都加入了平津學生會。各方面人士對共產黨的疑懼心理大大减少了，都願意與黨來往了，黨在軍隊中的影響和組織也有擴大和發展。黨已深入在羣衆中，與羣衆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這是內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中空前未有過的成績。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運動來潮的影響，另方面是由於在華北黨內克服了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與正確執行黨中央路線的結果。
這些成績，為黨與八路軍〔56〕在華北抗戰創造了比較順利的工作條件與發展條件。
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什麼缺點呢？
這個時期我們工作中最大的缺點，就是在工人羣衆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開在唐山及個別的鐵路與工廠中有很小的組織外，在許多企業中沒有什麼組織，黨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響亦很小。當時學生羣衆的救國運動，一般還沒有發展到廣大的工人羣衆中來，還沒有較為廣大的工人羣衆起來參加救國運動。這是由於：（一）當時的政府及工廠對工人羣衆的壓迫與限制特別嚴重；（二）從很久以來，黨在工人中的組織就受到無數次的破壞（一九三六年的夏天，還有一次相當大的破壞，企業中的黨員及與黨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使黨與工人羣衆的組織聯系幾乎斷絕，黨內做職工運動的幹部亦幾乎沒有保存下來，黨必須重新訓練幹部才能到工人羣衆中去工作；（三）當時黨的領導機關特別是各地方黨的領導機關，對工人中的工作注意不够，沒有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派遣必要的幹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
當時，中央對過去白區工作中的左傾路線，還沒有作出明確的結論，這使華北黨組織克服左傾路線的鬥爭遇到了困難，並在黨內發生了糾紛。當不少衕誌提出過去的領導路線是否錯誤的問題並要求答覆的時候，我們的答覆卻不能不是含糊的。這就給了當時個別留戀左傾路線的負責人以間隙，使他們乘著這個間隙來反對正確的領導。不久以後，中央召集白區黨代表會議（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蘇區黨代表會議一起召集），我和華北的代表來到延安開會。就在這時候，反對者在黨內，在代表中，暗中進行了許多活動，他們和延安的某些衕誌結合起來，影響白區黨代表會議中不瞭解內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們在一起，堅持擁護歷史上白區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企圖否定當時華北黨的正確領導路線。因而使得這個白區黨代表會議的結果是不好的，我們工作中的困難不獨沒有减少，反而新增了。雖在不久以後抗戰就爆發了，華北的工作條件、工作任務完全改變了，但是這個白區工作會議所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到很久以後還沒有最後消除。這也成為當時華北黨的工作中一個嚴重的缺點。
這就是抗戰準備時期黨在華北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和經驗。
二抗戰初期
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黨中央估計到日寇要佔領平津。平津危急。於是就提出了“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為保衛國土而流最後一滴血”的口號，號召羣衆與軍隊緊急行動。
平津失守後，華北及全國抗戰的形勢還沒有確定。根據過去“一二八”〔22〕抗戰、冀東抗戰〔162〕及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的經驗，國民黨可能再來一個什麼停戰協定，還有妥協的可能。這時我們的方針，是採取一切辦法推動全國抗戰，反對喪權辱國的和平妥協。
因為平津被日寇佔領，我們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黨員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黨的領導機關撤退到太原，並且應該迅速堅決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應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東或平津城外的鄉村，設法拿起槍來打遊擊。但在撤退過程中，有個別負責同志反對撤退，利用撤退時某些人的慌亂現象，在黨內外提出了“反對逃跑”的口號。他們命令黨員及群眾團體的某些負責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地延遲了這種撤退的行動。雖然沒有造成損失，但這些衕誌的意見與行動無疑是錯誤的。此時黨的責任，不是什麼“反對逃跑”，而是如何組織撤退。如果在此時黨不去組織撤退，那只能是幫助敵人。
日寇佔領平津後，即大舉向中國內地進攻，收復平津的可能性暫時喪失，全國抗戰的形勢也已經確定，國共宣佈合作，共產黨已有半公開及公開的合法地位。這時候，我們决定了如下的方針：
第一，黨在平津的組織轉入長期的秘密工作，應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與積聚力量，以等待和準備將來反攻時期收復平津。現時的主要任務是援助平津附近鄉村中的抗日遊擊戰爭，都市工作服從鄉村工作，幹部人員除必須留在平津者外，應退到鄉村組織遊擊隊。
第二，在冀東（這裡是在幾年前就被日寇佔領並劃為特別區的地方），應準備迅速發動抗日武裝起義配合全國的抗戰，並堅持遊擊戰爭。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們冀東的衕誌在上述方針指導下，當八路軍宋時輪〔164〕支隊進入冀東行動時，英勇地發動了冀東人民的大起義。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義。我們的衕誌在起義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裡的國民黨組織及偽政權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隊（七八個旅），縣政府的武裝，開灤礦山的工人，農民及許多地主資本家，都聯合起來參加了起義。這是真正地發動了幾十萬羣衆來進行反對日寇漢奸的武裝鬥爭，並在起義後立即組織了聯合的領導起義的政權與軍事指揮機關。然而這一次起義在不久以後即遭遇到敵人很嚴重的進攻，受到嚴重的挫折。只是到後來又用了很多的辦法，方把冀東遊擊戰爭組織起來。
第三，在華北其他地區（我軍的後方），應動員羣衆、動員一切力量參加抗戰，支援前線；同時準備獨立自主地進行遊擊戰爭。在這些地區，此時主要的羣衆組織形式，是戰地動員委員會〔73〕（有一些地方是救國會）。這種動員委員會是戰爭動員機關，是團結羣衆參加與援助抗戰的機關，也是遊擊戰爭的準備機關、組織機關和領導機關。
第四，在華北即將失守的都市、礦山、鐵路、工業區，應動員工人、職員能遷移者，迅速遷移；不能遷移者，準備和組織在失守以後的對敵鬥爭。號召工人、職員在敵人到來時，組織工人遊擊隊，或到鄉村同農民一起打遊擊。
以上就是我們在太原失守以前的行動路線。
在抗戰之初，我們就估計到華北有全部淪陷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會大部退出華北，華北的舊政權及國民黨黨部也會退走，那時，堅持華北抗戰的責任就會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軍身上。
在估計了上述的可能情况之後，我們提出了這樣的方針：要廣泛地準備遊擊戰爭，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十數萬人槍的强大的集團軍，要建立起很多根據地，我們才能擔負起獨立堅持華北抗戰的重大任務。八路軍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軍的高級幹部及地方黨的幹部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任務與方針。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書面决定〔165〕，再次確定了這一方針。但當時有少數衕誌表示不同意，他們認為，華北也許不至於全部淪陷，也許用頑強的正規戰還可能封锁敵人前進。囙此，他們就覺得沒有在全華北準備遊擊戰爭的必要。說到擴大八路軍到數十萬人的任務時，他們認為這是做不到的與不可能的，這將給國民黨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統一戰線發生大破裂，至於在華北建立我黨領導下的根據地及統一戰線政權，那更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所不能允許的行動。他們的方針是什麼呢？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聯合國民黨進行正規戰，抵住敵人前進。他們認為敵人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後的事情不要去想它。遊擊戰爭只能在敵人側後不大的地方去進行一些，輔助華北正面作戰，它的意義與前途是不大的。很明白，這些衕誌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當時否决與責備了這些意見。
