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11-04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法新社北京二日电】（记者：樊尚）
    中国报纸今天在谈到内蒙古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事时，把它说成主要是在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
    同在其它七个地区成立这样的委员会时所报道的消息大不相同，今天的消息强调的是：在“边疆”成立这个委员会将如何有助于保证国家的统一。沿着这些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被撤职的前内蒙党委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乌兰夫在内），都被谴责是搞分裂主义的。
    报纸指责这些前领导人，把他们称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主席）的朋友”，说他们执行一种干部蒙族化的政策，为当地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者和蒙古修正主义者”效劳。
    看来这是第一次间接指责外蒙古干涉中国事务。内蒙古的一千四百万人口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蒙古血统的。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日电】（记者：史密斯）共产党中国人今天加紧了他们对内蒙古的军事控制。
    赤色中国当局在加紧他们对这个分治的地区的控制时指出，俄国人支持的颠覆势力一直在设法把中亚这个广阔的沙漠牧区从中国分割开。
    他们还指责外蒙古、日本和美国。
    没有直接提乌兰夫的名字，但是分析家们说，没有疑问，他是针对被清洗的自治区领导的批判的主要对象。内蒙古自治区与外蒙古和苏联交界。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日电】（记者：史密斯）共产党中国今天宣布正式成立内蒙古临时革命委员会。但是军队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广大的地区。
    自从毛泽东主席在今年一月发动“夺权”运动以来，这是他的支持者在（二十六个省中的）第六个省建立了可以接受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电台说，这标志着乌兰夫的“彻底破产”。
    毛在北京的权力中心派首都部队副司令员滕海清去领导这个新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是昨天在呼和浩特的一次大会上成立的。
    北京电台在报道呼和浩特大会时说，“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内蒙古的代理人的彻底垮台。”
    广播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这明确无误地是指乌兰夫，他在几个月前就被清洗了。
    乌兰夫被指责想要把这个广大的草原和沙漠地区从中国的其余地方分裂出去。
    还有关于“罪恶阴谋”的指责，这可能是指这样的消息：乌兰夫在所说的分裂企图中曾寻求苏联的秘密支持。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二十一日译载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篇通讯，摘要如下：
    一般公认，目前的形势好极了。在北京有些美国朋友非常赞扬文化革命，认为这在西方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有一位美国朋友向我说：“这简直是人类发明火以来的最大的革命”。又有一位说，“毛泽东在历史上将成为最伟大的提倡民主的人”。在西方看来是混乱的，在中国却是如此的被广泛认为不仅是中国的进步，而且是人类的进步。
    我们将如何拉近这种在理解上的距离？我们首先要指出的则是，今天全世界都是陷于动乱之中，在每一大洲均有战争、政变、革命。一位拉丁美洲朋友说，在最近几年内，南美发生八次军人政变。骚动是世界性的，即使美国亦不能免。今年夏天，美国数十个城市内都有变乱；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遭到像底特律那样的破坏。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不是进行的那末不好。看一看今天的形势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露出了原形并且被推翻了；在最后决定如何处理他们之前，他们仍有工资可领。那些数目比较大的滑到走上错误道路的干部们，在运动中遭到了大声喝止和批评，并且从而获救。一支革命造反派的强大队伍在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于全中国，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反修战士。他们是第一批通过民主辩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国家事务，经济和教育制度而锻炼出来的战士。
    今天中国有比世界任何国家人数更多的人参加了政治斗争，参加了执掌国家的政治。在美国，除了大选之外，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是不会超过十万以上的。而在中国，今天约有二亿人民每天用四至六小时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工人和农民在他们一天的劳动之外参加政治，学生和机关干部把他们的大多数时间用到政治活动方面。这一种惊人的成就在海外的人士是难以注意到的。
    在中国，上述的作法就叫作“广泛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主席发动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时间是这样长、数目是这样多的人民一道去参加政治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职；当然，解职是可能出现的，除非他们能够使群众相信，已经确实改正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教育千千万万的群众，以便他们可以发现然后改正“修正主义”现象。自从掌握政权以后，有许多一度曾是好的革命者，堕落到寻求特权。
