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同志們！我的結論講三個問題：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大體上可以歸納為這三個問題。
我們的方針，我們的路線，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在這條方針裡面：“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就是說的組織隊伍；“在我黨的領導下”，就是說的總司令、指揮官；“打敗日本侵略者”，就是說的敵人；“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就是說的目標。
關於放手發動群眾問題，昨天少奇同志講得很好，手是我們自己的，放不放在我們。誰不叫我們放手呢？有許多人，其中就有蔣介石。現在國民黨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三十條政綱中有一條是“絕對禁止違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軍事、財政、交通、幣制上有任何破壞統一之設施與行動”。比如軍事的統一，那就是要我們把軍隊統統交給他們，不要八路軍、新四軍。這個鬥爭早就有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1]，就是不讓我們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大革命為什麼失敗？除了客觀原因之外，還有主觀原因，就是蔣介石不讓我們放手，汪精衛[2]也不讓我們放手，我們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時我們應該大大放手，但我們卻不敢放手，所以失敗了。內戰時期我們放手了，但又過了一點，沒有把放手發動群眾同冒險主義相區別。在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就是這條路線，這次大會只是準予這條路線，並對這條路線有所發揮。如果沒有過去多年的經驗，我們的大會不可能作出肯定這條路線的决定。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條件下，而不是冒險。有理、有利、有節，就是放手而不冒險。這一個方針一直到全國勝利都是不會改變的。我們的壓力很大，要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從束縛手足的精神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不容易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國際一直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一八四八年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方針；第二國際違背這一方針，崇拜自發論，一切聽其自然。共產國際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聯共黨的領導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後打倒資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我們要文宣這條方針，肯定這條方針。朱總司令、少奇同志和我的報告[3]，都是貫穿著這個精神，堅持這條方針。階級不消滅，我們的這條方針是不會取消的。由於各個階段情况不同，政策會有變化，但總方針是不變的。至於如何實行這條方針，這須要根據周圍情况及其內部聯系來决定。
一國際形勢
我在報告中這樣說：“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世界將走向進步，决不是走向反動。”這是歷史的總趨向。這一看法到底對不對？世界是不是會倒退？“倒退”這個問題，報告中也講到了，說應該“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願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强大的”。如果有這種情況發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種估計，報告中的某些基本點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來，國際局勢經常是衝突的，一會兒是好消息，一會兒是壞消息，好了又壞，壞了又好，今後還會是這樣，時好時壞，不好不壞，波浪式地發展。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因為世界上有兩種勢力在鬥爭：蘇聯和各國人民的勢力是一方，反動勢力是另一方。前一種勢力要使局勢變好，第二種勢力要使局勢變壞，這樣就要經常鬥爭。現在的世界就是一個衝突的世界。但是，說蘇、英、美三國不團結，說英、美兩國要聯合日本，聯合德國的那些俘虜，組織一個反蘇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是沒有的。為什麼說沒有呢？因為客觀實際上不存在。現在有兩個客觀實際，我上面說的不是按照反動派這個客觀實際講的，而是按照蘇聯和世界人民這個客觀實際講的，蘇聯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說現在反蘇反世界人民的大戰的危險是不存在的。英、美資產階級內部，有一部分反動派要幹，一部分不願幹，一部分是想幹而不敢幹。舊金山會議[4]可能無結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績而散。蘇聯在舊金山會議的記者分析得就很好，我們只能就大勢而論，有三種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圓滿；（2）無結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們跟蔣介石談判一樣），下次再來；（3）最壞的結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裡米亞會議[5]的决定。現在看來，第三種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兩種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三種情况發生了，克裡米亞會議的决定推翻了，這是不是說英、美就要組織反動派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進攻蘇聯呢？也不能作這樣的結論。莫洛托夫[6]在舊金山會議上的聲明說得對，他說即使這次會議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國際安全機构，也不等於將來也不能建立，我們要努力爭取建立，這次搞不好將來再搞。他的這個話是包括對整個世界情况的估計，和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就是說，我們相信蘇聯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國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資產階級內部不統一，不是完全反蘇的，有一部分人還是願意同蘇聯合作的。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還沒有結束，只結束了一半，日本還沒有被打敗。把這些情况綜合起來看，即使舊金山會議這次搞不成，也不能說就永久搞不成。在宣佈歐洲勝利的那天，史達林說，歐洲已進入和平時期。史達林說得對不對呢？很對。在歐洲，戰爭時期過去了，和平時期到來了。史達林的判斷是根據整個情况說的。蘇聯是在國際範圍內勝利了。列寧曾經講過：俄國布爾什維克“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著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况下），否則就會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難”。[7]這是在一九二一年講的。同志們，一九四記者分析得就很好，我們只能就大勢而論，有三種可能性：（1一年德國進攻蘇聯，是不是二十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時，史達林說：或者勝利，或者滅亡。現在是勝利了。蘇聯的勝利是從在莫斯科打勝仗開始的，不是從斯大林格勒[8]才開始的，沒有莫斯科的勝利，也就沒有斯大林格勒的勝利。現在蘇聯紅軍的旗子已經插在柏林，列寧的話講靈了。蘇聯在國際範圍內勝利了，現在只是努力鞏固這種勝利。蘇聯的勝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也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資本主義有它的歷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兩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個娃娃叫資產階級，同時產生了另一個娃娃叫無產階級。中國和外國的古書上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沒有共產黨，這都是近代的產物。按照列寧的分析，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而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削弱著帝國主義的力量，使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一個國家單獨勝利。以前馬克思、恩格斯講社會主義將同時在所有國家勝利，至少在幾個文明國家同時勝利。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列寧根據新的情况，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的話又說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個十月革命，整個世界歷史發生了變化，開闢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從這時起，資本主義倒楣了，走下坡路了，社會主義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我也講資本主義是向下沒落，社會主義是向上發展。從十月革命起，資本主義缺了一隻腳，剩下的資本主義，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變為法西斯的資本主義，一部分變為民主的資本主義。現在這兩部分資本主義打架，民主的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合作，將法西斯的資本主義一夾，夾掉了一個德國法西斯，再一夾，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夾掉。資本主義好比一個四只脚的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隻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夾掉它一隻腳，現在只剩下了兩隻腳，成了一個跛子，成了不完全的東西。資本主義殘廢了，它怎樣走路呢？就裝上木脚來走路。你們說這剩下的資本主義，是比過去更强大了還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們的衕誌要注意，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許多衕誌往往對於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看不見，只看見局部的小量的東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資本主義一隻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法西斯資本主義打倒了，法國內部最壞的東西垮臺了，許多小皇帝也垮臺了，小國家起了變化，都進步了，這又砍掉了資本主義一隻腳。這些都是大事情，必須看到這些大事情，才能正確地進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時不會犯錯誤。