到太原危急的時候，整個華北淪陷的趨勢已經很明顯。太原是當時華北最後一個還沒有失守的大城市，太原失守後，在華北進行正規戰爭的條件一般地就失掉了，不能組織相當固定的戰線，只能以遊擊戰爭的形式來堅持華北的抗戰。這時，我們就在黨內確定地指出：華北今後抗戰的主要形式，將是大規模的遊擊戰爭，華北全黨今後的中心任務，是廣泛地發展、組織與領導遊擊戰爭。我們在黨內提出了軍事化的口號，要一切幹部和黨員學習軍事，學習遊擊戰爭，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遊擊戰爭中去。
這時候中央也訓示我們說，我黨我軍在華北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這樣的訓示，在當時華北情况下，是完全正確完全需要的。
當時，群情慌急，不知所從。黨內也有少數黨員表示了這種情緒。我們禁止黨員離開華北，並向羣衆作廣泛耐心的解釋，說明太原失守後，所有在華北的中國人，只有三條路走：一是繼續同敵人打，二是逃走到別處去，三是投降敵人。這三條路中，只有第一條“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繼續同敵人打，怎樣打法？誰個打？是否能打勝？這些都是在一般羣衆及許多黨員的思想中沒有解决的問題。於是，我們採取了許多實際辦法，在思想上、原則上、組織上解决了關於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關於遊擊隊的組織問題；關於遊擊戰爭中的政策問題；關於幹部問題；關於遊擊隊作戰區域問題等。
我們特別告訴羣衆說：遊擊戰爭不能完全依靠正規軍隊來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裝起來，組織遊擊隊來打。
在太原失守的前後，由於黨的正確政策，八路軍的勝利與良好的紀律，黨與八路軍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黨已一般地取得了公開活動的可能。黨與羣衆運動，華北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到處都有大發展之可能，到處都有羣衆尋找和等待共產黨與八路軍去領導他們，要求黨派人去指導他們打遊擊。這時候，一方面是舊統治階級的退卻逃跑，張惶失措，和漢奸的粉墨登場；另方面是廣大群眾的憤激和他們的武裝抗戰的决心，民族革命運動的真正高漲。這時候我們的最大問題，就是幹部的缺乏。當時我們為了解决缺乏幹部的問題，採取了以下的一些辦法：
第一，開辦了許多一星期卒業的訓練班，把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進行工作。
第二，把上層領導機關的人員盡可能地分派下去，連科技人員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動員了都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黨員，大批學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鄉去組織遊擊隊，回到自己家鄉去組織遊擊隊。如果他們把遊擊隊組織起來無法指揮時，就交給八路軍指揮。
第四，召集一些可能召集的黨的工作人員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告訴他們工作方法，檢查他們的工作，交給他們任務，使我們各地方的工作人員能够迅速成熟起來，能够擔負當前的任務。
第五，大量發展黨員，並採用由上而下的管道建立各地方的黨部，首先建立各縣的縣委或地委，然後再來發展黨員建立支部。
因為我們從思想上、原則上、組織上解决了上述各種問題，所以全黨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計畫去進行工作，去應付激烈變化著的環境。所以，我們當時的發展是很快的，許多根據地很快建立起來，晉察冀邊區政府在太原失守後不久就成立了。在客觀形勢的飛躍發展中，我們的工作也飛躍發展了，沒有浪費一點時間。
後來，華北幾乎全部淪陷，國民黨軍隊大多數退走，並拋弃了很多武器資材。河北、察哈爾〔166〕兩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的縣長、專員都逃走了，山東韓複榘〔167〕的省政府和縣政府人員及其軍隊也逃走了，山西的舊派也大多數逃走了，而山西進步的新派就大為活躍起來。華北人民正决心準備自己起來救自己的時候，八路軍部隊和大批共產黨的工作人員深入到華北敵後，到處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密切地和人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黨員和八路軍、積極的抗日分子，拾起國民黨軍隊所拋弃的武器資材，到處組織了抗日遊擊隊。一時，在廣大淪陷區中，我黨的、其他黨派的與無黨派的遊擊隊，共有數百個。而這些遊擊隊大都與八路軍有密切的聯系，有許多加入了八路軍。這樣八路軍在敵後就得到迅速的擴大，許多新的支隊編制起來了。八路軍就成為擁有數十萬人槍的强大集團軍，成為堅持華北抗戰的主力軍了。
在舊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國之後，我們委任了許多新的縣長、專員，並在各戰畧區經過民主管道成立了行政公署或邊區〔64〕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許多地區的土匪被肅清，人心逐漸安定，人民自衛軍、群眾運動都大大發展起來。黨的組織亦有十多倍的發展。單以華北範圍來說，我們的黨已成為領導抗戰的最大的政黨了。
敵人在佔領太原以後的四五個月中，沒有繼續向山西南部進攻，這給了我們從容佈置敵後工作的時間。這時候，我們决定在敵後採取可能的國家政權的鬥爭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與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軍區、軍分區），頒佈各種地方法令，徵集物資、糧食，鎮壓漢奸等。我們還决定了根據地中黨的公開及採用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不論黨、政、軍、民及其他組織，最初均採取由上而下的管道來建立，首先成立領導機關，然後建立下層組織。在革命高漲時期，領導機關建立以後，很快就能吸收廣大的羣衆來充實下層。因為一切都在飛躍中，時間是很寶貴的，浪費時間就等於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决。如果沒有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開的，或不能迅速打開。我們在“拿起槍來，保衛家鄉，保衛華北，堅持敵後抗戰”的口號下，採取了抗日民主政權與抗日遊擊戰爭的鬥爭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組織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會議直接產生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組織抗日遊擊隊、人民自衛軍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的救國會，擴大八路軍，以及黨的公開等。由於我們及時提出了適合當時情况的新的口號去代替舊的口號，採取了新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去代替舊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並且在鬥爭過程中，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把各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相互結合起來，囙此，就能够在各種不同的激烈變化著的環境中，一步一步地發動了最廣大的羣衆走上革命的戰場，並在戰場上適當地佈置開來。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時期內關於策略的具體指導。
