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7-02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香港《新报》6月26日文章】题：特首新班子的组成与挑战（作者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
    特首董建华终于公布了他的新治港班子，从班子组成看，董氏锐意建立一个稳定且具效能的执政团队，以强化特区政府的管治和民望的意图，是彰彰明甚的。
    稳定高效的执政团队
    （一）新治港班子一口气在公务员队伍以外引入五位问责高官，而且均是商界、学界或是其他专业界别的一时之选，这不仅有助政府打破过去行政官僚治港的封闭习性，注入新的管治思维，也可透过网罗不同界别的精英加入政府，扩阔政府的管治基础和提升政府的政治认受性。
    （二）作为特区政府最高决策机制的行政会议全面重组，成员除了包括新任命的三司十一局共十四位问责高官之外，还包括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工联会会长郑耀棠和其他两位非官守成员。这一方面有助加强政府对立法会的掌握，改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应有助促进政府对基层民意的了解，拉近政府与基层市民的距离。
    （三）素有特区政府“大脑”之称的中央政策组，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出任，考虑到刘氏对香港社会政治研究用力甚深，见解独到，而且尤其擅长民意和管治策略的分析，再加上他朴实直言的性格，应有助强化特首掌握民意能力，改善特区政府管治策略的技巧。
    治港班子面临挑战
    虽然如此，董氏的新治港班子还是会面对不少重要挑战：
    （一）新治港班子固然人才济济，但能否形成上下一心的管治团队，仍有待考验。尤其是在推行“高官问责制”之后，高官为争取表现，而且有些高官甚至有意角逐下届特首之位，他们之间的竞争，势必日趋激烈，特首能否有效驾驭协调，无疑考验他的政治手腕和领导能力。更何况，新治港班子同时纳入了工商界和基层的代表，从好处看，这固然是妥协包容的表现，但从坏处想，这也势必增加利益和意识形态整合的困难。最终能否克服有关困境，自然是检视新治港班子能否团结一致建立有效管治的重要指标。
    （二）这次“高官问责制”的推行同时牵涉到庞大的局署行政重组，再加上不少新人加入，所谓新手上路，跌撞难免，这将进一步增添行政重组的风险。如果在行政重组的过程中出现重大的混乱或失误，将无可避免地会对特区政府新治港班子的管治威信，造成严重打击。
    （三）当前香港异常困难的经济环境，主要由内外各种结构因素所造成，非短期能够有效解决。尤其是外在经济环境的变化，更非特区新治港班子的主观意愿所能控制，若然未来外在环境趋于恶化，香港内部经济转型必然举步艰难，影响所及，特区政府新治港班子的种种改革或政策，也难免备受压力。
    
    董建华与问责高官及特区行政会议成合影，左起：田北俊、林焕光、李国章、马时亨、唐英年、叶澍（上面两个方字，下面一个土字）、梁爱诗、廖长城、曾荫权、郑耀棠、董建华、王永平、梁锦松、何志平、梁振英、叶刘淑议、孙明扬、廖秀冬、杨永强、林瑞麟、曾钰成、刘兆佳（原载香港《太阳报》）