現在英、美各國的通訊社和報紙，專為一些小問題咬住不放，吵鬧不休，令人看起來很覺奇怪。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呢？我說資本主義有一種特性，就是“蝕大本，算小帳”。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掉一隻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失掉一隻腳，現在卻抓著一根頭髮死也不放。本錢蝕去了，不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國本身也打得五勞七傷，這表示資本主義殘廢了，蘇聯和歐洲人民强大了，他們不抓小辮子，那就什麼都沒有了。他們的資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著小辮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無話可講了。這是我們的看法，但他們也有他們的用意。世界各國反動派的反蘇言論，其作用在於：（1）封锁蘇聯及歐洲人民力量的發展，在蘇聯及歐洲人民面前，抓著小辮子討价還价。（2）調動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給自己撐腰。要找人撐腰，就不得不唱些適合於反動派的調子，才能調動那些反動派，團結那些反動派，作為自己的基礎。（3）壓制革命人民。邱吉爾[9]發現他處在歐洲人民包圍之中，處在英國人民包圍之中，所以要唱一點反動調子，壓壓人民。由此看來，我們便可懂得，舊金山會議爭論那麼凶是為了什麼，將來東方問題還要爭論的。這些爭論，好比做文章，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他們還有兩隻腳未砍掉，還可以走路，還不甘心，所以有爭論是可以解釋的，如果沒有爭論反倒成為不可解釋的了。
現在世界上大國的外交政策，只有蘇聯是主動的，英、美、中都是被動的。波蘭問題的小辮子也抓不了幾天了。蘇聯沒有掛牽，所以能主動。英、美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被動的，英國原來是搞“慕尼克”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蘇聯，把蘇台德區等送給德國，但是它雇傭的希特勒這個“勞動力”有點鬧獨立性，先打了老闆一頓，打得哇哇亂叫。對日本也是如此。美國和英國原是出錢雇“勞動力”去打蘇聯的，送鐵送汽油給日本，也就是出工錢的意思。日本就在邊界向蘇聯挑釁，從美、英拿工錢，把工錢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蘇聯，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國和英國才對日本宣戰，英國並與蘇聯簽訂有效期為二十年的《同盟互助條約》，美國與蘇聯簽訂在反侵略戰爭中互相援助的協定。資本主義的主動性，是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十九世紀上半世紀還有一點，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便昏庸腐朽，變成帝國主義，即處於被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英、美是被迫打的，沒有計畫的。對南斯拉夫，他們不承認，後來又承認了。現在對波蘭也不承認，將來還是要承認的。現在他們不承認中國的解放區和八路軍、新四軍，將來也會承認。
資本主義是向下的。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下降了，日本的資本主義下降了，英國的資本主義也下降了。只有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向上的，它的生產在戰爭中是它歷史上未曾見過的大發展，超過它戰前生產的一倍半到兩倍。一九二八年繁榮期間，美國的生產總值為六百萬萬美元，現在，有人說是二千萬萬，有人說是一千八百萬萬，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說是一千五百萬萬到二千萬萬。如果說過去六百萬萬是兩個指頭，那末現在若為二千萬萬就差不多是七個指頭。它的生產有這樣大的發展，所以說美國資本主義是向上的。但是，美國現在的繁榮，帶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榮，美國的經濟危機很快地就要到來了。從經濟上說，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喜馬拉雅山，但這個山是要倒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應該這樣來認識。美國的危機，歸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義自身來克服，而是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克服。
這次舊金山會議，即使搞不成，第二次舊金山會議還是會要來的。因為世界情况需要它。關於建立反蘇堡壘線，英國保守黨是有這種企圖的，從前是以波蘭、羅馬尼亞等國組成的這道牆壁，現在被蘇聯拆掉了。若它再搞這一套，那就回到張伯倫[10]那裡去了，但現在已不是那個時代了。希特勒倒了，蘇聯强大了，歐洲人民覺悟了，英國人民覺悟了，美國資產階級中有想與英國反動分子結合反蘇的，但大部分人是願與蘇聯搞好關係的。英、美都是現實主義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敗日本後，兩隻手都要做生意。
總起來講，第一次大戰以後，所謂資本主義的穩定已經沒有了，不穩定就經常產生危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來一次，是有規律的有週期性的。這次美國的戰時繁榮是帶特殊性的，以後也不會有穩定。他們要和平，要建立國際安全機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也可能穩定下來，但不是長期穩定，其中包含著危機。
世界上這幾個大國誰是領袖？是蘇聯還是美國？有人說美國是領袖。這種說法不對。從經濟上可以這樣說，但經濟之外還有政治，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蘇聯。蘇聯在經濟的量上說不如美國，但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它產生了偉大無比的力量，產生了强大的紅軍和英勇的人民。蘇聯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英、美各國的人民，對蘇聯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國也要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性質？前邊說過，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反動的法西斯資本主義，一部分是民主的資本主義。反動的法西斯資本主義主要的已經打垮了。民主的資本主義比法西斯資本主義進步些，但它仍然是壓迫殖民地，壓迫本國人民，仍然是帝國主義。它一方面打德國，一方面又壓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壓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時候，對它的壓迫人民要忍一口氣。蔣介石也是這樣，他打日本是好的，壓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還打日本的時候，我們也是要忍一口氣，不提打倒蔣介石。蔣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我們提倡的是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有它的生命力，還有革命性。從整個世界來說，資本主義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資本主義在反法西斯時還有用，另一部分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將來還有用，在中國及歐洲、南美的一些農業國家中還有用，它的性質是幫助社會主義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的。
二國內形勢
第一，《論聯合政府》報告的原稿上有“兩三年中將是中國情况大變化的關鍵”這樣一句話，在發表時删去了。删去這句話，不是因為說得不對，而是不說為好。但是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應付大事變。
第二，三個大會。去年九月民主同盟開了全國代表會議，日前國民黨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黨正在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三個大會如果說有一點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大會是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實際上也是法西斯主義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報》上都有文章責備國民黨的大會[11]，同志們可以去看。國民黨的這次大會上有一點特殊，蔣介石的話就是國民黨的命令，過去這僅僅是事實，這次變成了紀律，中央委員要賭咒發誓服從總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黨外，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都沒有這樣一條。還有一條，就是規定國民黨員不准加入其他政黨。我們共產黨不是誰想入就能入，黨章規定要經過支部大會表決通過，入黨是有條件的，但出黨是自由的。上面這兩條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國民黨現在更虛弱了，更懼怕了，他們的黨員中想要加入其他政黨的人更多了。但這個賭咒發誓，在現在這個時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我看這個提法很對。在抗戰以前近一百年中間，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後，國民黨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賴美國，這樣中國就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國為主控制國民黨，英國可能插進一隻小脚。這一變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我們共產黨要好好準備，以應付這個變化。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這將是一九三一年日本進攻中國以來十六年中的大變化，這個變化對我們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來了一個“特殊繁榮”的美國，它現在控制著國民黨，所以我們要做國際聯絡工作，爭取美國的無產階級援助我們。我們黨的高級幹部，應該特別注意美國的情况。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
第四，有一個問題要講清楚，叫做“準備吃虧”。有些衕誌希望我講一些困難，又有些衕誌希望我講一點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國內民主運動已經興起，將來更有希望，蘇聯援助我們，美國、英國的無產階級將來也還是要幫助我們的，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們更要準備困難，我下麵講的困難有十七條：
第一條，外國大罵。現在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都在罵共產黨，將來我們發展越大，他們會罵得越有勁。他們有人曾經向我們示過威，說：你們那樣不行，美國輿論要責備你們。我說：你們吃麵包，我們吃小米，你們吃麵包有勁，嘴長在你們身上，我們管不了。這叫做沒有辦法，要準備著挨外國人的罵。
第二條，國內大罵。是大罵，不是小罵，他們將動員一切人來大罵，什麼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殺人放火，共產共妻，毫無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數得出的罵人的話，我們都要準備著挨。
第三條，準備被他們占去幾大塊根據地。不是說幾小塊，也不是說統統占光，而是被他們占去幾大塊，他們要打內戰“收復失地”。在十年內戰時期，他們就曾經占去我們幾大塊，這次我們還要準備被他們再占去幾大塊。