華北人民的革命運動，華北的黨組織，在上述策略指導之下，大踏步地前進了。僅僅幾個月，華北大部地區就完成了這樣幾個大轉變：統治華北的腐敗的舊政權，在敵人進攻下幾乎是完全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敵人的傀儡政權――漢奸政權；隨即又由於幾十萬幾百萬人民的抗日遊擊運動在共產黨八路軍領導之下的大發展，在華北廣大的鄉村中，摧毀了敵人的傀儡政權，代之而起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僅僅幾個月，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的抗戰中失敗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數量更大的與八路軍密切結合的人民的抗日遊擊隊。這些遊擊隊在抗戰中所給予敵人的打擊，大大超過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所給予敵人的打擊。這種偉大堅強的遊擊戰爭，將在全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將在敵人面前證明：征服中國是不可能的。很明白，象這樣複雜的巨大的轉變，沒有正確的指導，是不能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完成的。
當時在策略的指導上，最複雜、最需要冷靜地思索與處理的問題，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階級鬥爭問題。許多衕誌在這個問題上翻了筋斗。我們採用了這樣兩種鬥爭形式：第一種，就是在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從敵人手中收復的地區，建立當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隊，獨立自主地實行三民主義〔91〕，進行抗戰，然後請求國民政府準予（但國民政府不準予也就算了）。這主要是在河北採取的形式，我們在上面已經研究過了。第二種，就是在山西採取的，即是與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過新派及犧盟會〔74〕建立根據地，建立武裝政權，實行三民主義，進行抗戰。這種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它也能使我們、使革命前進一大步。
關於山西新派發展的具體經驗是什麼呢？
我們在山西的抗日根據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來的。沒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舊派的進攻下勝利地打擊舊派，那末，我們在山西以至華北堅持抗戰的困難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也給了舊派投降敵人的企圖以很大的打擊。
山西的閻錫山〔168〕在綏遠事變〔169〕後，看到敵人要侵佔山西的嚴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戰”的方針。因為他要抗戰，他就需要人民的幫助，就需要採用許多進步的辦法與任用許多堅決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這就形成了他下麵的一派勢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後，舊派的許多人逃跑，有的投敵，於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裝（決死隊〔170〕），任命新派作專員、縣長等。但到後來，因為新派愈加發展並形成為獨立的力量，他又畏懼新派的勢力過大，就反過來壓制與打擊新派，提高舊派，並利用舊派來反對新派。到最後，就指揮舊派向新派武裝進攻。在新舊兩派的鬥爭中，新派採取了堅決的方針，擊潰了舊派的進攻。新派就更進一步發展與鞏固了。
閻錫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統治者，由於敵人對山西的進攻，他需要“守土抗戰”，他在抗戰中需要實行一些進步的辦法，目的是保持他對山西的統治。囙此，他的進步是有限的，是暫時的。但是他能抗戰與實行進步的辦法，是好的，對革命是有利的，我們應援助他抗戰。然而，如果新派的勢力及羣衆運動的發展超過他所需要與允許的範圍時，他就無所顧忌地來鎮壓羣衆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羣衆運動，他對抗戰也是動搖的不徹底的。囙此，我們就决定了這樣的方針：（一）與閻錫山合作抗日，並且開展羣衆運動，同時又要提高警惕，隨時戒備他來反對我們與羣衆；（二）用一切管道援助新派力量的發展，並設法參加新派，使新派實際地統治某些地區；（三）和新派一起，盡可能利用“犧盟會”的形式，獨立自主地去開展羣衆運動；（四）新派在擁護閻錫山的口號下與舊派鬥爭，直到進行武裝鬥爭，使舊派投敵或在山西造成反動的局面成為不可能。上述方針執行的結果，使新派取得了勝利，也使我們取得了勝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統一戰線中左派的成功。
我們在幫助閻錫山抗戰的過程中，使山西的抗戰堅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進了，也使我們前進了。囙此，這個經驗是值得注意的。
總起來說，華北黨在這個時期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是靈活地執行了中央路線的。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複雜的、緊急的轉變關頭，我們沒有迷失方向，沒有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許多錯誤的意見之後，正確、及時地决定了前進的方向，並且動員和組織了數百萬群眾朝著我黨指定的方向前進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是有不少缺點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有些地方，特別是那些有工作基礎的地方，黨的負責同志因為長期習慣於秘密工作，在形勢突然轉變、歷史飛躍前進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方式一下轉變不過來，不會運用公開的、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種問題。他們仍然照過去一樣，一點一滴地去進行工作，一個一個地去發展群眾團體的會員和黨員，只進行局部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滿足於幾個黨員與幾十個會員的新增，滿足於局部經濟政治鬥爭的微小成績。他們不能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提出任務，更不能解决在客觀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務。囙此，他們就不能不遠遠落在客觀形勢發展的後面。這種毛病，很久以後才逐漸糾正。
當著客觀形勢的發展不利於我們前進的時候，就要善於等待，不要冒險前進。這時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錯誤。但當著客觀形勢的發展，是來潮，是高漲，有利於我們前進的時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膽前進，這時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錯誤。我們過去進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說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麼？就是等待這樣一個運動的來潮與革命的高漲。今天，運動的來潮與革命的高漲都等到了，如果又輕輕把它放過，不利用這種時機迅速前進，那就等於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黨的負責同志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他們在特別有利的時候，不知道以我黨為領導來團結一切的抗日勢力與抗日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來領導敵後的抗戰。他們不懂得國家政權在革命鬥爭中極其重大的意義，而等閒視之，弃若敝屣。在山東及其他一些地方，當著舊政權人員逃走，漢奸政權又被我們推翻很久以後，還不獨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權，不知道委任縣長、專員，不知道經過民主管道產生當地是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讓那種無政府狀態延長下去。