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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7-18第1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在“敌人的口袋”里建使馆

    
    1975年初,我从达荷美(1975年改称贝宁)使馆回国休假期间,忽然接到外交部干部司通知:不要回达荷美了,在家待命。十多天后,我接到了正式通知,任命我为驻博茨瓦纳使馆建馆代办,政务参赞。
    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的何英副部长约我谈话。何副部长一见面就亲热地同我打招呼,说组织上要我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他说,博茨瓦纳是在种族主义势力包围中的一个小国,敢于顶住周围国家的政治压力,决定同我国建交很不容易。今后,能不能顶得住政治的、经济的压力很难说。因此我们要迅速行动,赶快去建馆,一定要设法在那里站住脚跟。这将是我国在非洲最南部唯一的据点,对我开展那里的工作十分重要。
    何副部长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博茨瓦纳离我们很远,工作环境相当危险,只有通过赞比亚一条狭长的通道,我们的人才能进去。目前,周围的国家都对我敌视,不允许我过境。我们进去之后就等于在“敌人的口袋”里工作。
    又是一次紧急调动,连回达荷美交接一下工作和收拾收拾行李都来不及。我只能简单准备了几件衣服就出发了。虽然有了在达荷美艰苦建馆的经验,但我知道,这是一次更复杂、更艰险的建馆工作。
    就在我们买了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博茨瓦纳政府常秘紧急约见我,善意地通知我说,敌对势力可能在你们使馆放置了炸弹在“敌人的口袋”里建使馆
    博茨瓦纳是个内陆国家,地处南非高原中部的卡拉哈里盆地,四面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国家团团包围,东北与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接壤,西南部与西南非洲相邻,南部近一半的国境线与南非联结在一起,正如何英副部长形象比喻的,是在殖民统治者的“口袋里”。1975年1月6日,博茨瓦纳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南部非洲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巨大胜利。我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复杂的南部非洲,建立我们的第一个大使馆。而我们则是第一批到博茨瓦纳的中国外交官。当时,周围的种族主义国家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阻挠我们。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就在我们买了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博茨瓦纳政府的常秘紧急约见我,善意地通知我说:“我们得到消息,敌对势力可能在你们使馆放置了炸弹,你们要仔细检查一下,如果要帮助,我们可以派技术专家去。”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们立即动员全馆人员全面仔细地查找。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暂时都集中住到偏僻的房间。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未发现任何异常迹象,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像这样虚虚实实、虚惊一场但又不能不防的事,在建馆初期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不断到访。一天,一个自称是南非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专家,一定要见中国代办,说有很重要的情况要面谈,工作人员再三拒绝,他就是不肯离开。我想,那就见见,看看这位不速之客葫芦里卖什么药。他见到我神秘地说,他要去某国开会,偷偷地绕到中国使馆来,说是知道中国急需原子能生产中某种资料,今天给带来了,请收下。我们请他把资料带回去,告诉他,我们使馆是来开展友好工作的,对于各种情报资料不感兴趣。此人最后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后来,又来了一名年轻的白人妇女,自称在南非政府部门工作,她可以破译电讯密码。她说,由于她痛恨种族主义政权,愿意为中国人做些工作,希望我们给她一些任务。
    我们很清楚,这些装扮成各种身份的来客,十有八九是设的圈套,只要我们就范,立刻就会成为他们诬蔑我们的口实。因此,无论他们的甜言蜜语如何动听,我们总是用一切办法回绝他们,时间长了,他们知道这种花招不灵,来的人慢慢就少了。
    博茨瓦纳敢于冲破压力,与中国建交,做勇敢的开创者,这与总统卡马的个人领导才能和倔强性格有直接关系 
