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届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衕誌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衕誌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鬥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衕誌。毛澤東衕誌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於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羣衆、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况極複雜、鬥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史達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於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並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鬥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强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史達林衕誌的許多英明訓示，拒絕接受毛澤東衕誌和其他衕誌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並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阿兵哥、革命知識份子和其他革命羣衆，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鬥。在這個戰鬥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於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⑴和羅章龍⑵、張國燾⑶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鬥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鬥，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鬥爭，他們的奮鬥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幹，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倖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衕誌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革命學說應用於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衕誌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届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後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衕誌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届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認為：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届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囙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囙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並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弃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並墮落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强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况，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他們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强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羣衆情况，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於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衕誌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衕誌的正確的責備和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衝突一個也沒有解决，囙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發佈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⑷。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衆。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衝突，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並被後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後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衕誌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决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確地解决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後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衕誌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於李立三衕誌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羣衆只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的條件；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都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並污蔑毛澤東衕誌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於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並囙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都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都市的冒險計畫；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在這些錯誤决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衕誌拒絕了許多衕誌的正確的責備和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衕誌，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衕誌，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年九月黨的第六届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届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届三中全會的檔案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届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届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都市的計畫，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立三衕誌本人，在六届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衕誌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届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届三中全會或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囙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會上和六届三中全會後還是濃厚地存在著。但是六届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既然對於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衕誌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衕誌，在陳紹禹（王明）衕誌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强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衕誌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册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衕誌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責備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届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責備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届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現時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都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衕誌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都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都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衕誌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衕誌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届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届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系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現時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儘管六届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届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準予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衕誌的小册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這個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麵，六届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衕誌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衕誌，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⑹衕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衕誌，並在六届四中全會後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衕誌。