他們似乎覺得我黨無權利站在抗戰的領導地位，無權利站在統一戰線及抗日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無權利建立當地抗日政府及委任縣長、專員等，而且他們似乎還覺得全體抗日人民也無這種權利，唯一有這種權利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以他們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去恢復那裡的“一黨專政”，然後他們再給以擁護。甚至當這些“一黨專政”者轉眼無情，不獨不報答他們擁護的善意，而且要驅逐他們出境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由於這些衕誌的錯誤觀點，使山東喪失了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最好時機，並還將下麵已經建立起來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權機關也取消了。這些錯誤，給我們以後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許多困難。這些錯誤，在華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發生過。
第三，有一些衕誌犯了過左的錯誤。在籌措部隊的給養時，沒有嚴格遵守統一戰線的政策，過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負擔。在收編遊擊隊時，編得過多，沒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裝及非黨的週邊武裝，對編餘幹部的處理簡單粗糙。在羣衆運動中，有些地方對於流氓分子的破壞性注意得不够，因而造成某些亂捕人、亂殺人、亂籌給養的現象，引起社會上的嚴重不安。黨的發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浮鋇拇砦螅引進了一些壞人及落後分子。這些錯誤現象的糾正，在許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有些地方在糾正這些過左錯誤的過程中，又不適當地打擊了羣衆和下層幹部，向他們潑冷水，因而引起羣衆情緒的低落和下層幹部的消極，反動分子乘機反叛反攻。恰〉謁模當時北方局與八路軍的領導在路線上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個別政策、個別工作上還不能免除自己的錯誤與缺點。最初我們對於地主，對於漢奸，在政策上有些過分的規定，雖在不久以後，我們自己就糾正了，但下麵很久還沒有完全糾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黨內及軍隊內曾受到“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171〕這一口號的影響，許多地方不敢放手發展。這個錯誤，我們不久以後也自己糾正了。再其次，這個時期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時間過久，沒有迅速到敵後各根據地幫助解決問題，有許多原則問題沒有在黨的幹部中，特別是軍隊的幹部中解釋清楚。八路軍部隊向河北平原及山東深入的時間，也稍為遲了一些。這些缺點，都多少影響到當時的工作。
這就是抗戰初期，也就是我們在華北發展時期的工作經驗。
抗戰初期與發展時期華中工作的經驗
一抗戰初期
抗戰初期，華中黨的工作是由長江局指導的。在長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172〕衕誌在上海、南京、漢口等地指導華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會〔173〕决定成立中原局，並派我到中原局負責指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黨的工作。而長江以南及新四軍〔122〕軍部的工作，還是由東南局負責指導。皖南事變〔174〕後，才將東南局中原局合併，成立華中局。囙此，抗戰初期華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見，只是我到華中以後，就下層調查所得的一些資料來加以檢討的，所以還不是全面的。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也是值得商討的。
這裡還要說明一下，當時長江局的任務，不只是指導長江流域各省的工作，還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後方各省黨的工作。華中的工作，只是長江局指導範圍以內一部分的工作任務。我在下麵所要說的，也只是華中範圍以內的工作，而不涉及其他部分。
抗戰以前，黨在華中的組織基礎怎樣呢？
一般說來，黨在華中的基礎比華北更弱，除開南方各省及大別山有不大的遊擊隊之外，只在上海、漢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黨的很小的組織，而這些組織大半是新建立的。但是，由於民族革命的來潮和黨的工作，黨的影響是很大的，在各大小都市的青年、知識份子和工人羣衆中，都有黨的各式各樣的廣大的同情者。
在抗戰開始以後，武漢失守以前，是華中情况激烈變化著的時期。當時，華中情况的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日寇向華中大舉進攻，上海、南京、漢口、杭州、九江、徐州、安慶等都市及華中廣大地區，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階層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國共合作已宣佈成立，我黨已取得暫時的合法與半合法地位，黨在羣衆中的影響迅速擴大。
第三，南方各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並出動到南京、鎮江附近抗戰。
第四，在敵人進攻下，前線國民黨軍隊節節後退，部分潰散，遺棄大批武器彈藥，敵後地區的舊政府紛紛撤退，秩序混亂，土匪紛起，人民恐慌憤激。
在上述情况下，黨的工作方針與任務應該是：一方面，迅速恢復與發展黨在各地方的組織，動員羣衆參加抗戰，幫助國民黨軍隊抵抗敵人的進攻，推動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同時應將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準備與組織廣泛的遊擊戰爭上，放在敵後的鄉村工作上，以便在國民黨軍隊退卻之後，在敵後獨立自主地團結一切抗日階層和勢力，用遊擊戰爭堅持抗戰。
當時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如何决定行動路線，我不知道。據說當時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只提出了：發展各地方黨的組織，動員羣衆幫助國民黨軍隊抗戰，封锁敵人進攻，求得統一戰線進一步發展等任務。而對於準備與組織敵人後方和前線的遊擊戰爭，敵後鄉村中的工作及獨立自主地團結一切抗日人民堅持敵後抗戰的任務，則根本沒有提出來。據說當時曾有衕誌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受到領導機關的反對，說這些衕誌太重視遊擊戰爭了，說敵人是要用機械化師團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當時華中黨的行動路線，與當時中央在抗戰初期的行動路線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華中黨在這一偉大抗戰高潮時期內，是有成績的，主要是：第一，在華中許多重要都市及某些鄉村恢復和發展了黨的組織，並組織了一部分羣衆參加抗日鬥爭，幫助了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出版了《新華日報》〔175〕及其他書報，向各方面進行了統一戰線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軍，並出動到南京鎮江附近抗戰，不大地發展了新四軍，在個別敵後地區組織了黨所領導的幾個小的遊擊隊，但這些遊擊隊都是用友軍的番號。
除開這些成績外，工作中還有重大缺點，這就是：沒有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都市的附近組織起黨所領導的廣大的遊擊戰爭，沒有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敵後及鄉村中的工作特別薄弱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新四軍的發展還很小，在給養方面很困難，在戰畧上所處的地位很危險。華中敵後許多自發的抗日遊擊戰爭，很久也沒有得到我黨我軍的領導。囙此，我黨我軍在華中抗戰中所占的實際地位是很微弱的，這就是當時華中黨的工作中最大的缺點。我認為，這些缺點主要是由於以下的錯誤觀點造成的：