    博茨瓦纳在经济上对南非依赖很深,与南非的交通也方便。如粮食、蔬菜、日用品等都从南非进口。南非禁止赌博,于是荷兰有一位资本家,来博茨瓦纳开旅馆办赌场,趁机发大财。他同博茨瓦纳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他在首都哈博罗内建造一座大旅馆,特许在旅馆内设立豪华赌场,专供南非富豪享乐。自此,每到周末,南非有钱人坐着私人小飞机或开着汽车来到旅馆豪赌。
    我们刚到哈博罗内时就住在这家旅馆。为搞好关系,我们专门去拜访了旅馆经理,并送给他中国茶叶和扇子等小礼品,经理对我们的态度很友好。但住了一个多月,使馆用房尚未找到,经理突然通知,要我们搬出旅馆,说是房间都早已预定出去了。从经理的言谈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不是因为房间紧的问题,而是南非特工部门故意给我们制造困难,逼迫旅馆经理出此下策。
    博茨瓦纳当时四面受种族主义国家包围,但它敢于冲破压力,与中国建交,做一个勇敢的开创者,这与总统卡马的个人领导才能和倔强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卡马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要顶住政治、经济等各种压力,也要排除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和指责。事实上,两国建交前,博茨瓦纳同中国没有任何来往和接触。只是1974年卡马访问坦桑尼亚时,亲眼目睹了中国援建坦桑尼亚铁路的伟大工程,听到了中国向非洲提供无私援助的介绍,受到了感动。回国后就决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通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牵线,同我国进行谈判,于1975年达成建交协议。卡马总统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人。
    我们到达博茨瓦纳的头一个月,南非的各种报纸,又登照片又登文章,把我们这批中国人“炒”得热火朝天
    我们是第一批踏上南部非洲土地的中国外交人员,对南部非洲的风土人情处处都好奇和新鲜。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第一个感觉就很不习惯,太阳从北边东升西落。但是,和我们给当地人带来的新奇感相比,那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了。
    由于长期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在博茨瓦纳和南非人的印象里,我们这些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人,不说是洪水猛兽,也跟妖魔鬼怪差不多。所以,他们起初对我们是既好奇又害怕,总是远远地围着我们观看。照理说,一个国家来几个外交官建新使馆,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我们到达首都哈博罗内机场时,场面甚为壮观。南非来了很多记者和游人,把机场候机厅都站满了,记者们不停地给我们照相。第二天我们就上了当地和南非报纸的头版。
    我们住进哈博罗内唯一的颇具规模的一家旅馆后,这家旅馆的生意随之兴旺起来。原来很多南非人就是为了观看我们,陆续住进来了。每天我们到旅馆餐厅用餐,我们的餐桌四周早已坐满了观看的人。当我们搬出旅馆,临时住到博茨瓦纳政府为外国专家提供的小楼后,每天仍有接二连三的小汽车,围着我们的房子转来转去观望。要是我们有人到院子里干活,小汽车就开得更慢,甚至停下来仔细地瞧上一眼。我们这种时时被围观的情况,大约经历了两三个月时光。
    博茨瓦纳的青少年,受香港武打影片的影响很深,以为中国人都会武功,有些胆大的年轻人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教他们几招。有些跟在我们后面看热闹的小孩,只要我们面对他们一举手或一投足,他们就哇哇直叫,逃到一边去,以为我们要表演武功了。
    我们到达博茨瓦纳的头一个月,南非的各种报纸,又登照片又登文章,把我们这批中国人炒作得热火朝天。
    有的报纸这样描写我们:生活习惯很怪,除了集体到餐厅用餐外,既不到旅馆的娱乐场所去玩,更不到豪华赌场去参观。吃饭同西方人不一样,既不喝酒,也不聊天,吃得很快,吃完饭就集体回房间。衣着很奇怪,大家都穿一个式样的深色中山装,从不变样。
    我们建馆人员中有一对年轻夫妇,夫人小李是我们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年轻漂亮,在南非报纸上,她成了大明星。照片上她身穿绿色的列宁装,扎着小辫,不化妆、不涂口红。南非报纸对她的发式和衣着最有兴趣,认为新中国的女人最有特点,同其他国家的女人完全不一样,而且担负着同男人一样的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博茨瓦纳做了不少宣传自己和增进互相了解的工作,取得了博茨瓦纳政府的信任。1976年,卡马总统实现了访华的愿望,两国又签定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博关系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我们在南部非洲终于站稳了脚跟,“敌人的口袋”被我们撕破了。
    
    卡马总统(中)在使馆做客(左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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