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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经济学家罗宾森在中国访问考察后认为:人民公社成就非常显著,组织日臻完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一日以《英国人看中国公社》为题,摘要译载了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森的一篇文章,现转载如下:
    (香港《大公报》按:本文作者乔安·维·罗宾森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剑桥大学教授,去年她到中国访问,着重考察了各地人民公社,回国后写成本文,发表于一月三十日的英国《听众》杂志。)很坏的例子确实没有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来已经十二年了。中国农业从个人所有制到现在的人民公社公有制,其间经过许多变迁。一九五七年我到中国访问时,在上海近郊曾会晤过个体生产的农民,不过他们已经占很小的数字了。大多数农民都喜欢加入高级农业合作社。
    其后,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在农业上出现了由若干高级社合并而成的更大的单位——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刚组成,接着就发生了干旱、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经过这三年的连续打击,事情发展到很恶劣的地步。
    人民公社究竟产生了些什么作用,是我最近在中国逗留两个月期间最感到兴趣的问题。我经历了五个省,访问了十二个人民公社。此外我在访问中国的历史古迹之余,还要求带我到附近的人民公社看看。
    中国当局任我选择到那个公社去。北京的中国首长也对我说过,人民公社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所选看的公社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它们的成就也参差不一,但是我倒确实没有看到很坏的例子。没破坏传统家庭生活
    人民公社予我第一个印象是,使我扫清了近年在西方国家和苏联散布的关于公社的歪曲宣传。它们说人民公社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生活,事实恰恰相反,人民公社制度正是保护家庭。我在中国农民的家中,经常看到老年妇人在屋里忙这样忙那样,或做炊事或照顾孩子,年青的夫妇则在田间劳动赚取工分。
    我还参观了农民们居住的新屋,这些新村都是公社就地取材,按照传统式样建成的。
    农民还引我看他们以前居住的、现在充作猪圈的旧屋。
    人民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崩毁了么?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否认这种说法。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不是依赖公社的集体力量,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价格不可能保持稳定。若是在以前,饥馑和大量饿死人的惨象必然出现。
    虽然自然灾害是极其严重的,现在中国已经恢复并且略有超过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将来的前景只有更好,这确实是公社的集体力量强大。对中国当局来说,处理六万个公社的事总比对付分散的五十万个农村容易一些。农忙时才设公共食堂
    关于公共食堂,在我参观的公社中,只在农忙期间为方便农民才设立公共食堂,平时并不设立。现在的制度是,农民家庭依靠本身劳动收入而生活,平常都是一家人在家里吃饭。
    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公社的农业组织形态特别感兴趣。现在公社的组织分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所谓三级制。一九五六年普及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劳动组织为单位嫌过大,以土地组织为单位又嫌过小。
    在农业的劳动管理方面,较小单位毋宁是必要的。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商店工厂那样凭一个人的一双眼睛就可以管理。农民分散在许多块地方,工作不固定也不相同,必须及早作出决定。例如天将要下雨,究竟是继续割草或停止,都须马上作出决定,因此采取较小的管理单位,分散责任是必要的。第二,较小的农业单位用经济刺激他们劳动的效果比大单位显著得多。从这点看来,一个拥有千人或更多人的高级合作社,其劳动组织是大了一些。而现在以生产队为单位,每队约有三十至四十户人家。每家保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农具、家畜由他们持有。每一生产队按照这一年的生产计划,根据自己的劳力和生产手段实行。生产队的生产物再按各人劳动所得的工分合理分配。在纯收入分配前,向公社提出一部分公益金和公积金
    ——这些都是为农民本身的福利才支出的,除此之外,只缴纳很少数的农业税,绝大部分的生产所得归自己所有。予社员生活切实保障
    人民公社经营着相当规模的企业。公社拥有拖拉机、汽车、拖拉机修理场、铸造农具的铁工厂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场。生产大队也拥有中等规模的工场,例如为使建筑材料自给而建立的砖瓦厂和畜牧饲育场、配种站等等。
    公社制度的另一重要环节是市场活动。主要的作物固然由政府收购,棉花、大豆和其他经济作物也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政府。每一城市需要供应的蔬菜、鲜果等都和公社达成协议,由公社保证每天供应。
    到夏天大丰收时,虽然市场消费价格普遍下跌,但国家对农民规定有保证价格,农民不会因为市场价跌而吃亏。国家从农民收购的产品以更贱的市价出售,这种亏损通常由春季蔬菜收购的利润来补偿。
    人民公社还有一项非常显著的成就,就是对社员福利生活的切实保障。公社每年从收入当中提供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公益金专门帮助贫困、老弱鳏寡者。每个公社拥有相当规模的医院,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设有诊疗所,配置有中西医。公社普遍设有学校,农民子弟都能受到初级教育,有不少青年农民还能读大学。不少农民谈到这点,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都感动得流泪。(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日驻美大使说日希望增加对华贸易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五日电】日本大使武内龙次今天对美国电视观众说,法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使得日本“有点感到松了一口气”。
    武内说,他预料今年日本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将大大增加,虽然他预料不会是“急剧的增加”。
    目前日本同中国的贸易占它的总贸易额的大约百分之一,而同美国的贸易占了百分之三十。
    他强调指出,日本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只限于非战略物资。
    他说:
    “这种贸易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它逐步增加。”
    武内说,日本的态度是,贸易“是另一回事,可以同政治分开”。
    日本的自然资源很少,人口很多。
    他又说:“所以我们必须为了生存进行贸易,我们必须向一切可能的方面进行贸易。”
    武内说,由于实行利润平均税的结果,美国公民对日本股票和债券的投资已完全停止。
    他说,日本“不赞同地”看待这种赋税。
    武内说:“我们了解你们的政策和必要,但是不管怎么样,日本人民觉得这个政策存在矛盾。”
    曾经说对这项赋税有异议的共和党参议员杰维茨说,它充其量只能使美国资本外流每年减少十五亿美元。