第一，是不瞭解蘆溝橋事變以後民族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和主要鬥爭形式的新變動，不懂得根據這種新形勢和新變動來决定自己的行動路線與佈置自己的工作。沒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組織和發展敵後廣大鄉村中的抗日遊擊戰爭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都市中非武裝的羣衆鬥爭上。在新形勢下仍然以非武裝的、部分的羣衆政治經濟鬥爭為主要鬥爭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裝鬥爭中發生不了什麼重大作用。沒有注意敵後的遊擊戰爭，在敵後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沒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組織地獨立自主地去參加抗戰，而僅僅以幫助國民黨軍隊抗戰為滿足。結果國民黨拒絕我們的幫助，並限制和禁止羣衆的反日運動時，我們自然就一無所有。
在武漢失守以前，華中有發展遊擊戰爭的很好的條件。在上海、南京、漢口、徐州及其他地區，國民黨軍隊退卻時丟棄了數十萬件武器及大量的軍用品，而敵後又是空虛的，一時什麼人也管不到。如果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此時是有决心的，動員上海、南京、漢口等地大批的幹部、黨員及非黨抗日分子到敵後工作，如果將新四軍大膽地分散深入到敵後活動，那我們一定能够在敵後組織大批的武裝部隊，並建立起很多的根據地。然而，當時華中的負責同志沒有這樣做。他們在上海、南京、武漢相繼失守的時候，組織黨員與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後方退，而不是到敵後的鄉村拾起槍來獨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後，附近沒有我們的遊擊隊，倒有國民黨的及土匪的遊擊隊（我們在這些都市附近的遊擊隊是武漢失守以後很久才去組織的）。這樣，華中敵後發展遊擊戰爭及建立根據地的最好時機，就白白放過了。
第二，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在最初一個時期對於抗戰形勢有不正確的估計。他們估計日本不至於打到武漢來，或者中國軍隊可以在長江下游封锁敵人前進，中國可以速勝，可以很快就驅逐敵人出境。因而他們認為沒有在敵後長期大搞遊擊戰爭的必要。因而他們對於抗日戰爭中正規戰與遊擊戰的相互關係有不正確的瞭解，不瞭解遊擊戰爭在整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不瞭解我們在抗戰中（至少是抗日初期與中期）只有在基本上採取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的管道去參加抗戰才是正確的。囙此，他們就放弃了在敵後發展遊擊戰爭的中心任務。
在舉國一致的抗戰中，說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看不見武裝鬥爭，那是不對的。他們看到了戰爭，也懂得“戰爭解决一切、一切服從戰爭”的道理，但他們對於當時敵我力量的對比有不正確的估計。他們不具體瞭解敵人是一個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中國是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在這種情況下，要在敵人戰畧進攻的階段就封锁敵人向內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廣大中國領土淪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軍隊驅逐敵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但由於敵人是异民族，並且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無法完全控制敵後廣大的佔領區。又由於中國舊的統治者的腐敗，在敵人嚴重進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潰。只有在這種估計下，並從這些具體條件出發，才可能確立在敵後長期大搞遊擊戰爭的行動方針。但當時在華中的負責同志並不這樣估計，並不承認這些具體條件的存在，認為中國軍隊在抗戰開始時就封锁敵人深入內地是可能的。囙此，他們就不能確立在敵後大搞遊擊戰爭的方針，而集中力量於如何從正面封锁敵人前進，如何保住武漢，如何很快地把敵人打退，收復淪陷區；而不集中力量於準備與佈置敵人向內地推進以後的工作、武漢失守以後的工作、淪陷區不能很快收復時的工作，從而就喪失了發展遊擊戰爭的最好時機。
其實，在武漢危急時，我們在華中大部地區的中心任務應是獨立自主地組織與準備遊擊戰爭，其他一切工作（如民運、地方的統一戰線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遊擊戰爭的。遊擊戰爭是這些地區當時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談。當時我們在華中並沒有一個正規軍隊，一切政治、經濟、文化都還在國民黨指揮下，武漢及其他地方的羣衆又沒有自己起來直接保衛武漢的實力，而我們要在武漢附近及其他敵後準備與組織抗日遊擊戰爭，國民黨又是禁止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除開獨立自主地進行遊擊戰爭（以及與遊擊戰爭相關聯的其他一切工作）外，還有什麼實際工作可做呢？這時如果我們不搞遊擊戰爭，而要搞正規戰爭，搞保衛武漢的正規戰爭，那我們除開向國民黨建議，督促與幫助國民黨而外，是沒有其他任何辦法的。但國民黨不聽我們的建議，拒絕我們的督促和幫助。我們的建議、督促和幫助，都只能是空談，不會有任何的結果。
抗戰的主要戰爭形式是正規戰，也只有正規戰才能最後戰勝敵人與驅逐敵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也當採取正規戰的管道和敵人作戰，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將來能够和敵人進行正規戰的一切條件，這些都是無需說明的。但是，從當時我們共產黨的具體條件出發，是不能採取正規戰去參加抗戰的，特別在華中更無這種可能。而遊擊戰爭在抗戰中占極重要的地位，我們又完全有可能獨立自主地去進行，囙此只有進行遊擊戰才是正確的方針。然而，當時華中的領導機關對於這種又重要又可能的遊擊戰爭不去搞，輕視它，主觀地縮小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強調正規戰，把自己的工作方針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規戰上。結果就只有去依賴國民黨，將就國民黨，幻想在國民黨允許之下，成立若干歸我們領導的機械化師團去進行正規戰，或者幻想國民黨能够允許我們參加他們的軍事、政治領導（即所謂共同領導）。這就要在統一戰線政策上走到右傾機會主義。這也是造成上述缺點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在當時情况下，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執行中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他們不是在敵人大舉進攻下採用一切辦法造成一種形勢去逼迫（同時也實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讓步）大資產階級與我黨合作抗日，而是採用單純讓步的辦法和在行動上嚴格限制自己的辦法，去企圖求得大資產階級誠心善意的合作。囙此，他們就不敢超出大資產階級的意旨和允許之外去行事，不敢採取有組織的獨立自主的管道去參加抗戰，不敢在可能條件下組織一定獨立的戰線與戰區去抗戰，不敢組織自己所領導的抗日部隊，不敢用共產黨的名義及八路軍新四軍的番號，不敢收編那些願意受我們編制與領導的抗日部隊，甚至不敢拾起國民黨軍隊所丟棄的槍枝，更不敢獨立自主地到敵後去團結一切抗日階層與抗日勢力，建立在自己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民主根據地與抗日民主政權。甚至在國民黨採用各種辦法來限制我們及向新四軍部隊實行無理磨擦和進攻時，也不敢採用堅決自衛的鬥爭方針，而只是一味地讓步。囙此，就不能不喪失在敵後發展遊擊戰爭及建立根據地的大好時機，就不能不助長大資產階級敢於向我們進攻的囂張氣焰，就不能不脫離廣大的中間階層，而陷自己於嚴重孤立和危險的境地。