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後來成為真正右派並墮落為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於他們，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於林育南⑺、李求實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羣衆有很好的聯系，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衕誌，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衕誌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六届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届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
在六届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接著，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江西中央區紅軍在毛澤東衕誌的正確領導和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他多數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在同一時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和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於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衝突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囙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决死鬥爭”；囙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都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决議》，並在後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强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决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於一二八事變的决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决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檔案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⑽衕誌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届四中全會的“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污蔑過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但是因為毛澤東衕誌的正確戰畧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畧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於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届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六届五中全會不顧“左”傾路線所造成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判斷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說這一鬥爭將决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複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會統一，中國群眾才會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統治過鄂豫皖區和川陝區的張國燾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路線之外，還表現為特別嚴重的軍閥主義和在敵人進攻面前的逃跑主義。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衕誌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届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衕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届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衕誌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届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羣衆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衕誌，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衕誌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衕誌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决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衕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够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⑿，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⒀，正確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⒁，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衕誌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衕誌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衕誌，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衕誌，和其他廣大衕誌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衕誌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日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四）
為了使同志們進一步瞭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以利於“懲前毖後”，不在今後工作上重犯這類錯誤起見，特分別指出它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確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史達林衕誌所指出⒂和毛澤東衕誌所詳細分析過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九一八”以後部分地變為殖民地）；這個國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國際無產階級已在蘇聯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已有政治覺悟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而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區別於舊民主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由於現階段的中國是在强大而又內部互相衝突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這就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之極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能不經歷長期的曲折的鬥爭；同時又使這一鬥爭能廣泛地利用敵人的衝突，在敵人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地區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裝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實踐所證明的中國革命的上述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既為一切右傾路線所不瞭解和違抗，也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所不瞭解和違抗。“左”傾路線囙此在政治上犯了三個主要方面的錯誤：