我艺术团结束在巴黎的演出将赴西德

    【路透社巴黎十五日电】中国京剧团的技艺高超的唱、演和武打演员本周末结束了在这里的三星期演出,这使法国和中国新建立的外交关系中又增加了新的关系。
    演出期间,阿隆勃拉剧院每晚都是座无虚席。虽然东方格调和歌唱使得一些评论家无法施展才能,但其他的人却因之而着迷了。
    《法兰西晚报》的让·戈特写道:“引人入胜。这就是整个中国,真正的中国。”
    他又说:“通过这八十七位杰出的艺术家,人们可以感觉出六亿中国人的五千年的艺术、文化和文明。他们是无与伦比的。”
    法国国家电视台通过剧院的实况广播把京剧团带到了几百万电视观众的家中。
    《巴黎竞赛画报》用整整十页篇幅刊登了京剧团来访的图片。这样做是要帮助法国人了解演员们细腻的动作以及他们的五光十色的服装和丰富多彩的化装。
    但是,即使电视观众没有机会看到蔚为壮观的色彩,即使剧场的观众——而且往往是评论家——无法欣赏声音又高又尖鼻音浓厚的唱腔可是观众却为之神往。
    京剧团离开巴黎后将去法兰克福演出两场,再去日内瓦,然后去意大利作两个月的演出。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日在头版报道我艺术团将去西德演出的消息,全文如下:
    京剧将于三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演出,这是在联邦共和国的第一次表演。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剧院说,这个上百人的中国京剧团将表演他们的传统剧目中的片段。

新西兰农业改良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主张同我签订贸易协定

    【本刊讯】惠灵顿消息:新西兰农业改良俱乐部联合会主席阿·伍德最近向该会发表年度演说时说,“我们应该把我们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愚蠢虚伪行为抛弃掉,而努力和它们签订一个使我们能够率先为它们的亿万人民提供食品的贸易协定。”

苏加诺致函纳赛尔坚持必须召开亚非会议

    【法新社开罗十六日电】《金字塔报》今天报道,苏加诺总统写了一封信给纳赛尔,支持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建议,但是也坚持必须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
    《金字塔报》说,苏加诺的信是在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部长最近访问这里的时候交给纳赛尔的。这家报纸说,苏加诺打算邀请阿联政府参加下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筹备会议。
    《金字塔报》又说,纳赛尔已经给苏加诺写了回信。纳赛尔的回信的内容没有透露。

三令五申禁不住,一幅漫画有何用?

    本刊编者按:左面这幅漫画是台湾蒋帮《自立晚报》二月二十二日一组漫画中的一幅,原题为《非礼勿听》,漫画中的字是“广州市人民广播”。香港《大公报》三月六日刊登了这幅漫画,并载文说:
    这幅漫画是替国民党说话的,劝令并警告台湾军民不可随便收听大陆的广播。
    十余年以来,蒋集团每年三令五申,禁止收听大陆广播;去年五月,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进一步下令禁止使用耳机收听任何播音;十二月更进而加紧管制收音器材,严禁收听大陆广播,重金奖励告密;这都可以证明,台湾军民一直有人经常收听,蒋集团无法禁绝。也可以看出,近年以来,收听的人愈来愈多。

澳大利亚外长谈对华政策

    【法新社堪培拉十一日电】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巴威克今天晚上在联邦众议院说:法国承认人民中国一事“表明北京丝毫也没有缓和或修改它对福摩萨的态度。”
    他说:“就澳大利亚而言,我们的立场仍然是,不应该在没有福摩萨人民参加的谈判和外交活动中对福摩萨人民的命运和前途讨价还价和安排处置。而根据目前这种条件承认北京恰恰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巴威克说,澳大利亚将欢迎在友好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人民中国扩大接触。“但是,不幸的是,北京共产党当局的行为使得这方面取得进展的机会很小。”
    巴威克说,澳大利亚不能忘记中国不顾印度力求友谊而对印度发动实际进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