他們不知道，我黨與大資產階級的合作，是帶著階級對抗的合作，是在一種特殊形勢下的合作。大資產階級最初就不是誠心誠意與我們合作，而是要在合作過程中來限制、削弱與瓦解我們。所以，在這種合作中，我們决不能只用讓步的辦法，必須進行適當的鬥爭，必須利用與設法造成一種客觀形勢去逼迫對方，才能使這種合作繼續保持與鞏固。為此，首先就必須超出大資產階級的意旨以外去發展進步勢力，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就必須超過大資產階級允許範圍，利用一切時機去敵後獨立自主地建立我們的武裝與根據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堅決進行抗戰與實行三民主義。這樣，才能造成一種情勢，使大資產階級不敢輕易反對我們，不敢破壞合作，並不得不繼續和我們合作。所以，我們在敵後獨立自主地發展遊擊戰爭，建立根據地，不獨不會促使國共合作破裂，相反，還是保證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如果只採取讓步的辦法去求得大資產階級的合作，結果不獨不會使合作保持、繼續與鞏固，相反，還會引起大資產階級對我們的嚴重進攻，引起國共合作的破裂。這一點，不獨有歷史上的事實可以證明，就是華中當時與後來的事實也是完全證明了的。然而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不懂得這條道理，所以走了錯誤的道路。
第四，不能不說到華中負責同志的組織紀律問題、黨性問題以及思想方法問題。當時黨中央對華中工作是有很多正確訓示的，華北敵後黨所領導的遊擊戰爭廣大發展的實踐經驗，他們是知道的。然而他們不執行中央的屢次訓示，輕視在華北實踐中已經證明了的經驗，而強調華中的特殊性，在行動中堅持自己的與中央抵觸的錯誤路線，才在工作中造成這樣不美妙的結果。
抗戰開始以後，黨中央關於政治、軍事及組織工作的方針是很明確的，有歷次決議、决定與訓示，並在徐州失守後特別對華中發展敵後遊擊戰爭的方針作了明確的訓示，以後對東南局及皖南新四軍軍部又有許多嚴峻而明確的訓示。但是，這些都被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拒絕了，他們堅持著自己的錯誤方針，這不僅僅是方針上的錯誤，而且是組織紀律上的嚴重錯誤，表現了這些衕誌黨性的不純。他們強調華中一些個別的特點，說華中沒有八路軍，華中敵後大部分是湖沼地帶、水網地帶及平原，華中沒有軍事幹部，華中的國民黨與華北不同等，以此為藉口，來拒絕中央的訓示。很明白，他們誇大了華中的一些局部現象的特點，並根據這些局部現象來决定工作方針，這是思想方法上的錯誤。
此外，他們對於在敵後發展遊擊戰爭的信心不够，害怕到敵後去活動，對敵後情况估計過分嚴重，也是他們放弃敵後工作的原因之一。
很明白，如果他們的組織觀念是强的，遵守紀律的精神是好的，黨性是純潔的，如果他們尊重與細心研究並執行中央的訓示，停止執行自己的方針，那末他們也不會在自己的工作中造成這樣不好的結果。
以上這些，我認為就是造成這時期內華中敵後工作特別薄弱以及其他缺點的重要原因。
二發展時期
一九三八年，黨的六中全會决定了發展華中的方針，然而在這時，發展華中最好的時機事實上已經過去了，但還沒有完全過去，還來得及補救。
我們到達華中以後，繼續犯了一個錯誤，又失去了一些時機。我們當時估計，敵人佔領武漢以後，還會繼續向內地實行戰畧進攻，平漢路、隴海路及鄭州、洛陽、西安等地會被敵人佔領，河南全部會成為敵佔區。囙此，當時我們一方面佈置武漢附近及豫東的遊擊戰爭，另一方面集中準備河南的遊擊戰爭，而沒有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東的廣大敵後地區。如果我們能早將中心移到津浦路附近，那我們就會多做很多事情。以後我又回延安開會，整整耽擱了一年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雖然李先念〔176〕已經初步發展了武漢附近的遊擊戰爭，彭雪楓〔177〕、吳芝圃〔178〕發展了豫東的遊擊戰爭，而津浦路、淮南路以東仍是沒大注意開展遊擊戰爭，那裡的衕誌仍在東南局原來路線的影響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這個過分的估計，才確定認識抗戰的相持階段已經到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兩側敵後地區去。但這時，時機更晚了一些，條件更困難了些。
武漢失守以前，國民黨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和共產黨合作，但是它企圖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黨。所以它對共產黨主要是採取麻痹政策與特務政策。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採取嚴格限制與打擊共產黨的政策，頒佈了《限制异黨活動辦法》〔179〕等。從這時候起，國共之間的磨擦，就在各地逐漸發生。又因日寇停止了對中國的戰畧進攻，而加緊其政治上的誘降活動，國際上又有遠東慕尼克〔180〕的新陰謀，以及我黨在華北敵後的大發展，引起了國民黨一些恐懼。囙此，就使得國內形勢逆轉，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險空前嚴重起來。汪精衛〔14〕投降，親日派活躍，全國性的反共高潮開始出現，華北敵後不斷發生武裝磨擦，華中國民黨頑固派亦節節向我進攻，强令我江北部隊南調，武裝磨擦亦開始發生。此時，我黨在華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裝力量，有被親日派反共派包圍、孤立和擊潰的危險。在國民黨地區，我黨和進步的羣衆組織，則受到壓迫與摧殘，已經開始了群眾運動的退潮。囙此，我們在華中的工作條件就更困難了。
這時，華中敵後地區的情况也和武漢失守時有了根本的不同。由於敵人的進攻，國民黨最初對敵後的形勢估計得過分嚴重，他們驚惶失措，退卻逃跑。那時敵後是空虛的。到了這時候，國民黨逐漸瞭解了敵後的具體情形，又看到我們在華北敵後的大發展，它對於敵後的觀念有了改變，覺得敵後還是可以經營的。國民黨最初是不願到敵後去的，而指令我們到敵後去抗戰，他們自己站在後方。然而在此時，他們就大膽、積極地向敵後伸展，恢復他們在敵後的統治，並嚴格限制與排擠我們。這樣國民黨就在敵後恢復了他們的一些秩序，江北自發的人民武裝遊擊隊已全部被國民黨收編（但在後來又大部投敵當偽軍），而我們在敵後則很孤立。形勢對我們是非常危險的。
在上述情况下，我們應該怎樣辦，我們的方針是什麼呢？
我們根據中央訓示，揭破日寇的誘降與遠東慕尼克的陰謀，動員並聯合一切抗日的黨派、階層和人民，反對汪精衛，反對親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動，為堅持抗日、團結和進步而奮鬥。我們的行動方針是：（一）在國民黨地區，根據運動的退潮情况，適當防禦與退卻，黨的組織轉入秘密狀態，隱蔽精幹，已經公開及半公開的幹部黨員，採取某種可能的向國民黨抗議的管道撤退。（二）在敵後地區，則準備獨立自主地堅持抗戰，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難（不依靠國民黨發餉和彈藥），準備全國性的及地方性的突然事變，準備實行自衛，克服當前的危險，準備在可能的地區建立一些根據地，並相機挽救前一時期華中工作中的損失。
我們當時在黨內、軍內傳達了黨中央在抗戰以後的正確路線和我們的行動方針，在黨的幹部會上報告了現時嚴重的形勢，指出了我們面臨著的危險及華中黨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了今後的任務。全體幹部的精神為之大振，深刻地檢查了過去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認識到對於反共頑固派的退讓政策不是出路，從而高度團結在中央的路線的周圍，並為新的任務努力工作。這就在精神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並準備了羣衆，為克服當前的困難，為應付可能到來的突然事變而堅決鬥爭到底。很明白，如果沒有這種轉變，沒有這種準備，沒有這種明確的方針與堅決鬥爭的意志，要克服當時的危險是不可能的，當然更說不上創造華中敵後的新局面了。