第一，各次“左”傾路線首先在革命任務和階級關係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和史達林衕誌一樣，毛澤東衕誌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不但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別指出農民的土地鬥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囙此對於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⒃。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又指出中國所需要的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才談得上社會主義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為革命在都市的失敗有了更大的意義，“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囙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和富農（“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地團結中農，保護富裕中農，給富農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而“左”傾路線是不瞭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雖然各次“左”傾路線所規定的革命任務，許多也還是民主主義的，但是它們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都低估農民反封建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對富農。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係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衝突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應當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也領導了農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反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進攻，這些任務都是正確的；但是由於上述的“左”傾認識，他們就錯誤地害怕承認當時的紅軍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錯誤地反對所謂“農民特殊革命性”、“農民的資本主義”和所謂“富農路線”，而實行了許多超民主主義的所謂“階級路線”的政策，例如消滅富農經濟及其他過左的經濟政策、勞動政策，一切剝削者均無參政權的政權政策，強調以共產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教育政策，對知識份子的過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運工作和過左的肅反政策等，而使當前的革命任務被歪曲，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運動受挫折。同樣，應當指出，我黨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國民黨統治區中，一貫堅持地領導了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領導了工人及其他羣衆的經濟鬥爭和革命的文化運動，反對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和壓迫人民的政策；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我黨領導了東北抗日聯軍，援助了“一二八”戰爭和察北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個條件下紅軍願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⒇，在六個條件下願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這些也都是正確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由於指導政策的錯誤，不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决問題，以致當時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或歸於失敗。當然，在抗日問題上，在當時還不能預料到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要部分的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在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事變（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以後所起的變化，但是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已經發生了成為抗日同盟者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廣大黨員和人民都已經認識了的，卻被第三次“左”傾路線所忽視或否認，形成了自己的嚴重的關門主義，使自己遠落於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後。這個關門主義錯誤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後的狀況，在遵義會議以前，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各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也犯了錯誤。史達林衕誌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23）和史達林衕誌一樣，毛澤東衕誌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即已正確指出，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缺乏民主和工業的不統一的大國，武裝鬥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毛澤東衕誌又指出：廣大農民所在的廣大鄉村，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陣地（革命的鄉村可以包圍城市，而革命的都市不能脫離鄉村）；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建立武裝的革命根據地，以為全國勝利（全國的民主統一）的出發點（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由於國共合作建立了聯合政府，當時的根據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個時期，也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並解决鄉村土地問題，以鞏固根據地的基礎。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强大的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全國的都市，這時的根據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農民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鄉村（而不是中心都市）首先建立、發展和鞏固起來。毛澤東衕誌指出這種武裝的鄉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存在的歷史條件，是中國的“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是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25）。他又指出這種根據地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是“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26）。至於這個時期的都市羣衆工作，則應如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衕誌所主張的，採取以防禦為主（不是以進攻為主），儘量利用合法的機會去工作（而不是拒絕利用合法），以便使黨的組織深入群眾，長期蔭蔽，積蓄力量，並隨時輸送自己的力量到鄉村去發展鄉村武裝鬥爭力量，借此以配合鄉村鬥爭，推進革命形勢，為其主要方針。囙此，直至整個形勢重新具有在都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條件時為止，中國革命運動應該以鄉村工作為主，都市工作為輔；革命在鄉村的勝利和在都市的暫時不能勝利，在鄉村的進攻和在都市的一般處於防禦，以至在這一鄉村的勝利及進攻和在另一鄉村的失敗、退卻和防禦，就織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全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錯的圖畫，也就鋪成了在這一形勢下革命由失敗到勝利的必經道路。但是各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因為不瞭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瞭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瞭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鬥爭特別是農民遊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就從而反對所謂“槍桿子主義”和所謂“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而總是夢想這時都市的工人鬥爭和其他羣衆鬥爭能突然衝破敵人的高壓而勃興，而發動中心都市的武裝起義，而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而形成所謂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並以這種夢想作為一切工作佈置的中心。但是實際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階級力量對比的整個形勢下，這種夢想的結果不是別的，首先就是造成了都市工作本身的失敗。第一次“左”傾路線這樣失敗了，第二次“左”傾路線仍然繼續同樣的錯誤；所不同的，是要求紅軍的配合，因為這時紅軍已經逐漸長大了。第二次失敗了，第三次“左”傾路線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準備武裝起義；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紅軍的佔領，因為這時紅軍更大，都市工作更小了。這樣不以當時的都市工作服從鄉村工作，而以當時的鄉村工作服從都市工作的結果，就是使都市工作失敗以後，鄉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遭到失敗。應當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於紅軍對中心都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別是由於國民黨的大舉進攻，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奪取中心都市的行動；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後，又由於都市工作的更大破壞，臨時中央也離開了都市而遷入了鄉村根據地，實行了一個轉變。但是這種轉變，對於當時的“左”傾路線的同志們說來，不是自覺的，不是從研究中國革命特點得出正確結論的結果，囙此，他們依然是以他們錯誤的都市觀點，來指導紅軍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並使這些工作受到破壞。例如，他們主張陣地戰，而反對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他們錯誤地強調所謂“正規化”，而反對紅軍的所謂“遊擊主義”；他們不知道適應分散的鄉村和長期的被敵人分割的遊擊戰爭，以節省使用根據地的人力物力，和採取其他必要的對策；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提出所謂“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和所謂“不放弃根據地一寸土地”的錯誤口號，等等，就是明證。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著重指出：我們上面所說的這一時期內鄉村工作所應推進、都市工作所應等待的形勢變化，現時已經迫近了。只有在現時，在抗日戰爭的最後階段，在我黨領導的軍隊已經壯大，並還將更加壯大的時候，將敵佔區的都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區工作並重的地位，積極地準備一切條件，以便裡應外合地從中心城市消滅日本侵略者，然後把工作重心轉到這些都市去，才是正確的。這一點，對於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艱難地將工作重心轉入鄉村的我黨，將是一個新的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全黨衕誌都應充分自覺地準備這一轉變，而不再重複“左”傾路線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都市轉入鄉村問題上所表現的初則反對、違抗，繼則勉强、被迫和不自覺的那種錯誤。至於國民黨統治區域，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在那裡，我們現時的任務是無論在鄉村或都市，都應放手動員羣衆，堅決反對內戰分裂，力爭和平團結，要求加强對日作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當敵占都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真正地實現了和鞏固了的時候，就將是鄉村根據地的歷史任務完成的時候。