第四條，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電報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說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我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那時我們有五十萬軍隊，準備被搞掉二十五萬，還有二十五萬。這二十五萬是什麼？原來五十萬是伸開的手掌，這二十五萬是握緊的拳頭，雖然縮小了，可是精壯了。現在我們的軍隊差不多有一百萬，我們還要發展，到將來蔣介石進攻我們時，我們可能有一百五十萬，被他搞掉三分之一，還有一百萬，搞掉一半，還有七十五萬。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
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偽軍搖身一變，掛起蔣介石的旗子，歡迎蔣介石，歡迎閻錫山[12]，使我們很不好辦。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們馬上就占了，我們來不及。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
第六條，爆發內戰。我們要用各種方法制止內戰。現在的揭露就是一種方法，我們要經常揭露，在大會檔案上、在報紙上、在口頭上揭露。此外，還要用別的辦法來制止內戰。內戰越延后越好，越對我們有利。抗戰八年以來，我們的政策就是使蔣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們的政策還要這樣繼續下去，使他不敢輕意地發動內戰，但是我們要準備他發動內戰。
第七條，出了斯科比[13]，中國變成希臘。這種情況我們要用各種方法來避免，如果發生了，就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方針。我曾經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講過，我們的原則是三條：第一條不打第一槍，《老子》上講“不為天下先”，我們不先發制人，而是後發制人。第二條“退避三舍”，一舍三十裏，三舍九十裏，這是《左傳》上講晋文公在晉楚城濮之戰[14]中的事，我們也要採取這樣的政策。第三條“禮尚往來”，這是《禮記》上講的，禮是講究往來的，“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你來到我這裡，我不到你那裡去，就沒有禮節，所以我們也要到你們那裡去。我叫國民黨的聯絡參謀把這三條告訴胡宗南[15]，希望他們也採取“不為天下先”、“退避三舍”、“禮尚往來”的政策，這樣就打不起來。他們不喜歡馬克思主義，我們說：這是老子主義，是晋文公主義，是孔夫子主義。無論斯科比來了也好，蔣介石來了也好，我們都是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原則。不打第一槍這個原則我們要謹記，從一個時期來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從長遠來看則是很有利的。當然到了該打的時候，就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有人講兩面作戰怎麼得了？他們要搞兩面作戰，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只好準備這一著。我們現在好像坐牢一樣，前門是日本人守著，後門是蔣介石守著。
第八條，“不承認波蘭”。這裡是比喻我們得不到承認。現在我們是一個中指頭，你不承認，將來是一個大指頭，你也不承認，到了是一個拳頭、兩個拳頭的時候，看你承認不承認？你九十年不承認，一百年不承認，將來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認。因為我們的政策正確，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將來如果形勢不好，蔣介石、斯科比兩面夾攻，到處打槍，有些黨員就向後轉開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散得最厲害的是一九二七年，還有散得多的是內戰時期，有組織的黨員只剩下三幾萬。在不好的情况下，黨員中有一部分悲觀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壓散了，也無非就是這樣，我們準備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中國革命是長期的，從一九二一年到現在二十四年了還沒有勝利，還要搞下去，還要犧牲許多黨員和軍隊。黨內會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的問題，不僅要對我們大會、中央、中央局，還要對區黨委、地委這些領導機關都講清楚。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
第十一條，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幫忙。最近得到報告，華北、華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說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16]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天灾是一件壞事，但是它裡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今年我們邊區沒有收成，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們要講節省，從中央起都要講節省，準備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產黨有本領就是要在這種情況下打出一條生路來！華北、華中許多地方都要準備這一條。
第十二條，經濟困難。有天灾經濟是困難的，沒有天灾經濟也是困難的，所以我們要大力學做經濟工作。我們曾經提出這樣的口號――在兩三年內學會做經濟工作，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克服困難。
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有的衕誌問：日軍退出華南、華中，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怎麼辦呢？現在日本法西斯作戰是寸土必爭，看樣子是不會撤的。但我們要把事情往壞一點想，即使長江流域的日軍統統撤到華北，難道我們就嗚呼哀哉了嗎？中國抗戰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橫行不了多久了。敵人集中華北，提出和平妥協的條件，跟英、美講和，假如這件事出現了怎麼辦？我們準備想各種辦法對付之，這些辦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所以我們要有準備，以防萬一。
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不要以為不會發生意見分歧，上述困難一來，許多情况出現，就可能產生黨內意見的分歧，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滿意等等。如果我們準備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沒有準備，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中國革命是長期的，由於各種情况的原因，國際無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幫助我們，他們還料不到我們的困難來得這樣早，就是料得到也沒有辦法，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要做國際聯絡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國際無產階級和偉大的蘇聯幫助我們。但由於各種情况的原因而沒有援助，我們怎樣辦？還是按照過去那樣，全黨團結起來，獨立自主，克服困難，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幹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况。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
困難我講了十七條，下麵講我們一定要勝利。
第一，暫時吃虧，最終勝利。這個原則是不會錯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吃虧都是暫時的，終久我們是要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堅信這一條。
第二，此處失敗，彼處勝利。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此處吃虧，彼處勝利，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總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麼辦法？就讓他跑掉吧。黨員中間的動搖分子，他們在革命熱鬧的時候來湊熱鬧，在困難的時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們開歡送會。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難的人又來了，我們黨二十四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我們說一定有許多的人會來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要準備一些人犧牲，但總有活著的人。這樣大的黨，這樣大的民族，怕什麼。
第五，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我們要感謝何應欽[17]，他不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餉，他這樣一困，我們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餓死，還是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問題。解散不甘心，餓死不願意，那剩下一條，就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克服困難。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經驗，共產黨會捉蝗蟲，這些經驗很好。
第七，黨內發生糾紛，這也是給我們上課，使我們獲得鍛煉。來一次大糾紛，就是一次大鍛煉。毛鐵煉成鋼，是要經過無數次的敲打的。
第八，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沒有援助有一個好處，援助太多了也有一個壞處。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個國際主義的原則下，要學會自力更生，準備沒有援助。現在對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大考驗，考驗我們究竟成熟了沒有，有本事沒有。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不然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不是只有外國援助我們，我們也援助外國。二十四，年來我們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一支隊伍，我們這個隊伍的鬥爭就援助了外國無產階級，也援助了蘇聯，國際無產階級也一定會援助我們的。
三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
上面講了國際國內形勢，現在講第三個問題，關於黨內思想政策問題，這裡面又包括若干個問題。
（一）領導問題《解放日報》昨天發表了一篇蘇聯人華西裏也夫寫的文章，叫做《論科學的預見》。這篇文章我們很久以前就翻譯過來了，這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幾個月寫的，所以文內沒有講到關於這次大戰的情况，但是可以從中看到對於這次大戰也有預見。
