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研究民族史問題給何幹之[1]的信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幹之衕誌:
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衕誌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决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2]衕誌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蒐集中國戰爭史的資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讚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於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採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範圍之內,如東漢班超[3]的事業等。
你的兩本新書[4]如出版時,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澤東
一月十七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何干之(一九○五――一九六九),廣東臺山人。當時任陝北公學的教授和中國問題教研室主任。
[2]陳伯達(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3]班超(三二――一○二),扶風安陵(今屬咸陽市)人,東漢名將。曾在西域征戰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遷,解除了匈奴對漢朝的威脅。
[4]指何干之著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三民主義研究》。前一本書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後一本書於一九四○年八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