第三，各次“左”傾路線在進攻和防禦的策略指導上，也犯了錯誤。正確的策略指導，必須如史達林衕誌所指出的，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正確地估計階級力量的對比，判斷運動的來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來的正確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需要正確的“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一縫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同盟者”（27）；而毛澤東衕誌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最好的模範。毛澤東衕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正確地指出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國範圍內敵强於我，冒險的進攻必然要招致失敗；但在反動政權內部不斷分裂和戰爭，人民革命要求逐漸恢復和上升的一般條件下，和在羣衆經過第一次大革命鬥爭，並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和有正確政策的共產黨的特殊條件下，就可以“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28）。他又指出：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紅色政權的發展“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若在統治階級比較穩定時期，則這種發展“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29）。即在同一時期，由於敵人的强弱不同，我們的策略也應當不同，所以湘贛邊的割據地區就“對統治勢力比較强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30）。湘贛邊紅軍以後進入閩贛邊，又提出“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31）的計畫。不同的敵人對革命的不同利害關係，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據。所以毛澤東衕誌始終主張“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衝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32），“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這些“利用衝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34）的策略原則的運用，在他所領導的歷次反“圍剿”戰爭中，尤其在遵義會議後的長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得到了光輝的發展。劉少奇衕誌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劉少奇衕誌正確地估計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白區特別是都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系統地組織退卻和防禦，“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鬥”（35）；主張有計劃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黨的公開組織嚴格地轉變為秘密組織，而在羣衆工作中則“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便黨的秘密組織能够在這種羣衆工作中長期地蔭蔽力量，深入群眾，“聚積與加强羣衆的力量，提高羣衆的覺悟”（36）。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劉少奇衕誌認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羣衆覺悟的程度，提出羣衆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的管道，去發動群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羣衆的鬥爭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在利用敵人內部衝突和爭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推動這些衝突的爆發，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與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羣衆”（37）。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證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和這種正確的策略指導相反，各次“左”傾路線的同志們因為不知道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不知道採取與此相當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承認或不重視敵人內部的衝突，這樣，他們在應當防禦的時候，固然因為盲目地實行所謂“進攻路線”而失敗，就在真正應當進攻的時候，也因為不會組織勝利的進攻而失敗。他們“估計形勢”的方法，是把對他們的觀點有利的某些個別的、萌芽的、間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現象，誇大為大量的、嚴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質的東西，而對於不合他們的觀點的一切實際（如敵人的强大和暫時勝利，我們的弱小和暫時失敗，羣衆的覺悟不足，敵人的內部衝突，中間派的進步方面等），則害怕承認，或熟視無睹。他們從不設想到可能的最困難和最複雜的情况，而只是夢想著不可能的最順利和最簡單的情况。在紅軍運動方面，他們總是把包圍革命根據地的敵人描寫為“十分動搖”、“恐慌萬狀”、“最後死亡”、“加速崩潰”、“總崩潰”等等。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甚至認為紅軍對於超過自己許多倍的整個的國民黨軍隊還佔優勢，囙此總是要求紅軍作無條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進。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否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種情況只是到了抗日戰爭期間才起了一個相反的變化），錯誤地反對所謂“北方落後論”，要求在北方鄉村中普遍地建立紅色政權，在北方白色軍隊中普遍地組織嘩變成立紅軍。他們也否認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不平衡，錯誤地反對所謂“羅明路線”（38）。他們拒絕利用進攻紅軍的各個軍閥之間的衝突，拒絕同願意停止進攻紅軍的軍隊成立妥協。在白區工作方面，他們在革命已轉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統治力量極為强大的都市，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的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繼續採取為當時情况所不允許的進攻的形式，組織龐大的沒有掩護的黨的機關和各種脫離廣大群眾的第二黨式的所謂赤色群眾團體，經常地無條件地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罷操、罷崗、遊行示威、飛行集會以至武裝暴動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羣衆參加和支持的行動，並曲解這一切行動的失敗為“勝利”。總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同志們只知道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盲目地認為“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不斷地擴大和提高鬥爭”，因而不斷地陷於不應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敗。
（二）在軍事上：
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軍事鬥爭是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一問題成為黨的路線中的最迫切的問題。毛澤東衕誌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於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衕誌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的軍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於人民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戰爭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它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從第一個觀點出發，紅軍（現在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路線、綱領和政策，也就是為著全國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奮鬥，反對一切與此相反的軍閥主義傾向。囙此，紅軍必須反對軍事不服從於政治或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紅軍必須同時負起打仗、做羣衆工作和籌款（現在是生產）的三位一體的任務，而所謂做羣衆工作，就是要成為黨和人民政權的文宣者和組織者，就是要幫助地方人民群眾分配土地（現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裝，建立政權以至建立黨的組織。囙此，紅軍在軍政關係和軍民關係上，必須要求嚴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權機關和群眾團體，鞏固它們的威信，嚴格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39）；在軍隊的內部，必須建立正確的官兵關係，必須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以自覺為基礎的軍事紀律；在對敵軍的工作上，必須具有瓦解敵軍和爭取俘虜的正確政策。從第二個觀點出發，紅軍必須承認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戰爭形式，承認只有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遊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羣衆和非武裝羣衆相結合的人民戰爭，才能够戰勝比自己强大許多倍的敵人。囙此，紅軍必須反對戰畧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堅持戰畧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戰術的以少勝多，堅持戰役戰術的以多勝少。囙此，紅軍必須實行“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誘敵深入”（41）；“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42）等項戰略戰術的原則。