什麼叫做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麼關係？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史達林說：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18]整個人類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對於社會的發展歷來沒有預見，或者沒有很清楚的預見。例如原始社會變成奴隸社會，奴隸社會發生革命變成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又發生革命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些革命往往是自發的。資產階級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很多好的預見，但在社會科學方面還是盲目的。只有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才對社會發展有了預見，使人類對社會發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階段。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它對於將來和前途看得清楚，對於社會各個階級向什麼方向發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們中國有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中間階級，我們能看清它們的前途。這三個階級都在活動，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都在那裡準備日本打垮以後幹什麼。去年九月召開的民主同盟代表會議，日前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正在召開的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這種準備的體現。我們的文章，我們的大會檔案，根據我們的預見，指出了中國人民將要走什麼道路，並規定了我們的政策。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這是史達林講的。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人們通常看得見大東西，看不見小東西，但是有些大東西，也看不見。比如，大城市是一個大東西吧，國民黨加帝國主義是大東西吧，可是我們就是看不見，總叫國民黨是“總崩潰”。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大東西吧，但是我們也曾看錯過，以為這個東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趕走，於是產生輕敵觀念、速勝論。陳獨秀[19]那個時期，農民要土地，這是一個大東西吧，土地問題是一個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吧，但是那時候也看不見。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小東西看不見，也會犯錯誤，但那只是一點一件的錯誤，牽涉的面不大，這種錯誤十個、八個也不是很關緊要的。當然，犯了這樣的錯誤也不好，但畢竟不算大錯誤。凡是大的錯誤，就是對大量的普遍的東西看不到。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
我們這次大會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東北，注意工人運動，就屬於這種預見。現在還有很多衕誌對於這些問題感覺不到，因為現在我們還是在農村，還是在關內。大城市是一個大量的普遍的東西，東北四千萬人口也是一個大東西，但是在今天來講，還不是一個眼前的現實問題，還不容易注意到。現在我們大會就已經指出這是明天的事，是一個大量的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犯了錯誤就不得了。如果我們對於工業問題，對於大城市問題，對於經濟問題，對於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决，那共產黨就要滅亡。二十四年來，我們沒有解决這些問題，再有二十四年還不解决，那就一定要滅亡。工業在人家手裡，大城市在人家手裡，機械化在人家手裡，正規軍在人家手裡，我們都沒有，過了四十八年還沒有，那還不滅亡嗎？我們要依靠老百姓，但總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槍是不行的。不能設想，我們黨永遠沒有大城市，沒有工業，不掌握經濟，沒有正規軍隊，還能存在下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能解决這些問題，那馬克思主義也就不靈了。其實，不能解决這些問題，就是因為沒有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一定要解决這些問題。農民運動，我們比較會搞，工人運動就比較生疏了。我們黨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再到工人運動。過去我們是從工人運動起家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比如內戰時期、抗戰時期都是搞農民運動，將來我們要再轉到搞工人運動，搞大工業，搞正規軍隊等。這就是我們的預見。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
盲目性是沒有預見的，是妨礙預見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是不可能有預見的。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囙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無產階級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但無產階級成為自覺的階級只不過幾十年。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到一九0三年整整六十年，地球上的俄國才產生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叫做社會民主工黨，社會民主工黨內出了一個派別，叫做布爾什維克派，然後全人類才找到新的方向。六十年前人類就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但是沒有普及，沒有去實現，六十年以後，才產生了這樣一個派別，後來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行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後，世界上來了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來了一個十月革命。一九○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勝利了。沒有一九0三年在俄國出現布爾什維克派，沒有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活動，就沒有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我們中國會不會有共產黨呢？當然中國大批的無產階級產生了以後，總會產生黨的，所以不能說不會產生共產黨，但要拖到什麼時候才能產生，就不知道了。一九0三年產生了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就使得全世界歷史改變了方向。一九二一年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够看清前途。
我們要提倡想問題。早幾年前《新中華報》要我寫幾個字，我當時是有感而發，就寫了兩個字“多想”[20]。“多想”，就是說要開動腦筋。我們的衕誌過去不大想問題，這要怪過去的領導不提倡想問題。腦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這個器官專門做一項工作，就是“想”。孟子說“心之官則思”[21]，兩千年以前他就規定了腦筋的任務。我們全黨要提倡想問題。這次大會閉幕後，同志們回到各個地方去，要告訴每個衕誌，我們的腦筋要多想，想黨內的各種問題，想階級的問題，想國家的問題’想我們民族的問題，等等。遇到問題就分析一番，錯了也不要緊，有錯誤就糾正。我們的衕誌見了面，不要只講生活怎麼樣，不要把生活問題變成主要的話題。我們要提倡想各種問題，多思多想，開動機器，開動腦筋，還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輕裝前進。我們的同志們還要善於分析問題。我們黨內過去有一個習慣，就是有一個固定的框子，無論做文章、講話，都用這個框子去套。這個框子就是所謂黨八股。我們要打破這個框子。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所以，要提倡多想，這樣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一個問題來了，一個人分析不了，就大家來交換意見，要造成交換意見的空氣和作風。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同志們，問老百姓。打仗也是這樣。我們要善於跟同志們交談。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個集體創作，《三打祝家莊》也是一個集體創作，《白毛女》也是一個集體創作，讓自己的功勞同大家共有，這有什麼不好呢？《共產黨宣言》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兩個人合作寫的。我們搞了一個《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决議》，又搞了一個政治報告，如果不是大家都來，一個人怎麼能夠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認這一點，就是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啟發衕誌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少奇同志講得很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談過，這是我們共同的意見，別的衕誌也贊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放手”這兩個字，還可以再斟酌一下，，這是個程度的問題。我們黨歷來就講民主，但是有些時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們黨歷來也是講集中的，但是有些時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當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這兩個東西有沒有衝突呢？有衝突的，但是可以統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這兩個帶著衝突性的東西的統一。
要廣開言路，打開窗戶。封建專制時代還有那麼幾個開明的皇帝能廣開言路，何况我們共產黨呢？我們更要廣開言路，打開窗戶，不要怕打開窗戶可能吹進沙子來。進來一點塵土，壞處有一點，但並不大，而開窗戶透空氣的利益卻很大，我們要從這種利害關係上看這個問題。我們是幹革命的，還怕民主？還怕人家發表意見？你說對了就可以說出一個正確的道理來，說錯了也不要緊，說錯了還可以讓人知道一條錯誤的道理，所以要實行高度的民主。
