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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7-11第1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沙捞越有个文化村

    
    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旅行,奔驰在青山绿野流水淙淙的天地,出没于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之间,沉浸于游山玩水的浪漫之后,最快意之事莫过于游览古晋达迈的沙捞越文化村。文化村是沙捞越多元民族社会的缩影,所以游客总络绎不绝。
    笔者1994至1998年首任中国驻古晋总领事期间,曾多次应邀陪同我国重要代表团前往参观游览,每次故地重游都有耳目一新之感。 
    风格迥异的住所
    文化村位于古晋达迈山都望海滨附近,从古晋市中心驱车约40分钟便可抵达。文化村屹立在青翠的山都望山之麓,依山而建,面向无边无际的南中国海,占地面积17英亩。
    在文化村的入口处,竖立在两边的大柱子上雕刻着当地土著族群的图案和花纹。步入文化村,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座别具一格的尖型屋,屋顶立着3只沙捞越州州鸟———犀鸟,沙捞越州被誉为“犀鸟之乡”。文化村里一栋栋民族传统房屋被一片片绿色的森林所环绕,保持着传统习俗的村民居住其中,简直就是一座座活的“博物馆”。
    沙捞越州地广人稀,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共有23个民族。不同民族的房屋各具特色。文化村的七组房屋群代表七大族群,非常有特色。
    游客随着导游小姐登上数米高的木梯进入一间又一间的长屋,家家户户都有主人等候客人光临。与主人比达友族人攀谈,其乐无穷。有的主人还当场制作传统的糕点和小食供客人品尝。主人还会请你饮用竹筒水管引来的山泉水,清甜无比。
    普南人多居住在高原地带,他们住在茂密的森林里,以简朴的茅棚为家,除以硕莪为食外,他们擅长喷筒,从喷筒中射出的筷子般大小的竹箭,其力可穿透寸许树皮。普南人至今仍过着以打猎为主的生活。在文化村里游客可与他们一起体验喷筒猎食的习俗。
    华族保留着19世纪初从中国来时所建造的亚答屋和农舍。在农舍里有香炉、蜡烛等祭具,农舍门口张贴着红色对联,以避邪和驱赶野兽的侵犯。农舍周围种植农作物。亚答屋和农舍是华族先辈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落地生根,以务农为生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沙捞越劳作生息,代代繁衍,如今他们已居于这个州人口的第二位。
    马来族人口仅次于土著族和华族,文化村中的高脚屋是典型的马来族住所。高脚屋的门窗和栏杆上雕刻着穆斯林特有的花纹或图案。登上高脚屋,游客仿佛置身于伊斯兰世界之中。
    令人称奇的作品
    文化村是沙捞越文明的缩影。那里充满着传统文化气氛和艺术人文景观。向游人展示的各种作品教人啧啧称奇。件件是传统文化和艺术瑰宝。
    伊班族姑娘个个是织布能手。游客一进伊班族的长屋,就可以看到身着华丽服饰的伊班姑娘坐在古老的纺织机旁,不辞劳苦地织布。按照习俗,待嫁新娘必须为自己准备嫁妆,织一块新郎喜欢的花布。
    比达友族传统的房屋是用竹子做成的,屋中的陈设乃至厨具都和竹子有关。厅内有竹椅、竹席、竹节雕花饰杖,应有尽有。
    内陆民族喜爱文身,他们把文身当作装饰艺术的一部分。男子好赤裸上身,好看的文身会使他们感到“身价倍增”。如今女子不裸露上身了,但上至手腕手臂,下至脚部都还保留着图案各异的文身。
    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
    参观完各民族的住所,最令游客感兴趣的事便是在有冷气设备的剧场里观看民族舞蹈演出。演出一天有两场,每场演出约1小时左右,节目丰富多彩,很受欢迎。
    威武勇猛的伊班壮士跳越、旋转、穿梭在盾和剑之中,珠光闪闪的加央和肯雅族姑娘迈着轻柔的舞步,不知拨动多少游客的心弦;普南族的击球舞、华族少女的荷花舞、伊班族的丰收舞、马兰诺族的硕莪舞,都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丰收舞表现了伊班族欢庆丰收的喜悦心情,由一名壮士和三名少女合跳,她们在稻谷收割后一边舂米,一边唱歌。羽毛舞是加央族和肯雅族最盛行的一种,也是迎宾舞蹈。演员们头戴特制的帽子,双手和背上扎着一把散开的犀鸟羽毛,在“沙贝”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演出结束前,演员常常邀请观众上台共舞。笔者依然清楚地记得1995年1月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率团访问文化村时上台与演员共舞的情景,当时整个剧场都沸腾起来,所有人都陶醉在中马友好的氛围当中。