各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是同毛澤東衕誌站在恰恰相反對的方面：第一次“左”傾路線的盲動主義，使紅軍脫離人民群眾；第二次“左”傾路線，使紅軍實行冒險的進攻。但是這兩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沒有完整的體系。具有完整體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傾路線，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忽略正確的軍民、軍政、官兵關係的教育；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遊擊性當作所謂“遊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畧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不瞭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們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繼則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防禦，“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最後，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為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這些都是企圖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正確的人民戰爭的結果。
在抗日戰爭的戰畧退卻和戰畧相持階段中，因為敵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確方針是：“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43）强求過多的運動戰是錯誤的。但在將要到來的戰畧反攻階段，正如全黨的工作重心需要由鄉村轉到都市一樣，在我軍獲得新式裝備的條件下，戰畧上也需要由以遊擊戰為主變為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為主。對於這個即將到來的轉變，也需要全黨有充分的自覺來作準備。
（三）在組織上：
如毛澤東衕誌所說，正確的政治路線應該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而為使這個路線真正從羣衆中來，特別是真正能到羣衆中去，就不但需要黨和黨外羣衆（階級和人民）有密切的聯系，而且首先需要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內羣衆（幹部和黨員）有密切的聯系，也就是說，需要正確的組織路線。囙此，毛澤東衕誌在黨的各個時期既然規定了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政治路線，同時也就規定了服務於這一政治路線的聯系黨內黨外羣衆的組織路線。這個工作，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得到了重要的發展，其集中的表現，便是一九二九年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44）。這個決議，一方面把党的建設提到了思想原則和政治原則的高度，堅持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正確地進行了反對單純軍事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等傾向的鬥爭，指出了這些傾向的根源、危害和糾正的辦法；另一方面又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對不正當地限制民主，也反對不正當地限制集中。毛澤東衕誌又從全黨團結的利益出發，堅持局部服從全體，並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規定了新幹部和老幹部、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以及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幹部間的正確關係。這樣，毛澤東衕誌就供給了一個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模範，供給了一個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和正確地保持黨內團結的模範。與此相反，在一切錯誤政治路線統治的同時，也就必然出現了錯誤的組織路線；這條錯誤的政治路線統治得愈久，則其錯誤的組織路線的為害也愈烈。囙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次“左”傾路線，不但反對了毛澤東衕誌的政治路線，也反對了毛澤東衕誌的組織路線；不但形成了脫離黨外羣衆的宗派主義（不把黨當作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眾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脫離黨內羣衆的宗派主義（不使黨內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從全黨利益，不把黨的領導機關當作全黨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為貫徹其意旨起見，在黨內曾經把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衕誌，不問其情况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路線”、“兩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敵人作鬥爭的管道來進行這種“黨內鬥爭”。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成了領導或執行“左”傾路線的同志們提高其威信、實現其要求和嚇唬黨員幹部的一種經常辦法。它破壞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黨內責備和自我批評的民主精神，使黨內紀律成為機械的紀律，發展了黨內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傾向，因而使黨內新鮮活潑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之發展，受到打擊和阻撓。同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相結合的，則是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宗派主義者不把老幹部看作黨的寶貴的資本，大批地打擊、處罰和撤換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們氣味不相投的、不願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有工作經驗並聯系羣衆的老幹部。他們也不給新幹部以正確的教育，不嚴肅地對待提拔新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的工作，而是輕率地提拔一切同他們氣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缺乏工作經驗、不聯系羣衆的新幹部和外來幹部，來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幹部。這樣，他們既打擊了老幹部，又損害了新幹部。很多地區，更由於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幹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衕誌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的錯誤，使黨內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在此宣佈：對於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處罰了的衕誌，應該根據情形，撤銷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衕誌，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並受到衕誌的紀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於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毛澤東衕誌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於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毛澤東衕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規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正是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具體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黨內外的現實情况及其特點，並具體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光輝的成果。在中國生活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人學習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該是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國革命的各種實際問題，如同毛澤東衕誌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傾錯誤的同志們，在那時，當然是不能瞭解和接受毛澤東衕誌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的緣故。教條主義的特點，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從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出發。它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作為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再在羣衆的實踐中去考驗這些結論是否正確；相反地，它拋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搬運到中國來當做教條，毫不研究這些詞句是否合乎中國現時的實際情況。囙此，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離，他們的領導和羣衆脫離，他們不是實事求是，而是自以為是，他們自高自大，誇誇其談，害怕正確的責備和自我批評，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同它合作並成為它的助手的經驗主義的思想，也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的區別，是在於它不是從書本出發，而是從狹隘的經驗出發。應當著重地指出：最廣大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衕誌，他們的一切有益的經驗，是極可寶貴的財產。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為以後行動中的指導，這完全不是經驗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當做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把它們當做教條，就完全不是教條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但是，在一切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衕誌中，如果有一些人滿足於甚至僅僅滿足於他們的局部經驗，把它們當做到處可以使用的教條，不懂得而且不願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45）和“為著領導，必須預見”（46）的真理，因而輕視從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並醉心於狹隘的無原則的所謂實際主義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卻坐在指揮臺上，盲目地稱英雄，擺老資格，不肯傾聽同志們的責備和發展自我批評，這樣，他們就成為經驗主義者了。