我們工作的發展獲得了超出我們希望以外的成績。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的正確方針，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反共頑固派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反共頑固派在一九三九年發動反共高潮〔181〕，向我華北八路軍及抗日民主根據地進攻。在我華北黨堅決自衛方針指導下，八路軍與廣大人民堅決鬥爭，擊敗了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使他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不得不停止進攻。然而頑固派並沒有死心。他們以為華中我軍力量薄弱，過去又有退讓政策，很好欺負，在華中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182〕可以有把握地消滅或驅逐我軍，因而就毫無顧忌地向華中我軍進攻。可是事態發展的結果與頑固派的願望相反。反共頑固派多次的武裝進攻，使我們不得不下最後的决心，團結一致與之拚命。在堅決的自衛鬥爭中，我們的指揮員與戰鬥員都是理直氣壯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以及大多數地方士紳都是同情我們的，有很多人參加了我們的自衛鬥爭，包括江蘇八十四歲的老耆紳，過去做過兩任省長的韓國鈞〔183〕先生，都是始終如一地站在同情我們方面，指責反共頑固派。在反磨擦鬥爭中我們執行了正確的策略，嚴格遵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衛原則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使我軍的阿兵哥、廣大的人民群眾、士紳以至國民黨軍隊的官兵都親眼看到：我們是自衛的，是有理的，是迫不得已的；而反共頑固派是進攻我們的，是無理的，是企圖置我們於死地的。到了條件成熟了的時候，我們即向進攻我之反共頑固派實行堅決的猛烈的反擊。在反擊之後，我們又進行充分的解釋（對自己的阿兵哥、對人民群眾、對士紳、對俘虜、對友軍、對反共頑固派都進行了解釋），釋放俘虜官兵，醫治對方傷患，並請士紳到對方提出和平條件，說明我們是不願意自相殘殺而放過日寇的。這樣我們就爭取到了廣大的同情者和後備軍，而反共頑固派則是孤立的，內部是極不一致的。所以，我們華中的武裝力量雖然很小，反共頑固派指揮下的武裝雖有二十餘萬人槍，但在無數次的磨擦鬥爭中，反共派沒有得到重要的勝利，而我們則是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反共派的進攻，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樣，我們在華中不獨渡過了危險關頭，而且打開了在敵後廣大地區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局面。我們華中的力量，在一年多的反磨擦鬥爭中沒有削弱，而且發展了。反共頑固派在敵後的二十餘萬武裝，則在磨擦中引起了內部的瓦解――叛變投敵、逃跑，加上戰鬥中的傷亡，所剩無幾。大敵當前，他們無理進攻自家人，得到了應得的報應，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我們則“因禍得福”，感謝反共頑固派的進攻！
我們在華中的武裝部隊很少，但在一定地區有局部的優勢，可能獨立自主地在局部地區內實行三民主義――發動群眾、武裝羣衆、進行抗戰、保衛家鄉、改善人民生活等。這樣，羣衆擁護我們，而反共頑固派就嫉妒與痛恨我們，並找藉口武裝進攻我們。然而羣衆是明白的，許多羣衆說：“他們自己不實行三民主義，還要反對人家來實行，真是沒有道理！”他們師出無名，其氣不壯，在羣衆中孤立，內部不團結。在這種時候，我們停止了退讓，實行了堅決的武裝自衛和反擊。這就是反共頑固派失敗的基本原因，也是我們勝利的基本原因。我們在華中敵後地區的發展與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是經過了這樣的具體道路：獨立自主地實行三民主義與堅決的武裝自衛鬥爭。這是和華北不同的道路。我們不獨是在同敵偽的不斷戰鬥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頑固派的不斷自衛鬥爭中，即是說，是在三角鬥爭中來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
在這種非常複雜的形勢下，一方面我們沒有在大敵當前犯進攻“自家人”的錯誤，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在反共頑固派武裝進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是說，我們不獨是在對日武裝鬥爭中，同時也在國內政治鬥爭中，也在對頑的反磨擦武裝鬥爭中，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執行了正確的政治方針、軍事方針與組織方針，運用了靈活的策略，徹底糾正了華中黨在前一時期的錯誤路線，我們才渡過了難關，克服了危險，並取得了勝利。如果沒有這後一方面，我們的勝利與發展也是不可能的。皖南的負責同志與新四軍軍部，就犯了這後一方面的錯誤，他們在反共頑固派陰謀和無理進攻的面前沒有警惕性，一味退讓，重複大革命時期陳獨秀〔114〕式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沒有在中央的屢次訓示之下改正自己的錯誤，一直堅持錯誤到底，最後又在軍事行動上犯了錯誤。結果就在皖南事變中遭到慘重的失敗。華北華中以及皖南實踐的經驗，這樣明確地證明了一個真理：抗戰以來，應該說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誰個違背了它，誰就不能勝利。
反共頑固派的失敗，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在每次磨擦之後，我們都向他們提議和平，要求他們停止武裝進攻，一切問題用商談來解决，然而他們完全拒絕。我們在二次黃橋戰鬥〔184〕之後，答應讓出鹽城、東台及其他地區的防地，放還俘虜的師、旅、團長三十餘人，退還繳獲的武器等條件；請韓國鈞先生到韓德勤〔185〕那裡去談判，要他們停止對我們繼續進攻，然而他們還是拒絕了。弄得韓國鈞先生也氣憤地對我們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很明白，如果頑固派在我們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議之後，停止進攻，那他們也不會弄到那種地步的。頑固派除開抱怨他們自己以外，還能抱怨誰呢？
由於頑固派不顧大局，在華中進行了一年多激烈的武裝磨擦，我們雖然基本上勝利了，但犧牲是重大的。尤其以皖南事變中的損失為最大。同時日偽也乘機利用這種磨擦來加强其對佔領區的統治與掠奪，因而使敵後抗戰更加困難。又由於許多反共武裝的叛變投敵，偽軍新增了，偽化區擴大了，敵人的掃蕩也加多了。即使如此，華中敵後廣大地區還是建立了進步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各階層廣大人民在新的條件下團結起來，建立了敵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武裝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的自由及人權、地權、財權等，這就大大提高了華中敵後人民的抗戰力量。華中人民和新四軍在一起，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有力地堅持著華中敵後的抗戰，給敵偽以極大的打擊。這就是在磨擦中所引起的華中敵後情况的基本變動。這種變動，將長期影響華中敵後形勢的發展，並影響全國形勢的發展。這是在磨擦中所產生的積極的結果。在反磨擦鬥爭中，我們不獨克服了當時的危機，而且使我們發展華中的任務也基本上完成了。前一時期華中工作中喪失發展時機和敵後工作特別薄弱的缺點，我們也基本上克服了。
三年來，華中工作的主要成績是什麼呢？
由於中央的正確指導，北方局和八路軍的援助，華中我黨我軍全體幹部、黨員和指戰員的英勇奮鬥，除開個別地區以外，我們的工作都獲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成績，簡單地講，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勝利堅持了華中敵後抗戰，嚴重打擊了敵偽。除開皖南與豫皖蘇邊區外，擊潰了親日派、反共頑固派對我軍的進攻，封锁了投降分裂的危險。
在一九四一年，我軍各師作戰的情形如下：共作戰二千三百九十一次；繳獲槍枝二萬六千一百八十二枝，輕重機關槍六百挺，各種炮四十一門，各種子彈七十八萬三千零一十二發，各種炸彈四萬二千五百一十八枚；斃傷敵偽官兵三萬三千零七十三名，俘虜二萬零七百八十二名。我之死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名（皖南事變除外）。
在一九四○年以前，我軍除第五師外，作戰情形如下：共作戰二千七百零三次；繳獲長短槍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二枝，輕重機關槍四百二十八挺，各種炮五十七門，各種子彈六十六萬一千五百零五發，各種炸彈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七枚；俘虜及斃傷敵偽官兵共一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名。我傷亡官兵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三名。
從以上的數目字，可以看出我軍作戰取得很大的勝利，嚴重地打擊了敵偽，堅持了敵後抗戰。