同志們！我們黨是最公平的，最講道理的，大多數的人是公平的，大多數的人也知道要集中，他們也要求集中。我們黨內的衕誌是有這個覺悟的，他們不會不懂得集中，也不會妨礙集中。當然，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的思想也是有的，那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我們要責備它，指出這些思想是不好的。現在我們的覺悟程度提高了，我們的領導幹部、我們的衕誌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我們不怕人家責備，我們是批不倒的，就是犯過路線錯誤的也不怕責備，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錯誤這一條就行。愈是不怕人家責備，愈是敢讓人家講話，給人家講話的機會，人家的責備可能會愈少。我們要學會聽閒話，我們長兩個耳朵就要聽閒話。我們的黨員有意見要在組織裡面講，不許在組織外面講，這是一個原則。但是還有在組織以外講的，那是閒話，這也是事實。我不是提倡小廣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後去大搞小廣播，我是說小廣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點，我們要去聽，去收集資料。這些資料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誤的，一種是正確的。正確的收集起來，錯誤的也收集起來，都把它當作原料。我們現在是開工廠，七大就是開政治工廠，我們中央也是開政治工廠，這個工廠沒有原料怎麼行呢？原料貧乏制出的東西就不像樣子，所以我們要收集原料。打開窗戶就使原料有來源，我們還要登廣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登廣告就是為了要收集原料，為了使我們的政治工廠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廣播這種原料在內。如果我們擴大民主，把小廣播合法化，把“黑市”變成合法的，原料就會多起來。大家有意見，有氣，就應該打開窗戶，讓他們把氣出完，把意見都說出來。只有這樣，才能團結衕誌，統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沒有集中，就不能勝利，就要失敗，就要被消滅，所以沒有集中不行。但是我們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幹部關係問題
這個問題的性質，現在是一個農民問題，將來是一個全國人民的問題。從內戰時期開始到今天，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一個農民問題。我在前面已經引用過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講的關於布爾什維克黨應同農民保持正確關係的一段話，這段話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如果中國共產黨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內，同農民有正確關係，那就可以保證中國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如若不然，我們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如果同農民關係搞不好，那就會滅亡。
老幹部與新幹部，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其實質就是一個同農民的關係問題，現在如此，將來還要加上一個同都市人民的關係問題。我們三番五次地講這個問題，遠的不說，就講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提出的宗派主義傾向，就包括了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這些問題在內。這兩個問題是帶歷史性質、普遍性質的問，題，是歷史的、普遍的問題，不是暫時的、個別的問題。瞭解這一點，我們就明白這個問題是從農業地區革命鬥爭中提出來的，因為我們長期活動在農業地區，囙此是農業地區的長期的、普遍的問題，或者是歷史的、普遍的問題。為什麼是歷史的問題呢？同志們想一想，內戰時期蘇區為什麼垮臺，路線問題當然是一個原因，但與這個問題也有關係的，就是對於當地人民總是不信任，外來人非常相信自己，囙此使蘇區垮臺了。白區工作也是這樣，“欽差大臣”一到哪個區域，那裡的工作就跟著垮臺。這個痛苦大不大？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紅軍和蘇區光了一大塊，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質量更好，質量提高了。
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問題，如果說在內戰時期是有一個路線問題，那末在抗戰時期總沒有一個路線問題了吧，可是這個問題還是發生。華中、華北我沒有去過，在邊區我就親自見過，我也親手做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搞得不好。這個問題得出的教訓深刻得很，囙此值得提出來講一下。一九三六年從窗戶吹了一點風進來，有衕誌說：邊區的人民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檢查一下，原來我們搞錯了，先是對待紅二十六軍，後頭是對待紅二十七軍。中央派到各縣的人自稱英雄，說什麼我是二萬五千裏，你是什麼？你是土包子，吃不開，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滿。關於知識份子，我也講一個例子。去年春節，楊家嶺的秧歌隊到安塞演出，正趕上安塞的勞動英雄開會，我們楊家嶺的娃娃衕誌、青年衕誌和勞動英雄一起扭秧歌，這說明關係好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了。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們！躲飛機這是要命的事，還分得這樣清，不走一條路，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軍隊裡面也是一樣，總是說地方對不起軍隊提起這些事來，他們可以說出幾十條。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服，但是很難說服，這個問題要怪我們自己，因為沒有系統地分析和系統地解决問題。系統地解决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系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幹會議[22]我們系統地解决了這個問題，所以就說服了同志們。高幹會議以前，我們沒有系統地說清楚這個問題，沒有說服同志們，這個責任在我們。經濟問題也是一樣，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幹會議才系統地說明了。
現在高幹會議已開過兩年多了，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軍民關係是不是徹底好了呢？我看還沒有。在座的有許多是邊區的軍隊衕誌與地方衕誌，我想大家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做這樣的結論是有害的。說有很大的進步，這個結論是對的，但是還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還需要一年到兩年的努力才能解决。華北、華中、華南的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與地方的黨和政府的關係，與地方幹部的關係，也至少需要兩三年的努力，並且要抓得很緊，才能解决。稍一抓得不緊就容易動搖，因為我們軍隊的衕誌兩隻耳朵經常聽到的是地方對不起軍隊、老百姓對不起軍隊這些話。對這個問題，也要有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解决。在軍隊裡頭，有軍事工作人員，有政治工作人員，有老幹部，有新幹部，有外來的，有本地的，都有一個同地方、同老百姓的關係問題。所以，軍隊的負責同志要下决心，首先是軍分區的和軍區的負責同志、團長以上各級負責同志要下决心，要看清楚這個問題，要解决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將來要有幾百萬軍隊，我們能否勝利就看我們能否團結中國的三萬萬六千萬農民，實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容易經常動搖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們就要堅持這個原則，經常說服我們的衕誌，一次說服不了，二次再說，要經常講。要告訴大家應當怎樣去做，多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有許多事的確是地方也有不對的，如果不講這一條，軍隊也不服氣。但是，問題解决首先從哪裡做起？首先應該從軍隊做起。軍隊又從哪裡做起？首先從軍區、軍分區的主要負責人做起。要有堅定的原則，要多聽地方衕誌的意見，因為地方衕誌的話你們很難聽得到，他們也難得有機會講。我就有這個經驗，許多話就是從閒話中聽到的。例如，說什麼陝北人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為什麼陝北紅軍不編一個師？說什麼張國燾[23]學問好，毛澤東學問不好。說什麼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這些都是閒話，對這些話我怎麼看呢？為什麼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徵收二十萬石，還要運公鹽六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因為我也主張徵收二十萬石公糧，主張去運鹽。當時不運鹽也不行，但是運得久了就不好。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决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這就解决了問題。為什麼說張國燾的學問比我好呢？就是因為批判張國燾路線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歲娃娃當指導員，把什麼都說成是張國燾路線，拿老百姓一個雞蛋也是張國燾路線。三八五旅的旅部打電報給留守兵團司令部反映這些情况。我說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張國燾路線了。那個張國燾路線好不好呢？我說當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衕誌他們從另一方面想，張國燾沒有整他們的張國燾路線，毛澤東就整了他們的張國燾路線，所以張國燾的學問就好，毛澤東的學問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認了這一條呢？我承認了這一條，必須要承認這一條。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說我的學問比張國燾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這些原因，要解决問題。
我們軍隊的衕誌，老幹部是主要的骨幹，這裡強調“主要的”三個字。在將來，再過二三年，抗戰初期入黨的幹部，有些就要參加到骨幹中來了。現在有許多力量是抗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抗戰以後的幹部領導的，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幹還是老幹部。現在北伐時期的幹部不到一千人，內戰時期的幹部不到兩萬人，時間越長老幹部就越少，新幹部就越多，這是自然規律，後面的要接上來。軍隊是關係中國革命存亡的問題，我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裏已經講到了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這個問題上老幹部即抗戰以前的幹部擔負著重要的責任，六中全會[24]時我就講過，老幹部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這個估價是很高的，這個估價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見，也是全黨的估價。老布爾什維克是領導的骨幹，嚴格地說，我講是重要的領導骨幹。
所謂軍隊與地方的關係，就是我們的軍隊與農民的關係。忽略了這一點是不行的，就要犯錯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個原則，處理好這個問題。我們的軍隊每到一處地方，不管那個地方的老百姓對我們如何，地方黨對我們怎麼樣，我們對他們都要採取幫助的態度，他們有缺點錯誤我們要採取原諒的態度。對於我們自己的隊伍，我們每一個軍分區、每一個軍區應該採取更嚴肅的態度。對自己要嚴格一些，這樣才是對的，應該如此，也必須如此，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現在我們的很多部門、很多機關，距離我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我們要承認這一點。我們是不是人民的軍隊呢？是，而且早已經是人民的軍隊了，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還需要加倍努力。