    显然，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今天夺了权的新“革命派”的身上。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依靠关心政治的掌握一切而又勇敢战斗的群众。
    任何夺权的斗争，都会引起意见不合。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应该通过辩论来解决。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著名的“十六条”规定了的。实际上，由辩论开始也许会由激烈的武斗而结束。
    迄今为止，各项冲突的更大部分，是通过讨论解决的。有时，冲突是由较高一级的委员会进行调停解决的。中央委员会的文革小组以至周恩来总理本人，常常超时工作，分析各个地方造反派的分歧，进行调停，而且往往是调停成功。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违抗党中央的直接命令。大家都把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指示，当做最高权威，没有人敢违抗。因此，说中国处于“混乱”状态是不确的。勃列日涅夫说毛泽东主席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也是不真实的。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党中央的命令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会得到结果的。
    不过，党中央极少进行干涉，因为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政策，应当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不应当由干部强迫群众接受。
    目前在工厂、机关和人民公社里，亿万人民，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平委员会在内，都在忙于实现联合。这种新的团结一旦稳定下来，各个革命力量就可以和若干过去有经验的革命干部和若干解放军的代表进一步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三结合”，在一个工厂、一个团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建立一种新的领导机构。

    【德新社北京一日电】（记者：巴格曼）在文化革命期间受批判或被赶下台的党政干部大多数已被“革命群众”复职。
    许多干部已复职，或者即将复职。
    这一点已为中国报纸最近的报道和评论所证实，它们谈到“解放干部”，并批判了这样一种态度：所有的老干部的忠诚都是有问题的，必须撤职。
    据称这样一种态度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指示的。
    中国报纸说，许多干部在文化革命开始时成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因此为群众免职和孤立起来。
    在对他们进行了政治再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政治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后，没有任何东西应妨碍重新使用他们。
    报道证实，从前的干部今后将在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再次起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北京领导人认为，对于在文化革命期间下台的绝大多数中下级干部来说，复职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现在迫切需要这些干部使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再次活动起来。
    但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及其支持者（这里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左派和修正主义右派的代表）将被排斥在这种政治上“东山再起”之外。
    由于在蒙蔽者和政治上受蒙蔽者之间划了这个界线，由于执行毛的不断革命原则而不是和平演变，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看来已达到了。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月二十七日电】（记者：史密斯）据最近走私到香港的一份红卫兵刊物说，赤色中国前国防部长彭德怀曾说过中国面临一次匈牙利式的暴动，并且说可能有必要请求苏联派军队帮助进行镇压。
    这份刊物谴责彭在五十年代和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搞“秘密交易”。
    在文化革命中对彭提出的许多新的谴责中，有一项说他阴谋搞军事政变夺取全部权力。
    这个刊物是广东红卫兵组织的一份小报。在同一期（九月五日）中，有攻击罗瑞卿的一篇长文。

    【德新社北京十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巴格曼）目前有二十七家外国通讯社、报纸和电台在人民中国驻有记者。
    在一九五五年有四十三名外国记者在中国首都工作。
    原先有十名日本记者在北京，现在只剩下两名。苏联塔斯社现在在北京只有一个人。原先有五个人。
    苏联记者是由于所谓“诽谤性报道”而被驱逐的。由于类似的原因，日本记者的签证未被许可更新。目前西方在北京的代表有法新社、加拿大报纸《多伦多环球邮报》和西德的德新社。
    最近官方公布的记者名单上仍然有英国路透社，但是路透社的记者安东尼·格雷的名字已被除掉。过去三个月格雷在北京被软禁。
    为斯堪的纳维亚通讯社工作的哈·蒙·卡斯的名字也被从名单上划掉。
    除了西方记者外，在中国还驻有若干欧洲记者，但是他们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