第二，在華中敵後廣大地區建立了根據地，並在這些根據地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民主政治，發動與組織廣大的人民到抗日戰爭中去。雖然政府斷絕供給我軍一切餉彈，但由於這種根據地的建立，仍能保證我軍的給養。
根據不完全不精確的統計，可以報告以下的一些近似的數目字：
我軍所建立的敵後根據地，面積共約一十八萬方裏，如加我軍經常遊擊活動的地區，則約有二十五萬方裏，其中大約有十萬方裏是比較鞏固的地區。在根據地內的人口，根據一九四一年向我交納各種稅款及公糧者計算，約共有一千五百萬人，約占敵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比較鞏固地區的人口，則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人。
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雖然還極不完備，錯誤還多，但是我們注意吸收黨外人士參加政權，實行“三三制”〔126〕。我們在各地開了參議會〔186〕及士紳座談會等，將黨的政策向各階層人民作解釋，消除了中上層人士的懷疑恐懼，他們中有一部分積極參加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在這裡至少可以證明：抗日根據地內，在適當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是可以同中上層人士保持合作的；在與中上層人士保持合作的條件下，仍然是能够適當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些認為要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就不可避免要與中上層人士弄翻臉的觀點，是不對的。
第三，發展了抗日武裝部隊，在一定基礎上武裝了人民。我主力軍之大部經過幾年來的戰鬥鍛煉和整訓，一般已結束了遊擊隊的階段過渡到正規兵團的規模。地方軍中的一部分已提高了戰鬥力，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中一部分已能擔任戰鬥任務。
第四，發展與建立了黨的組織，在一定範圍內組織了羣衆，改善了群眾生活，實行了减租减息〔144〕、改善雇工待遇等。
除開這些主要的成績外，還在各地開展了敵偽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個別地方聯絡友軍的工作亦有成績。各地黨與部隊在訓練幹部方面亦進行了一些工作，在各種學校及訓練班畢業的學生已有數千人。一部分在職幹部的理論認識與黨性有些提高，在三年的艱苦鬥爭與工作中，鍛煉了我們大批的幹部。兵工生產，文教工作，亦已在各地開始進行。
這些都是我們看得見的成績。一般地說，開闢與發展華中敵後工作的任務基本上是完成了。這種任務的完成，抗日民主勢力在華中敵後廣大地區內的生長與鞏固，不會不影響到中國的抗戰形勢以及國內政治軍事情况的發展。我軍在華中敵後已最後地站穩了脚跟，任何勢力企圖消滅我們，是斷乎不可能的了。長期堅持華中敵後鬥爭以至於最後勝利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已經打下了基礎。
在這個時期的工作中，我們還有什麼缺點和錯誤呢？
除開我們最初對於敵人的戰畧進攻有某些過分的估計，及皖南的負責同志犯了錯誤，因而受到很大損失外，還有以下一些錯誤與缺點：
第一，有不少衕誌在反磨擦鬥爭中犯了左傾錯誤。有的衕誌認為，反共高潮一來，磨擦一起，國民黨就完全反革命了，國共關係就根本破裂，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就可拋弃，因而在策略上發生了嚴重的錯誤。有的衕誌在武裝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與有節的原則，只圖有利，造成了原則的錯誤。還有的衕誌提出了“打倒頑固派”的口號，或把“敵、偽、匪、頑”寫在一起，把頑固分子當作漢奸，把中間分子當作頑固分子來對待，甚至還發生個別沒收頑固派財產的事情。有的衕誌向各方面的文宣解釋不够，不是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這一個複雜的武裝磨擦問題，而是粗枝大葉地隨便地處理這個問題，因而引起許多人的誤會與自己內部的懷疑。
最初我們是集中火力反對右傾錯誤，反對在反共頑固派進攻面前畏怯、退卻、投降。但後來，在武裝磨擦的過程中，左傾錯誤逐漸地嚴重起來。囙此，我們又不得不集中火力來反對左傾，糾正這種錯誤。
第二，最初，華中的黨、軍隊和群眾團體在籌措給養方面，在收編遊擊部隊與地方武裝方面，在處罰漢奸方面，在社會政策方面，都和華北一樣，犯了一些過左的錯誤，經過了一個混亂時期，引起了社會上某些不安及上層人士的恐懼，個別地方發生地主逃跑等。然而混亂時期一般不長，有的幾個月、有的幾星期就糾正了。另外有些地方，則由於土匪的蜂起及頑固派武裝的搗亂，這種混亂時期比較長些。
第三，由於我們在華中敵後的軍隊和黨的組織，最初是通過江南、華北及中原各方面的關係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攏來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領導關係、指揮關係等，在行動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幹各的，彼此聯系很少，囙此，在鬥爭中就不能彼此協助，不能統一地對付日偽與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而受到許多不應有的損失。在統一戰線及其他政策上，對於某些具體問題和具體人，常常表現各部隊之間、上下級之間、軍隊與黨及政府之間的不一致，以及黨所公佈的政策與各部隊各機關的行動之間的不一致，因而就給反對我們的人以很多機會來鑽空子，進行挑撥離間，引起我們內部的誤會。在華中建立統一的政治領導與軍事領導，從組織上、行動上、思想上以至供給上、制度上去統一各部隊與各地黨組織，是經過了長期的艱苦工作，並在中央的有力幫助之下，才最後獲得解决的。
第四，華中我軍是處在民族戰爭與內部的磨擦戰爭中。這兩種戰爭，須要兩套不同的戰法，須要兩種不同的戰略戰術原則。對日戰爭的指揮原則，是在戰畧統一指揮下獨立自主地開展遊擊戰爭。反磨擦戰爭的指揮原則，是在戰畧、戰役以至戰術上都要統一指揮，特別是在政策上，更須要統一。而這兩種戰爭的相互關係，是很複雜的問題。由於客觀事物的這種複雜性，再加上我們部隊組織及戰鬥作風的不同，所以，許多軍官的軍事指揮就難免發生錯誤，常常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比如，在幾個部隊配合作戰的反磨擦戰爭中，有些指揮員用指揮遊擊戰爭的原則來指揮部隊作戰。他們並不嚴格聽從總指揮部的統一指揮，認為可以打時就打，不可以打時就不打，或隨便轉移方向，擅自指揮部隊行動。他們或者把內戰時期的戰略戰術原則機械運用到情况完全不同的華中敵後的反磨擦戰爭中。還有些衕誌不尊重上級所給予的戰畧任務，不肯用一點力去解决戰畧上關係重大的戰鬥，而只注意爭取戰術上的勝利。結果他們雖然在戰術上獲得勝利，繳了很多槍，俘虜了很多人，戰鬥次數亦很多，然而局面並沒有打開，戰畧上的任務並沒有完成，形勢甚至還弄得更壞。另外有些部隊在對日作戰中不瞭解在戰畧上要統一指揮，而各部隊在戰術以至戰役上要獨立自主。他們常常在戰畧上不嚴格服從指揮，而在戰術與戰役上又常常請示上級，甚至抱怨上級對他們指揮太少等。還有些部隊在對日偽作戰中，疏忽了對反共武裝的警戒，或在反磨擦戰爭中，疏忽了對日偽的警戒；或者不能在一定的時候集中主力對付一方面，而兩面同時作戰；或者在集中主力對付一方面時，又過分估計另一方面的夾擊危險，而畏首畏尾，不敢下决心，或中途動搖，不善於利用他們之間的衝突。
以上這些，就是這個時期華中工作所發生的一些錯誤與偏向。由於這些錯誤與偏向的發生，使我們在鬥爭過程中喪失了一些後備軍，在某些階層的人民中引起了某種程度的隔膜，並給了敵人一些可乘之機，使某些問題不能解决，造成某些僵持的局面，浪費很多時間，使我們以後的工作發生了很多困難。
華中敵後的根據地是在抗戰三年以後才開始建立，並且是在反磨擦鬥爭勝利之後才開始建立的。由於這兩個特點，再加其他特點，就使華中敵後根據地建設的條件，比華北更困難些。然而，我們有了華北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有中央的許多訓示，我們可以少犯許多錯誤，可以較快地糾正各種錯誤。囙此，也就使我們在中下級幹部較少較弱的條件下，能够運用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復敵後抗日的秩序，團結各階層人民在我們的周圍，建設與鞏固各根據地，堅持華中敵後的抗日戰爭。
這就是發展時期華中工作的基本經驗。
＊這是在延安整風學習期間，劉少奇結合自己從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四二年春的經歷，總結黨在華北、華中工作的經驗，在黨內作的一次報告。原題為《六年敵後工作經驗的報告》，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緒論，收入本書（《劉少奇選集》）的是第二、第三部分。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