阿拉伯大饼——穷人的救命草 社会的稳定剂

    
    早就听人说过,埃及有一种阿拉伯人都特别爱吃的大饼,圆圆的,薄薄的,街头的小贩都把它摞起来放在座位上,谁要来买,就从屁股底下抽一张扔过去……卖的潇洒,买的爽快。
    让穷人填饱肚子
    来到埃及,发觉这个故事虽稍有夸张,可阿拉伯大饼真是无处不在,它是埃及老百姓,尤其是穷人一日不可或缺的基本食物:在赤日炎炎的街头,找到任何一家大饼铺,花0·1埃镑(合人民币两毛钱)买两张大饼,一两根小黄瓜或者西红柿,一手撕开大饼,裹一点油焖蚕豆,一手端起自来水仰着脖子一饮而尽,就是一个埃及穷人一顿美味无比的大餐了。
    这种圆圆的大饼是把面粉发酵后加上25%的玉米粉、食盐等烘烤而成的,每张重约130克,阿拉伯语称之为“埃食”,意即“日子”,“活命的东西”。从50年代纳赛尔总统执政时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萨达特时代、穆巴拉克时代,不论埃及政府的内外政治经济对策如何大幅度改变,但对“埃食”的政策一直不变,即实行巨额价格补贴,并严格规定售价。多少年来,埃及的物价多次车轮般上涨,但“埃食”的售价还是保持不变。
    当然,市场上也有比“埃食”质量更好的白面大饼,但是它的“身价”是要比它的黑兄弟要高出几倍乃至十几倍的,穷人一般不会问津。 
    “埃食”为埃及社会立下的一大功劳就是解决了六千多万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几十年来保持了民心稳定。埃及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且贫富分化很严重,虽然失业率很高,劳动者平均收入较低,但社会基本相安无事。在精神上,宗教成为一种社会约束力量,让人们安贫乐道;而在物质上,“埃食”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安定团结”的作用,因为再穷的人也买得起大饼呀,吃饭不成问题。
    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的对面有一家“芳邻”:五十多岁的老两口艾布·什尔班和乌姆·什尔班,生了六个儿子,从埃及农村跑到城里,靠给人看车、擦车为生,加上儿媳和孙辈,全家十几口人住在阴暗的地下车库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老太太发福得像艘航空母舰,儿孙们也长得人高马大,身健体壮。多年来,就是这物美价廉、营养丰富的“埃食”养活了乐呵呵的全家人。
    因此,尽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敦促向其贷款的埃及实行全方位的市场经济,取消对“埃食”的补贴,但埃及政府一直不敢轻易对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本国策”大动干戈。
    生产要有许可证
    在埃及,国有工厂和私营工厂都能生产“埃食”,但必须要有政府发给的生产许可证,如果发现厂商有偷工减料或倒卖政府配发的低价面粉等违法行为,政府将吊销其生产许可证,因此,不论规模大小,厂商一般不敢轻易在“埃食”上做手脚。
    我们在一天晚上抽空采访了开罗一家国有大饼厂,这家工厂有五条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生产,即使是在伊斯兰教传统的斋月里也不停产,以供应附近大片社区居民的巨大需求。“埃食”已基本实现半机械化生产:闹哄哄的巨大车间里,几十名男性工人一边载歌载舞一边辛苦劳作:有经验的老工人先把面按比例和好,再由年轻力壮的工人把面团迅速揪成圆圆的块状,扔在麸子上,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最后再放进长长的自动烘烤箱里,不到10分钟,一张张饱满的“埃食”就从几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出来了,热乎乎,香喷喷,让我们忍不住拿起来尝一口,味道醇厚,甜中又略带一点咸,绵绵的清香随着夜风飘荡得很远。
    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在工厂院子里,还停着十几辆大卡车,等着把一筐筐出炉大饼运送到全市的各个销售点,以便第二天一早就能让市民吃上新鲜货,而不远处的零售窗口边也还挤着附近的很多居民,男女分开,等着购买刚出炉的“埃食”。
    “埃食”的市场投放量极大,但埃及的民风淳朴,假冒伪劣品非常罕见。每天早晨,送大饼的人长一句短一句高声叫喊着:“埃——食——,埃——食——”,把整塑料袋的大饼送到居民区,如果碰上有些人不在家,他就自动把“埃食”放在附近的石板或树丛,是谁家的到时会自己取回去,绝对不会有人偷拿,或“掉包” 。
    大饼好吃问题多
    一个硬币总是有两面。多少个世纪以来,甚至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法老时代,埃及人就有一个传统:把大饼和盐作为礼物赠予来访的客人,作为友谊和好客的象征。而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不久前,埃及供应和国内贸易部发布的数据说,政府每年用于阿拉伯大饼的财政补贴已达到29亿埃镑(约合人民币58亿元),仅这一项支出就占了政府每年对埃及全部日用品补贴的一半以上。由于政府的大量补贴,“埃食”的市场售价比面粉还要便宜,这导致大饼浪费极为严重。
    有的家庭大批大批地买回去后,漫不经心地随处乱放,过些日子觉得变质了,就当作垃圾扔出去;有的只揪下一两口吃就弃之如敝屣;有人甚至把这种软软的大饼当成洗碗布、擦手布使用。据统计,埃及每年丢弃在垃圾箱里的大饼竟达到上万吨。很多“埃食”的最终命运是“沦落”在农家的牲口圈和饲养棚里。在开罗,常常可以看见农民赶着毛驴车,慢悠悠地进城,以极低的价格回收“埃食”,整车整车运回去作饲料,这与政府的初衷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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