囙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兩者卻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他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誇大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他們的思想都不符合於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囙此，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就有了許多共同的錯誤的認識（如錯誤的都市中心觀點，白區工作中心觀點，脫離實際情況的“正規”戰觀點等）。這就是這兩部分衕誌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雖然因為經驗主義者的經驗是局部的、狹隘的，他們中的多數對於全面性的問題往往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囙此，他們在和教條主義者相結合時，一般地是作為後者的附庸而出現；但是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後，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囙此，我們不但要克服主觀主義的教條主義，而且也要克服主觀主義的經驗主義。必須徹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和作風，才能普及和深入全黨。
以上所述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四方面的錯誤，實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基本錯誤。而一切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都是從思想上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來，都是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而來。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指出：我們在否定各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時，同時要牢記和實行毛澤東衕誌“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訓示。應當指出：犯了這些錯誤的同志們的觀點中，並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還應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間特別長久，所給黨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但是這個時期的黨，因為有廣大的幹部、黨員羣衆和廣大的軍民羣衆在一起，進行了積極的工作和英勇的鬥爭，因而在許多地區和許多部門的實際工作中，仍然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戰爭中，在軍事建設中，在戰爭動員中，在政權建設中，在白區工作中）。正是由於這種成績，才能够支持反對敵人進攻的戰爭至數年之久，給了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僅因錯誤路線的統治，這些成績才終於受到了破壞。在各次錯誤路線統治時期，和黨的任何其他歷史時期一樣，一切為人民利益而壯烈地犧牲了的黨內黨外的領袖、領導者、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都將永遠被黨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傾路線的上述四方面錯誤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會根源。
如同毛澤東衕誌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一樣，“左”傾路線則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不但從黨外說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由於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的偉大勝利，由於中國現時的社會政治情况，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歷史發展，决定了中國不能有强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囙此就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此外，即使工人羣衆和工人黨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囙此，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然的，不足為怪的。
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除了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都市小資產階級大多數羣衆在中國也受著重重壓迫，經常迅速大量地陷於貧困破產和失業的境地，其經濟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現階段的革命中，都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動力之一。但是小資產階級由於是一個過渡的階級，它是有兩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說來，是其大多數羣衆在政治上、組織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無產階級的影響，在現時要求民主革命，並能為此而團結奮鬥，在將來也可能和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而就其壞的、落後的一面說來，則不但有其各種區別於無產階級的弱點，而且在失去無產階級的領導時，還往往轉而接受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成為他們的俘虜。囙此，在現階段上，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中國共產黨，對於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應該在堅決地廣泛地聯合他們的基礎上，一方面給以寬大的待遇，在不妨礙對敵鬥爭和共同的社會生活的條件下，容許其自由主義的思想和作風的存在；另一方面則給以適當的教育，以便鞏固同他們的聯合。
至於由小資產階級出身而自願拋弃其原有立場、加入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則是完全另一種情形。黨對於他們，和對於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應該採取原則上不同的政策。由於他們本來和無產階級相接近，又自願地加入無產階級政黨，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羣衆革命鬥爭的實際鍛煉中，他們是可以逐漸在思想上無產階級化，並給無產階級隊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實上，加入我黨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之絕大多數，也都為黨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奮鬥和犧牲，他們的思想已經進步，很多人並已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但是，必須著重指出：任何沒有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無產階級革命性不相同，而且這種差別往往可能發展成為對抗狀態。帶著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是在思想上卻還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他們往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面貌出現的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主義（48）者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但不能引導中國將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達到勝利，而且也不能引導中國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運動達到勝利。如果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和這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舊有思想堅決地分清界限，嚴肅地、但是恰當地和耐心地進行教育和鬥爭，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圖以他們自己的本來面貌來代替黨的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面貌，實行篡黨，使黨和人民的事業蒙受損失。黨外的小資產階級愈是廣大，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愈是眾多，則黨便愈須嚴格地保持自己的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純潔性，否則小資產階級思想向黨的進攻必然愈是猛烈，而黨所受的損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黨歷史上各次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即是黨外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表演；而上述“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也即是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即不從階級力量對比之客觀的全面的情况出發，而把自己主觀的願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面當成全面，局部當成全體，樹木當做森林。脫離實際生產過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因為只有書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條主義。聯系生產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雖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識，但是受著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經驗主義。
第二，在政治傾向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來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現為左右搖擺。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於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對於“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小資產階級的這種傾向，在黨內反映出來，就構成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線在革命任務問題、革命根據地問題、策略指導問題和軍事路線問題上的各種錯誤。