我們的軍民關係，軍隊與地方的關係，首先是我們軍隊的負責同志應該說明這個問題。沒有系統的說明，下麵的幹部戰士就不信服，他覺得你說的總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講清楚這一條。少奇同志、總司令[25]已經講了，要學會善於當骨幹，就是說要善於當先生，要學會教授方法，這個教授方法要經常講。要經常存一個心，就是總怕對不起地方，如果我們出了錯誤，就允許地方衕誌責備我們，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我不怪說這個話的人，而怪我們自己征了二十萬石公糧，囙此我們是有責任的。於是，我們就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只有從這方面才能解决問題，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會打死我了。整風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實味[26]寫的。為什麼出了這篇東西呢？就是因為我們缺少吃的東西，營養不够打瞌睡，缺少維他命，囙此他就有了資本。現在就沒有《野百合花》了，不單是因為經過整風，而且因為物質條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崗[27]衕誌談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要答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要從物質上來答覆，用發展經濟、豐衣足食來答覆他。我當了幾十年共產黨員，過去沒有學會搞經濟這一條，沒有學會就要承認，現在就要學。陳雲[28]衕誌講，進了都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抓到機器、抓到工業以後怎麼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沒有學會的東西還多得很。
在幹部問題上我還要簡單補充幾句，就是所有幹部一樣的光榮。各個方面軍，各個軍團，各個軍隊，都一樣的光榮。在淪陷區、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衕誌，在解放區工作的衕誌，都一樣的光榮。軍事工作、政權工作、經濟工作、黨務工作、文化工作，從事這五大門工作的衕誌，也是一樣的光榮。不能說某些部分特別光榮，另外一部分就不光榮。過去我們有盲目性，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一個長期的嚴重的教訓是什麼呢？就是要承認各個部分都是一樣的光榮，對於各個部分都要加以照顧，不要有一點態度不好，欺負任何一個部分，看輕任何一個部分。在這方面，凡是過去搞得不對的都要承認錯誤。今天，當著大會代表們的面我再講這樣幾句，就是凡是我們做的對不起人的事情，不論是我親自做的還是別的衕誌做的，都應該承認錯誤，並且加以改正。軍隊的衕誌，地方的衕誌，凡是過去我們沒有搞好的，估價不適當的，讓你們慪了氣的，我們都應該承認錯誤，修正錯誤。
還有科技幹部，上一次我講的時候漏掉了，今天補充一下。有各種科技工作幹部，例如做通訊方面和經濟方面帶有技術性工作的幹部，對做各種科技工作的衕誌，不論是軍隊裡面的、政府裡面的、黨組織裡面的，我們都要尊重他們，承認他們有功勞，全黨衕誌要看得起他們，過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後要搞好。
（四）整風、審幹、鋤奸問題
這次整風、審幹、鋤奸工作是有成績的。有沒有缺點錯誤？有。我是黨校校長，整風在黨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績相當大，但也有缺點與錯誤；第二部搞得比較好，進步了。以後整風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這種進步的方法去辦。
審幹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使得有些衕誌心裡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我們是與天下人共歡樂的。對搞錯的衕誌，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在哪個地方搞錯了，就在哪個地方賠不是。為什麼搞錯了呢？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當著潮流起來的時候，沒有例外地覺得特務相當的多，進入甄別階段以後又覺得很少。還有，被認為是特務的多數不是特務。對這個問題，過去不大瞭解，審幹以後才知道的。所以關於特務，從前的估計是“瞎子摸魚”，究竟有多少並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只是極少數。
多年來，我們就搞過這項工作，比如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29]，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有一條叫“廢止肉刑”。從理論上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主張廢止肉刑，那末我們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就更應該廢止肉刑，封建主義才採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這個決議，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AB團，我們講不要搞肉刑，結果還是搞了。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後來我們作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
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當然我們不應從根本上否定反對反革命，反對反革命是應該的。但是，在當著共產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肅反問題上搞錯了很多人，走過這樣一段彎路，包括我自己在內。抗戰時期，出了湖西肅反的錯誤[30]，在延安又來了這樣一個“搶救運動”[31]。我看，延安犯的這個錯誤非同小可，因為延安是有全國影響的。犯了錯誤，也有好的方面，我現在就講好的這個方面。在肅反問題上前前後後都犯過錯誤，打仗也打過許多敗仗，這樣的政策、那樣的政策，也碰過許多釘子。凡是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這個犯錯誤的經驗，抓到我們手裡來，同樣也非同小可。中央在這裡，黨校在這裡，七大在這裡開，這個問題解决了，中華民族就勝利了。所以犯了錯誤不可怕，要把錯誤抓到手裡，變作經驗，當作武器。對搞錯了的衕誌，要向他們賠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宗派主義呢？我聽見有一個衕誌說：沒有宗派主義了。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看？我認為，主觀上不要忙於否認有宗派主義，有沒有宗派主義，要以客觀事實來證明，要在將來工作中來證明，主觀上否認，效果很小，不能解决問題。有人要求在黨章上加一條：“保障黨員的政治生命。”同志們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它反映了在審查幹部中有的衕誌受冤屈。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把這一條當作教訓，當作武器，這樣就有用處。
在審幹中間，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九條方針[32]並不是一開始就發明出來的，而是經過幾個月情况的反映，逐漸積累才搞出來的。廢止肉刑，不輕信口供，再加上九條方針，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亂子就出不來了。但是這九條方針沒有完全貫徹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現時，同志們還要警戒自由主義的危險，嚴肅性是必要的。在這次審幹中有很大的成績，不說清楚這一條，是不好的。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書上說：被推翻了的階級，一定要報復，搞復辟。這件事，將來會要證明的。過去我們沒有經過那種危險，如果注意這一條，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義，危險就可能减少。不然，將來要吃大虧的。我們黨內有兩種情緒，一種是過火的情緒，潮流一來，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結果搞錯了；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熟視無睹，這種情緒也是不對的，要克服的。
（五）準備轉變問題
由農村轉變到都市，由遊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减租减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這些都是民主革命階段中因形勢變化而產生的。對各方面的轉變，我們要作準備，某些方面也已經有了準備，有些衕誌讓我解釋一下將來如何轉變，我想現在不用多講，就是按實際情況去學習，去準備。比如，我們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個旅，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去打大城市，這也要有準備，具體的步驟交給中央軍委去辦。各位衕誌回去後要告訴各個地方，就是要開始準備，這個問題朱總司令已經講了很多。到都市去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們七大現在只能提出這樣的問題，要在精神上作準備。現在可以做的具體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調人來訓練，或者再多派一點人去訓練地下軍。把日本趕走以後，我們如果佔領了都市，首先要搞吃飯、穿衣的問題。在座的將軍們，如果你們搞到北京，沒有煤炭燒，搞到上海，沒有飯吃，火車不能開，電車不能開，怎麼行呢？囙此，現在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
還要強調一點，就是工人運動的重要性，七大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於過去做過工人運動的衕誌，我們要很好地注意他們，培養他們。有了大城市，整個情况就會起大的變化，今天還沒有這個變化，我們還覺不出來。這個變化是很大的，囙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東北的問題。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麼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都市，要爭那麼一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範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現在有沒有基礎呢？有基礎，但是還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末，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
（六）關於政治路線
我們大會給了我們一個檢查全國工作的武器，有了這個武器，我們就可以檢查全國的各種工作。
關於政治路線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幾句：在八年抗戰中，就八年時間與全國範圍來說，路線是正確的，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時間、某些部門、某些衕誌來說，是有過錯誤的。我這裡不講錯誤的大、中、小，也不講或者是路線的，或者是嚴重的原則的，或者是個別問題上的，所有這些錯誤都在內。第一、第二這兩方面合起來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對的。
（七）關於軍事路線