    
    【香港《东方日报》6月26日文章】题：将注意力由政治转向经济
    董建华连任“内阁”班底揭牌，借问责制登场，管治理论联系实际大洗牌，可以形成以董为核心的管治结构。新班子登场虽然未必结束所有政治争拗，但至少将政治争拗幕落阶段性，现时是将政治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来的时候了。
    新班子经济管治职能机构已经化繁为简，令权力更为集中，希望由此体现高度效率，这意味在行政上为经济有效率管治提供了条件。需要明确的是，必须将施政的重心向经济转移，行政事务上，香港没有复杂的外交、政治可言，完全可以集政治各部门之力，打好经济仗。
    新官上任，各有表态。香港经济处于漫长调整期，百废待兴，即使突出经济为施政重心，也还是千头万绪，重心之中需要有重心，才能部署最见效的战略。
    我们不忌言赘地提过，要将就业摆在经济决策之首，就是突出重心中之重心的意思。从制订经济战备角度，高科技、高增值的概念是不会或忘的目标，毋须担心政府新班子无这份心志。但调整期漫长，第一，高科技、高增值不是一日可建成的罗马，长线目标不应排斥短线的目标；第二，就业是解决短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核心内容，有急迫的需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班子民望政绩很大程度系于就业工程的建树。
    过去，香港并没有突出地针对就业工程落墨。譬如：有私营机构提出一些旅游性项目，这类项目缺少高科技元素，也可能不太高增值，但建造之时，建好之后，都提供大量职位，这样的项目，符合就业战略概念，不但不应受某些条件梗阻，更应当积极促成，尽快令其上马，甚至不惜动用政策容许的优惠，吸引私人企业多做同类项目。
    当然，较早前上马的迪斯尼，形式上是这类项目，政府已经很刻意扶植，时至今日，我们已清楚看到这类项目投建期到效益期时间太长，远水不救近渴，应当补入一批短、中期见效的项目，策应急需。
    值得提出的是，即使政府无意瘦身，都会为谋求卸掉包袱补充财政收入加快出售资产和私营化。
    经验告诉我们，私营化后的机构裁削冗员是必然步骤，换言之，出售资产和私营化不意味着不瘦身，只是裁员瘦身由接手的企业去做而已。
    政府拆卸资产包袱的行动，实际效果可能为失业火上加油，必须有更大量的吸引开设职位的项目去弥补和抵消影响。要从深重的矛盾和冲突中，将解决就业凌驾于庞杂的经济事务并不容易，要达到理想效果，需要有勇气的承担和讲究的管治艺术。

    
    200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里首次提出，要研究和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度。
    2001年，董建华在《施政报告》里比较具体地阐述了构思中“问责制”的基本框架。
    过去的两年，特区政府听取了不少社会意见，特首也多次到立法会，听取议员的意见。“问责制”的理念和构想，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同。
    2002年4月17日，董建华在立法会向议员介绍“问责制”方案，寻求议员支持方案中所涉及的开支拨款、以及修改法例，把法定的职权转移给问责制局长行使，以使“问责制”能够按时推行。立法会随即成立专责小组委员会，就新制度的各项安排进行详细的讨论。
    2002年6月19日下午，立法会开始辩论“问责制决议案”。特区政府政制事务局局长孙明扬在立法会上就主要官员问责制决议案发言，重申特区政府在制定主要官员问责制时所坚守的原则，以及新制度的核心理念。
    6月20日上午，立法会以36票对21票，通过特区政府提出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决议案。至此，特区政府实施问责制的立法程序全部完成。
    6月21日，国务院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提名和建议，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主要官员，同时免去一批现任主要官员的职务。
    6月24日，董建华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主要官员名单，以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委任了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同时还宣布了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常任秘书长名单。
    董建华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未来5年里，特区政府将是一个勇于向市民负责的政府，是一个更开明、开放和进取的政府，是一个更掌握和重视民情、民意的政府，也是一个对香港有高度承担、决心与社会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政府。
    6月28日，“问责制官员守则”刊宪。
    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行政改革———主要官员问责制如期正式实施，为香港的政治局面揭开了新的一页。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名单
    曾荫权—政务司司长
    梁锦松—财政司司长　
    梁爱诗—律政司司长　
    唐英年—工商及科技局局长　
    孙明扬—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　
    李国章—教育统筹局局长　
    杨永强—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　
    王永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何志平—民政事务局局长　
    叶刘淑仪—保安局局长　
    叶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局长　
    廖秀冬—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　
    马时亨—财政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林瑞麟—政制事务局局长　
    曾荫培—警务处处长　
    李少光—廉政专员　
    陈彦达—审计署署长　
    黄鸿超—海关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