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06-10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毛泽东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日报道：新界上水各界斗委会宣布正式成立之后，立即针对港英的“紧急法令”进行斗争。上水区的马路上、建筑物、学校和港英的“军营”，昨天纷纷被贴上大字报；在上水市区内和公共车辆之内，分别派发上水斗委会的“告同胞书”；由上水至文锦渡的公路上昨日出现每个字长达二平方英尺的“血债血还！”、“我们必胜，港英必败！”等非常醒目的抗暴标语，乡、民人人称快，个个赞好！
    在出现振奋人心的大字报的同时，上水区内还同时加插有通俗易懂的抗暴漫画，显出十分生动、活泼，引动途人围观如堵，一致给予好评。
    当上水区的同胞看到大字报、漫画和斗委会的告同胞书之后，不少人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有个姓苏的家庭主妇，非常愤慨地说：“港英对我港九新界同胞如此欺负，我万分愤恨。我要全力支持斗委会的号召，同大家一起斗争到底！”并即将她多年来节省所买下来的一条七钱七分重金链，亲自送到银行作为捐款，以表支持。
    在沙头角担水坑村口的公路上，又出现以油漆写上的大字标语，内容有：“港英罪恶滔天！”、“血债血偿！”、“紧急法令见鬼去吧！”和“要把英帝斗垮斗臭！”等等。
    玛丽医院附近昨晨首次出现抗暴大字报，在玛丽医院对面的汽车站附近及玛丽医院的墙上，分别用油漆及大字报写上中英文的：“港英必败，我们必胜！”“血债血偿！”“坚决要把戴麟趾一小伙斗垮、斗臭！”以及英文标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而这些大字报及反迫害标语出现之后，吸引许多病人及途人的围观，并盛赞贴得好。图片说明：左图：大字报是狠狠打击敌人的极其有力的武器，这是香港爱国同胞在贴大字报。下图：大字报贴满了港督府的铁门，大灭英帝的威风。（原图载于香港《星岛日报》）

    【本刊讯】香港五日消息：启德机场中国工人行动起来了，他们在香港飞机工程公司机场内修理厂内外第一次贴上抗英大字报。启德机场是港英当局控制得很严密的地方，那里工人的英勇斗争给了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渔民和农民的斗争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渔、农同胞的反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青年渔民和农民在香港仔和郊区的堤坝、街道、墙壁等到处写满标语，鼓舞斗志。

    【本刊讯】香港八日消息：据今天下午出版的《香港夜报》报道，港英法西斯军警今晨在血腥镇压港英“工务局”属下的电器机械厂工人时，竟丧心病狂地使用化学毒药。
    报道说：“今晨宋皇台道发生大血案，丧心病狂的港英帝国主义者，竟在现场放射有毒性的化学液体，这些液体放射后，散发一种难闻的气味，使人闻后立即晕倒而且腐蚀皮肤，当近千防暴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用这种毒液先行。工人们纷纷晕倒，六日有一些工人看见情势有异，跳墙而出，因跳墙而受伤者甚众。”

    【本刊讯】日本杂志《潮》六月一期在《通讯》栏的《世界》部分以《最后阶段的夺权斗争》为题，登载了一篇评述文章。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对建设新中国的分歧意见
    在日本，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归根结底，可以认为这个矛盾里蕴藏着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的严重的意见分歧。
    根本分歧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歧点是围绕应该怎样进行建设。毛泽东主席在同国民党进行内战的胜利前夕，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已表明了在革命胜利以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见解。接着在这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就主张在同国民党进行内战以后，应该对残留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然而刘少奇主席的主张是：“中国工业是落后的。因此，例如说农业机械化也办不到。这样，农村合作化也办不到。而且，中国工业如果不发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谈不到”。从而他认为中国要达到必要的工业化，“目前还需要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总之，基本上可以说刘少奇国家主席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过程，而产生社会主义。
    因此，对于留在中国大陆的民族资本家，在“限制”和“利用”两个方面，毛主席把重点放在限制方面，而刘主席却重视利用方面。
    四九年当时，刘少奇主席表明看法说，“国民党、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全都逃到国外去了。剩下的只有自由资产阶级，这些人不是斗争的对象。目前需要的是联合，而不是斗争。资本家的知识比我们高明。”这样的想法当然是从刘少奇的下述论点来的，即“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成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而刘主席主张“同资产阶级要共处十年到十五年，要使资本主义存在并发展几十年；要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甚至说，“应该认为资本家剥削在现阶段是有功的，是合法的。”反对物质刺激的毛泽东派
    然而这一争论在到达五六年的工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暂时结束。就是说，因为决定并实行了对私营工商业加以“限制”而引之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
    但是双方的路线分歧在五八年的大跃进以及跟着来的三年连续农业灾害和克服这种灾害的问题上又重新出现了。刘主席等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所采用的各农家可以自由耕种的自留地、和可以自由买卖自留地产品的自由市场等所谓自由化政策，对克服农业灾害是有相当效果的。刘主席在当时还流露出来他的感想，觉得“资本家是合理的，要重视他们的经济核算。也就是说要以经济观点来管理事物。而我们这方面，说起来，只是封建主义的超经济的方法而已。”他还指出，必须向资本家学习。而毛主席等人认为，挽救了由于自然灾害的三年连续农业歉收的不是因为设置了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而是因为在五八年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从而能够大规模地动员和安排庞大的农村人口，以人力完成了水利、灌溉等基本建设，而不是其他什么的结果。
    总之，刘主席经常重视的是，首先一定要整顿物质刺激和物质条件，然后再着手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毛主席却相反，始终是重视人的因素。刘主席定要等到机械和化肥等物充实以后才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化，而毛主席认为，中国和苏联不同，农村人口多，灵活应用人的因素，就可以补足机械和化肥等物的作用。因此必须首先在制度上先搞社会主义化。
    于是，归根到底，在社会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应该如何评价物质刺激和物质条件，又引起了争论。重视物质刺激的人认为，人的生活是靠物质维持的，所以谁比别人多劳动，当然就要在工资以外另行给予奖金，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而毛泽东派反驳说，人首先应该“破私立公”，也就是说，目的是为国家为社会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