這個問題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來講，就是就八年時間與全國範圍來說，路線是正確的，但在某些時間、某些地方、某些部門、某些衕誌來說，是有錯誤的。這個“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說不清楚，還要大家研究。
（八）我們黨能不能領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這個問題我想要看情况來决定，或者能領導或者不能領導，有時候能領導，有時候不能領導。比如對德國的大資產階級和希特勒就不能領導，又如對汪精衛就不能領導，他們要打倒我們，你還能去領導他們？對蔣介石來說也要按情况來决定，他在抗戰初期有過進步，如果說是因為我們將了他的軍，那也是對的。這是叫領導還是叫影響呢？我說這是叫影響，我們對於他有了影響。但是後來他就鬧彆扭，開了一個五中全會，要消滅我們，這就不能說是我們去領導他。所以，要看情况來决定。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曾經講到，阿富汗的國王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但他為阿富汗的獨立而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也同樣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時代，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也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我們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可以成為我們的同盟軍，有些時候就在我們的領導下。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主要的不是對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而是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我們要把農民、小資產階級從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放在我們的領導之下。
“共同領導”這個提法怎麼樣？我說不在於如何說，而在於如何做，比如現在的舊金山會議，哪個會出來說我領導你們，誰也不會講這句話，還不是說五大國共同領導。克裡米亞會議也是三大國共同領導。所以不在話怎樣說，而是要看怎樣做，領導者怎樣領導。從前同孫中山合作時，我們說在孫中山領導之下，其實是共同領導。抗戰初期，我們說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抗戰到底，這個話錯了沒有呢？我說沒有錯。因為要打日本，就要有個頭子，中國當時的頭子就是蔣介石，他有那麼多軍隊，外國也承認他。但是他後來要反共，這句話我們就少講了，以至於不講了，改為要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把他那個政府改組一下。如果說共同領導，那就是你領導你那一堆子，領導中央軍；我們就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領導廣大人民，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但是，過去所謂的“共同領導”，實際上只是國民黨一黨領導，問題就在這裡。
（九）國共兩黨談判還有沒有希望？
我們從來是主張要談的，七大的檔案上也規定了要談，至於談攏的希望是一絲一毫也沒有。但現在我們還不向全國人民宣佈，因為一宣佈，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蔣介石。我們說現在可能性總還有一點，這一點我們也不放弃，就是在沒有破裂以前還要談判。我們總是要求蔣介石洗臉、改造，如果有一天他變成大花臉，發動內戰，那時我們黨就要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現在我們還是極力封锁內戰，在一定的條件下不拒絕跟他談判，情况就是這樣。
成立聯合政府有沒有希望？我們要儘量爭取。將來如果能成立解放區人民聯合會，還是要打電報請他組織聯合政府。我們總是請，但他總是不出來，就像新媳婦一樣不肯上轎。那怎麼辦呢？你不出來我們就請，你還不出來我們就再請，在沒有全面破裂以前我們還是要請，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們也還要請。
（十）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
我們的檔案上說，要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33]，這個會議一開，就要搞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或者叫解放區人民聯合會。中國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聯合會。它是不是一個政權機關呢？我們已經打了電報告訴各地，這不是第二個中央政府，和內戰時期我們成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時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稱不叫政府，叫解放聯合會。它是不是有政權機關的性質？我們說他有發號施令的職權，是帶有政權機關性質的，是為了聯合各解放區而奮鬥的過渡時期的組織形式。什麼時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這裡還要講一個黨外合作的問題。全黨要注意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並且要加强這個合作，使我們能聯合更多的人，聯合得更好。統一戰線是一門專門科學，我們黨內有很多人還沒有學會，很多人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合作，我們要學會這一門科學。
（十一）黨性與個性問題
這是普遍性與差別性的問題，集體與個人關係的問題。在我們黨內，在我們解放區，人民有了比較充分的自由，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沒有人格、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性、沒有個性的。馬克思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34]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所有權的產物。中國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有財產所有權，他們使大批的人破產，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破產，財產集中在他們手裡，他們自己就有獨立性、個性、自由，而廣大人民喪失了財產所有權，也就沒有個性、獨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囙此要恢復他們的個性，就要進行革命鬥爭，比如我們組織工會，在資本家的工廠裏把工人組織起來，在解放區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裝和政權，這就使人民有了個性、自由和人格。至於我們黨，它本來就是人民的一部分，當然不會使工人、知識份子、農民出身的黨員沒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們黨也就有，人民都沒有，我們黨哪裡會有呢？我們要向黨員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懂得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人格，沒有自由，要為他們的自由而奮鬥。在我們黨領導的解放區，不僅社會上的人都有人格、獨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們黨的教育下，更發展了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和自由。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講得很清楚，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這裡我記起了龔自珍[35]寫的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們黨內，我想這樣講：“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麼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其實人有各種各樣的，只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大家發揮能力就行了。講清楚這一點，對於黨的進步，對於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會有好處的。
有兩種個性，即創造性的個性和破壞性的個性。對我們黨來說是如此，對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創造性的個性是什麼呢？比如模範工作者、特等射擊手、發明家、能獨立工作的幹部，不但黨外鬥爭有勇氣，黨內鬥爭也有勇氣，盲目性少，不隨聲附和，搞清楚情况再舉手，這就是創造性的個性，它同黨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統一的。另一種個性，是帶破壞性的、個人主義的，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謂標新立異。其實標新立異也有兩種：一種是革命的標新立異，比如模範工作者、勞動英雄、發明家，他們提出很多好的意見，比許多人工作更進步，這一種是創造性的革命性的標新立異。另一種是破壞性的標新立異，它越出了無產階級軌道，同黨性不一致，是小資產階級的方針、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我們要使許多自覺的個性集中起來，對一定的問題、一定的事情採取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有統一的意志，這是我們的黨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謂的發展個性就是說，我們擁護新民主主義，就必須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新民主主義，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主張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打日本，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反對汪精衛，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擁護汪精衛，才算是發展個性。這種發展個性，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在黨性與個性問題上，整風中有黨性，也有個性；生產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軍事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政府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任何一項凡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黨性，也有個性。這種個性必須是與黨性統一的。
（十二）理論工作問題
對外國黨和共產國際的經驗，我們都要吸收，這個問題上次已經講過。加强理論學習至少要讀五本書，我向大家推薦這五本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36]、《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裡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萬人讀過了，並且有大體的瞭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乾糧袋裏，打完仗後，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後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個方法可以在各個地方介紹一下，我們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試試。我們還應經常注意報紙上刊登的外國黨的宣言、綱領一類文章，看他們做些什麼事情。過去共產國際對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有很大的幫助，幫助中國無產階級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有過很大的功勞，共產國際解散時我們黨的决定上說到了這一點。
