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這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評論。

以粉飾蔣介石獨裁統治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國民參政會，七月七日在重慶開會。第一次會議到會者之少，為歷屆參政會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無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數二百九十名的參政員中，出席的僅有一百八十名。蔣介石在開幕時說了一通話。蔣介石說：“政府對於國民大會召集有關的問題，擬不提出任何具體的方案，可使諸君得以充分的討論。政府準備以最誠懇坦白的態度，聆取諸位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所謂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場了。這件公案，也和帝國主義者赫爾利^⑴有關係。原來這位帝國主義者是極力慫恿蔣介石幹這一手的，蔣介石的腰這才敢於在今年元旦的演說^⑵裏稍稍硬了起來，至三月一日的演說^⑶而大硬，說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還政於民”。在蔣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說裏，對於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開黨派會議和成立聯合政府一項主張，則拒之於千里之外。對於組織一個所謂有美國人參加的三人委員會來“整編”中共軍隊，則吹得得意忘形。蔣介石竟敢說：中共必須先將軍隊交給他，然後他才賞賜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這一切，赫爾利老爺的撐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府發表聲明，除了抹殺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動，宣稱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國主義的濫調而外，還極力替蔣介石的“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如此，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從此以後，似乎就走上了洩氣的命運。反對者無論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中，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外，在有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中，到處皆是，不計其數。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赫爾利蔣介石這一套，不管他們怎樣吹得像煞有介事，總之是要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爾利不知在忙些什麼，總之是似乎暫時地藏起來了，卻累得蔣介石在參政會上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三月一日蔣介石說：“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我們便無一個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諮詢民意之負責團體。”既然如此，不知道我們的委員長為什麼又向參政會“聆取”起“意見”來了。按照委員長的說法，中國境內是並無任何“可以諮詢民意的負責團體”的，參政會不過是一個吃飯的“團體”而已，今天的“聆取”，於法無據。可是不管怎樣，只要參政會說一聲停開那個偽造的“國民”大會，就說違反了三月一日的聖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積了一件功德。當然，今天來評論參政會，為時尚早，因為參政會究竟拿什麼東西讓委員長“聆取”，還要等幾天才能看到。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的：自從中國人民群起反對之後，就是熱心“君主立憲”的人們也替我們的君主擔憂，勸他不要套上被稱為猪仔國會的那條絞索，謹防袁世凱^⑷來找替死鬼。囙此，我們的君主就此縮手，也未可知。然而我們的君主及其左右，是决不讓人民輕易獲得絲毫權力而使他們自己損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證據，就是這位君主將人民的合理責備，稱之為“肆意攻擊”。據說，“在戰爭狀況之下，淪陷區域勢必無法舉行任何普遍的選舉。囙此，在兩年以前，國民黨中央全會乃有於戰事結束一年以內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的决定。若干方面，當時曾肆意攻擊”，以為遲了。及至他“鑒於戰事的完全結束為時容或延長，即使戰事結束後各地秩序亦未必能於短時期內恢復，所以主張在戰局穩定之時即行召集國民大會”，不料那些人們又“肆意攻擊”。這樣一來，鬧得我們的君主很不好辦。但是中國人民必須教訓蔣介石及其一群：對於違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騙，不管你們怎樣說和怎樣做，是斷乎不許可的。中國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實行民主改革，例如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給人民以自由，給各黨派以合法地位等項。對於這些，你們一件也不做，卻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的時間問題上耍花樣，這是連三歲小孩子也欺騙不了的。沒有認真的起碼的民主改革，任何什麼大會小會也只能被拋到毛屎坑裏去。就叫做“肆意攻擊”也罷，任何這類的欺騙，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攻擊掉，决不容許保留其一絲一毫。這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它是欺騙。有無國民大會是一件事，有無起碼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暫時沒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實施後者。蔣介石及其一群，既然願意“提早”“還政於民”，為什麼不願意“提早”實施若干起碼的民主改革？國民黨的先生們，當我寫這最後幾行時，你們得承認，中國共產黨人總算不是向你們“肆意攻擊”，僅僅提出一個問題，難道也不應該嗎？難道你們也可以置之不答嗎？你們得答覆這個問題：為什麼你們願意“還政於民”，卻不願意實行民主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