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⑴，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陝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這對於指揮內戰、製造分裂、並欲在這次事變中置蔣氏於死地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⑵的陰謀，給了一個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失望，已顯而易見。蔣氏此種覺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國民黨願意結束其十年錯誤政策的一種表示。
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⑶，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福斯的要求的。
蔣氏聲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讚揚的，即他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所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那些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我們將在蔣氏撤兵後看他是否確守信義，是否實行他所允諾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⑷，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决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這些條件的實行，首先需要確守信義，並且需要一些勇氣。我們將於蔣氏今後的行動表現中考察之。
然而蔣氏聲明中又有西安事變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話。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動派”究系一些什麼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動派”三字作何解釋。但是西安事變的發動，確系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一）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二）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四）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五）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六）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擊革命勢力，因為不但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實際的政治道路上，在蔣氏及其一派面前橫著一種已經膨脹起來而不利於他們的勢力，這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欲置蔣氏於死地的所謂討伐派。囙此，我們勸蔣氏將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將“反動派”三字改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實，較為妥當。
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够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决，並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內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錮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汪精衛⑸、何應欽⑹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决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將軍及宋子文⑺氏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延后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⑻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
蔣氏倘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污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軍事上政治上俱能實際採取救國步驟，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共產黨早已於八月二十五日致國民黨書中將此種贊助的諾言許給蔣氏和國民黨了⑼。共產黨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來全國人民早已承認。全國人民信任共產黨的言行，實高出於信任國內任何黨派的言行。
注釋
〔1〕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因受中國紅軍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加以拒絕，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積極佈置“剿共”軍事，下令鎮壓西安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張、楊的愛國行動，同時主張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决這次事變。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隨後被釋放回南京。
〔2〕指西安事變時南京國民黨政府內部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的親日派。這些人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借西安事變準備發動大規模內戰，以便利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並乘機奪取蔣介石的統治地位。
〔3〕蔣介石的所謂《對張楊的訓詞》，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陽抵達南京後發表的。
〔4〕上海愛國領袖，指當時在上海領導抗日愛國運動的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裏、史良等。他們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釋放。
〔5〕汪精衛是當時國民黨中親日派的首領。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貫主張妥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外通電主張對張學良、楊虎城“大張撻伐，迅予圍剿”；同時立即從德國動身回國，企圖奪取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權。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後，他繼續散佈降日言論，反對國共合作抗日。參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1〕。
〔6〕何應欽（一八九○――一九八七），貴州興義人。當時是國民黨中親日派的另一首領。西安事變發生後被南京國民黨政府推任為“討逆總司令”。他積極籌謀掀起內戰，部署國民黨軍隊沿隴海路進逼陝西，調派空軍轟炸渭南等地，並計畫轟炸西安，炸死蔣介石，以便取蔣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7〕宋子文為親美派。由於當時美日兩帝國主義在遠東爭霸的衝突，他根據美國的利益，對於西安事變，也主張和平解决。
〔8〕見《論語・為政》。
〔9〕這封信對於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當時的國民黨二中全會，作了義正詞嚴的批判，同時申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建立國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這封信的主要部分：“貴黨二中全會所說的‘集中統一’，實在未免本末倒置。須知十年以來的內戰和不統一，完全是因為貴黨和貴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貴黨和貴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之下，進行了連年不絕的內戰，舉行了無數次對於紅軍的圍攻，不遺餘力地鎮壓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直至最近，還是放弃東北和華北不顧，忘記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最大敵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對紅軍和從事貴黨自己營壘之間的內爭，用一切力量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搗亂紅軍的抗日後方，漠視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和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正告諸位先生，如果你們不根本改變自己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去，而依舊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話，那末你們即欲勉强維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統一以及所謂‘現代國家’的說法，更是完全的空談。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全國人民現在熱烈要求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全國人民要求一個為他們自己謀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綱領，必須：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的。第三，是能够發展國民經濟，減輕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說‘現代國家’，這些綱領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國在現時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國人民現在正以熱烈的願望和堅毅的决心，為著實現這樣的目標而鬥爭。而貴黨和貴黨政府的政策，則與此種全國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今特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佈：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紅色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在紅色區域實行和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我們認為貴黨二中全會所决定組織的國防會議，以及貴黨和貴黨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國民大會，是不能完成集中統一抗日救亡的任務的。依照貴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國防會議條例看來，則國防會議的組織，只限於貴黨和貴黨政府當權執政的少數官員；國防會議的任務，是僅充貴黨政府的諮詢機關。這種會議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顯的。而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國民大會，依據貴黨政府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錶選舉法》看來，也同樣地不能有什麼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為這種國民大會僅僅是貴黨和貴黨政府少數官員們所操縱的機關，是這些官員們的附屬品和裝飾品。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國民大會，同本黨所主張的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即國防會議），中華民主共和國和它的國會，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我們認為抗日救國的國防會議，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各界各武裝隊伍的代表，構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權力機關，並從這一會議中產生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而國民大會也必須是全國人民普選出來的國會，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有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全國國會，才能是全國人民所歡迎、擁護和參加的，才能把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放在堅固不拔的基礎之上。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均决然無補實際，决然不為全國人民所同意。貴黨和貴黨政府歷來所召集的各種會議的失敗，就是最好的明證。貴黨二中全會宣言又說：‘險阻之來，本可意計，斷不因國事之艱虞，而自懈其應盡之職責。’‘本黨對於國家興亡，必當盡其心思才力，貫徹始終。’誠然，貴黨是中國最大部分領土中的統治的政黨，一切過去實施的政治責任，不能不由貴黨負擔。在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府之下，國民黨决不能逃避其責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貴黨違背全國民意，違背全民族利益，執行了絕對錯誤的政策，得到了喪失幾乎半個中國的結果，這個責任是絕對不能推諉於任何別人的。在我們和全國人民看來，半個中國由貴黨而淪亡，决不能不課督貴黨以恢復領土主權的責任。同時，貴黨中許多有良心的分子，現在也確然憬悟於亡國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開始了新的轉變，開始了對於自己黨中禍黨禍國分子的憤怒和不滿。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情於這種新的轉變，熱烈地歡迎這些有愛國心的有良心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志氣和覺悟，歡迎他們在民族危亡面前願意犧牲奮鬥和勇於革新的精神。我們知道，在貴黨中央和各省黨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學界，在藝術界，在新聞界，在實業界，在婦女界，在宗教界，在醫藥界，在警詧界，在各種群眾團體，尤其在廣大的軍隊、國民黨的新舊黨員和各級領袖中，實在有很多覺悟和愛國的人士，並且這樣的人還在日益新增著，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著和這些國民黨人攜手，組織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希望這些國民黨員能够在國民黨中迅速形成一種支配的勢力，去壓倒那些不顧民族利益，實際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實際成為親日漢奸的最壞和最可耻的國民黨員――那些侮辱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員，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貫徹’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始終’，‘貫徹’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囑的‘始終’。我們希望他們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愛國領袖和愛國人民一道，堅決地擔負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責任，堅決地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於危亡而鬥爭，為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為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解除最大多數人民的痛苦而鬥爭，為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及其民主國會民主政府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向一切中國國民黨人宣言：假如你們真正這樣幹的時候，我們堅決地贊助你們，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偉大的革命時期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