教條主義是哪裡來的？是不是從馬、恩、列、斯那裡來的？不是的。他們經常在著作裏提醒我們，說他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條。人家講的不是教條，我們讀後變成了教條，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我們能責備他們嗎？許多人不重視理論工作，似乎這個工作不要緊。對理論工作看法的動搖是不對的。我們對搞翻譯工作的、寫理論文章的人要看得起，應多和他們談談。沒有搞翻譯工作的我們就看不懂外國・的書，他們翻譯外國的書，很有功勞，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譯了一本書，也是有功勞的。別人不重視這個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這個工作的衕誌自己對這個工作的認識也有動搖，這同樣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說做這個工作吃不開，要求做別的工作。不要輕視搞翻譯的衕誌，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麼是馬列主義？中國歷史上也有翻譯工作，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他取經回來後設翻譯館，就翻譯佛經。《魯迅全集》開卷第一頁，有蔡元培[37]寫的一篇序，其中有幾句寫得不錯。他說魯迅是一個既博覽又很謙虛的人，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輕視這個工作和對這個工作的動搖都是不對的。
（十三）實事求是問題
第一，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二十四年的經驗證明：想一手抓一個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爭來的，叫作“寸土必爭”。我們的敵手，日本人和蔣介石，對我們也是寸土必爭。我們的槍是一支一支地新增，地方是一小點一小點地擴大，然後合起來就壯大了，就可以奪取天下。我們應當是現實主義的，當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有理想的現實主義。史達林告訴我們，要學習美國人的實際精神，還要有俄國人的革命氣概，把二者結合起來。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
第二，我們這次大會強調團結精神，就是要在一個原則下團結起來，在正確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是頭腦清醒的團結，不是盲目的團結。同志們！我多次講愚公移山的故事[38]，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我們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山挖掉！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黃埔軍校駐省（指廣東省會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的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速派有戰鬥力的軍艦到黃埔聽候調遣。當李之龍派中山艦開到黃埔後，立刻謠言蜂起。三月二十日，蔣介石謊稱中山艦要炮轟黃埔，共產黨要暴動，宣佈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這就是所謂中山艦事件。
[2]汪精衛，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主席。初期以“左派領袖”面目出現，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其限制工農運動、反對共產黨的面目逐漸暴露。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會議，作出“分共”决定，公開宣佈同共產黨决裂。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後任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
[3]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所作的理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朱德所作的《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和劉少奇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4]舊金山會議，見本卷第352頁注[12]。
[5]克裡米亞會議，見本卷第268頁注[2]。
[6]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當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是參加舊金山會議的蘇聯代表。
[7]見列寧《〈論糧食稅〉的幾個提綱》新的譯文是：“只要在10－20年內和農民保持正常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日益發展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后爆發的情况下），否則就會遭到20－40年白衛恐怖的苦難。”（《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頁）。
[8]斯大林格勒，即今伏爾加格勒。
[9]邱吉爾，當時任英國內閣首相。
[10]張伯倫（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國內閣首相。他推行縱容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主張遷就德、意、日法西斯入侵中國、衣索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既成事實”，實行妥協。
[11]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解放日報》分別發表新華社評論《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錶大會》和該報社論《評國民黨大會各文件》。
[12]閻錫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邊村（今屬定襄）人，長期統治山西的地方軍閥。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13]斯科比，見本卷第353頁注[19]。
[14]城濮在今山東鄄城縣西南。西元前六三二年，晋、楚兩國大戰於此。戰爭開始，楚軍佔優勢。晋文公令晉軍退卻九十裏，到達城濮一帶，先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翼，給以嚴重打擊，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楚軍的左翼，楚軍終於大敗而退。
[15]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戰區代司令長官。
[16]語義出自宋代張載《西銘》：“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17]何應欽（一八九○――一九八七），貴州興義人。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部長。
[18]見史達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L原文是：“掌著舵，睜著眼，但是當某種災難臨頭之前，竟什麼也看不到，――這不能算是領導。布林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當有預見。而預見，同志們，不是什麼時候都容易做到的。”（《史達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頁）
[19]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注[8]。
[20]見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華報》。
[21]見《孟子・告子上》。
[22]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23]張國燾，見本卷第101頁注[7]。
[24]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注[4]
[25]指朱德。
[26]王實味，見本卷第286頁注[11]。
[27]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28]陳雲，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北局委員、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29] AB團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存在時間不長。一九三0年五月起，贛西南根據地內開展了所謂肅清AB團的鬥爭。鬥爭不斷擴大，嚴重混淆了敵我衝突。
[30]湖西地區即微山湖以西江蘇、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區，又稱蘇魯豫邊區。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間，邊區內錯誤地開展肅托鬥爭，許多黨、政、軍幹部被誣為“託派分子”，先後被逮捕，受審查，有的被錯殺，整個邊區的黨組織一度陷於癱瘓，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這是一起重大歷史冤案，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曾先後作過多次處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經中共中央準予，予以徹底平反。
[31]“搶救運動”，見本卷第157頁注[10]。
[32]九條方針，見本卷第35頁。
[33]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見本卷第354頁注[31]。
[34]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35]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學家和詩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兩句詩，見龔自珍《已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
[36]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37]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浙江紹興人，中國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九一六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同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曾為複社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魯迅全集》作《魯迅先生全集序》。
[38]見《列子・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