但是，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另外一種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可以表現悲觀失望，表現追隨於資產階級之後的右傾情緒和右傾觀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後期的陳獨秀主義，土地革命後期的張國燾主義和長征初期的逃跑主義，都是小資產階級這種右傾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抗日時期，又曾發生過投降主義的思想。一般地說，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裂的時期，比較容易發生“左”傾錯誤（例如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統治黨的領導機關至三次之多），而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的時期，則比較容易發生右傾錯誤（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後期和抗日戰爭初期）。而無論是“左”傾或右傾，都是不利於革命而僅僅利於反革命的。由於各種情况的變化而產生的左右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壞的一面的特點。這是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組織生活方面。由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別由於中國的落後的分散的宗法社會和幫口行會的社會環境，小資產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種傾向反映到黨內，就造成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線的錯誤的組織路線。黨長期地處在分散的鄉村遊擊戰爭中的情况，更有利於這種傾向的發展。這種傾向，不是自我犧牲地為黨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黨和人民的力量並破壞黨和人民的利益來達到個人和宗派的目的，囙此它是同黨的聯系羣衆的原則、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不相容的。這種傾向，常常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如官僚主義、家長制度、懲辦主義、命令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半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鬧獨立性、行會主義、山頭主義、同鄉同學觀念、派別糾紛、耍流氓手腕等，破壞著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和黨內的團結。
這些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三個方面。我們黨內歷次發生的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政治上的“左”、右傾，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等項現象，無論其是否形成了路線，掌握了領導，顯然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無產階級的表現。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採取教育方法，將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進其無產階級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左”傾路線，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囙此，要克服錯誤的“左”傾思想或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於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鑒別能力，並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責備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和教育的工作，具體地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應有態度。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指出：毛澤東衕誌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採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衕誌”（49）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態度的模範，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並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指出：在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主義和李立三主義的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必要的。這些鬥爭的缺點，是沒有自覺地作為改造在黨內嚴重存在著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步驟，因而沒有在思想上徹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及其根源，也沒有恰當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於重犯錯誤；同時，又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以為對於犯錯誤的人們一經給以簡單的打擊，問題就解决了。黨在檢討了六届四中全會以來的錯誤以後，認為今後進行一切黨內思想鬥爭時，應該避免這種缺點，而堅決執行毛澤東衕誌的方針。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衕誌，只要他已經瞭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瞭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衕誌，也應該以懇切的衕誌的態度，幫助他去瞭解和改正錯誤。現在全黨對於過去錯誤路線的認識，已經一致了，全黨已經在以毛澤東衕誌為首的中央周圍團結起來了。囙此，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加强團結，正像本決議的第二節上所說的：“團結全黨衕誌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我們黨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但是鑒於黨內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社會根源的存在以及黨所處的長期分散的農村遊擊戰爭的環境，又鑒於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殘餘還是存在著，尤其是對於經驗主義還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鑒於黨內嚴重的宗派主義雖然基本上已經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義傾向的山頭主義則仍然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等項事實，全黨應該警覺：要使黨內思想完全統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繼續克服錯誤思想的鬥爭過程。囙此，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决定：全黨必須加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並著重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徹底地克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項傾向之目的。
（七）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著重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衕誌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鬥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今天我黨在抗日戰爭中所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生動的證明。黨在個別時期中所犯的“左”、右傾錯誤，對於二十四年來在我黨領導之下的轟轟烈烈地發展著的、取得了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的整個中國革命事業說來，不過是一些部分的現象。這些現象，在黨還缺乏充分經驗和充分自覺的時期內，是難於完全避免的；而且黨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鬥爭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衕誌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衕誌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擴大的六届七中全會堅決相信：有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這樣三次革命鬥爭的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衕誌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
注釋
〔1〕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2〕羅章龍，一八九六年生，湖南瀏陽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會後，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被開除黨籍。
〔3〕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3〕。
〔4〕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2〕。
〔5〕一九三○年八九月間，紅軍第一方面軍進攻長沙。當時因國民黨軍築壘死守，又有飛機和軍艦的援助，紅軍久攻不克，而敵人的援軍已日漸集中，形成不利形勢。毛澤東說服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幹部，撤退圍攻長沙的部隊，接著又說服了幹部放弃奪取中心都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見，改變方針，分兵攻取茶陵、攸縣、醴陵、萍鄉、吉安等地，使紅一方面軍獲得很大的發展。
〔6〕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被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積極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內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同李維漢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擔任中央領導工作中曾經犯過“左”的盲動主義的錯誤。一九三○年九月，他同周恩來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會，停止了危害黨的李立三“左”傾路線的執行。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會上，他卻受到“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的打擊，被排斥於中央領導機關之外。從這時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個時期，他在上海同魯迅合作從事革命文化運動。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紅軍主力長征時，他被留在中央根據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遊擊區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就義於福建長汀。
〔7〕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黃岡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早期職工和青年運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曾經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青年團中央委員，團中央秘書、組織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等職。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犧牲於龍華。
〔8〕李求實（一九○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團的第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後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曾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南方局書記和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主編等職。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創辦黨報《上海報》。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犧牲於龍華。
〔9〕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早期北方職工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曾創建京綏鐵路工會。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以後，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省農民運動委員會秘書等職。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犧牲於龍華。
〔10〕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會後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在這期間，犯過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後，被撤銷了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抗日戰爭初期，先後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在這期間，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一九四五年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慶參加同國民黨談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11〕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又稱贛南會議。
〔12〕一九三五年秋，在陝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被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工作中去，使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等遭到排斥。接著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幹部又被逮捕，從而造成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後，糾正了這個“左”傾錯誤，將劉志丹等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因而挽救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險局面。
〔13〕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8〕。
〔14〕參見本書第一卷《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注〔1〕。
〔15〕參見史達林《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頁）和《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頁）。
〔16〕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
〔17〕見本書第一卷《井岡山的鬥爭》一文的《革命性質問題》部分。
〔18〕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第1卷第103頁）。
〔19〕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够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
〔20〕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三個條件下訂立停戰協定，聯合抗日。三個條件是：（一）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二）保證群眾的民主權利，（三）武裝群眾。
〔21〕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17〕。
〔22〕見本書第一卷《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注〔2〕。
〔23〕見史達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頁）。
〔24〕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5〕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够存在？》。
〔26〕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第1卷第98―99頁）。
〔27〕參見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七部分《戰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頁）和《時事問題簡評》第二部分《關於中國》。這裡的引語見《時事問題簡評》（《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頁）。
〔28〕見《井岡山的鬥爭》（本書第1卷第57頁）。
〔29〕見《井岡山的鬥爭》（本書第1卷第58頁）。
〔30〕見《井岡山的鬥爭》（本書第1卷第59頁）。
〔31〕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第1卷第105頁）。
〔32〕見《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决議》（《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頁）。
〔33〕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本書第1卷第192頁）。
〔34〕見《論政策》（本書第2卷第764頁）。
〔35〕見劉少奇《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
〔36〕見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信》。
〔37〕以上三段引文見劉少奇《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頁）。
〔38〕羅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廣東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擔任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書記時，曾經認為黨在閩西上杭、永定等邊緣地區的工作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而受到黨內“左”傾領導者的打擊。當時這些領導者把他的意見錯誤地、誇大地說成是“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並且開展了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39〕“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等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中國工農紅軍制訂的紀律，後來成為八路軍新四軍的紀律，以後又成為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其具體內容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部隊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對其內容作了統一規定，並重新頒佈。“三大紀律”是：（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羣衆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40〕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第1卷第104頁）。
〔41〕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五章。
〔42〕見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關於沖破五次“圍剿”的總結》。
〔43〕見《論持久戰》（本書第2卷第500頁）。
〔44〕即古田會議決議。本書第一卷《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這個決議的第一部分。
〔45〕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並見列寧《怎麼辦？》第一章第四節（《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46〕見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頁）。
〔47〕見《學習和時局》（本卷第938頁）。
〔48〕布朗基主義是指以法國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為代表的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想。布朗基主義否認階級鬥爭，妄想不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用極少數知識份子的陰謀行動，就可以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
〔49〕見《學習和時局》（本卷第9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