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1-06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法新社巴黎４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宣传部长亚齐德星期五晚上在答卢森堡电台记者问中说，我们希望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留在这个国家里。
    亚齐德又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是旨在建立一个同前压迫者进行合作的自由国家的第一次试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族主义乃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

    【美联社利奥波德维尔４日电】可靠人士星期六透露，刚果中央政府已表示要基赞加在星期日以前到利奥波德维尔担任他作为副总理的正式职务，否则就会失去他的职务。
    基赞加今年１０月５日飞往斯坦利维尔，表面上是去完成他的个人事务。他同意在八天内回来。以后不断提出了要求，可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返回中央首都。
    内阁命令的确切措施还没有透露，可是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撤消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将是基赞加可以预料的最轻微的行动，阿杜拉政府中的某些成员正在极力要求立即逮捕他。
    外交人士注意到，基赞加近来企图在斯坦利维尔加强他个人的地位——或许打算重新同中央政府分裂。
    阿杜拉的内政部长格贝尼在同基赞加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星期五自斯坦利维尔返回这里。格贝尼向内阁做的报告促使了星期五决定要求基赞加立即到利奥波德维尔来。

    【新华社巴黎４日电】巴黎《战斗报》４日刊载题为《阿临时政府想避免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籍少数民族决裂》的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本·赫达执政以来，阿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作出的和解表现越来越多。这些表现是属于让步政策范围内的行为。应该考虑到，采取这一政策是由于双重需要：政治的和经济的。
    在政治方面，随着阿临时政府在国际上的存在的日益肯定，它便处于进入特别微妙的时期的前夕。它逐渐走出了革命的阶段。今后，过分的不妥协，很可能使某些西方国家倾听它讲话的态度发生变化，所以它要保持审慎，直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得到承认为止。它知道它所取得的成就的限度，这些限度是武力所不能逾越的。所以它的利益所在，在于放宽它的论调……
    在经济方面，阿临时政府意识到法国人大批离去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造成的真空。这些考虑证明了阿临时政府领导人的现实主义感。当他们表示出这些考虑时，他们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希望谈判。

    【美联社华盛顿３日电】塞内加尔总统，哲学家、诗人兼政治家桑戈尔星期五来到华盛顿进行一天的访问，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发表的欢迎辞中称他为“塞内加尔独立的建筑师”。
    肯尼迪在欢迎辞中追述，他的贵宾不仅是一位立法者，而且是一位诗人。
    肯尼迪说，“他们是我们国家之间的有价值的联系。”
    桑戈尔用法语致答辞。他说，他和他的同胞不仅羡慕美国的“物资财富，而且羡慕它的精神力量”。他说，非洲人决不会忘记独立宣言的教示。
    在同肯尼迪进行一小时的会谈以后，桑戈尔对记者说，他们就同非洲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了非常坦率和融洽的会谈。
    他又说，这些问题包括非殖民化和非洲发展的问题。
    桑戈尔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意见没有分歧。”
    记者问桑戈尔，他对美国和平队的看法如何。
    “我们谈到了它，我认为在塞内加尔有和平队是一件好事情。”
    【合众国际社纽约２日电】桑戈尔在福德姆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然后他对这个学校的学生讲了话。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１０月２６日的一期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为题刊载赛歇·马勒写的文章，摘要如下：
    ……（苏共）代表大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目标的问题，而是要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问题。
    因此，赫鲁晓夫照他的方式进行了双重的战斗：在国内布在国外。
    在国内方面：根本的问题无疑地不在于重新对反党集团的失权分子所体现的斯大林的机器进行谴责，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定义。赫鲁晓夫报告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是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从未发表过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建设共产主义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变成全民的国家”。
    ……假如人们承认苏联仍有５０％的人是农民，城市的非无产阶级阶层仍占全人口的２０％以上，那末，人们就能了解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提法可能在党的那些稳坐泰山的人当中引起的抗拒了。
    同样，断然重申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就消除了拒绝农民参加领导阶层的一切可能性。根据这些理论的提法，国家民主化、逐渐放弃国家的职能和由群众进行监督的诺言，便具有更加具体的意义了。例如，可以指出报告中不大为人所引证的一段，这一段说，党必须“尽量帮助改善苏维埃、代表、劳动者、工会等等的活动……并帮助发扬群众的创造性”。党的作用的这种观念——即更多地把它认为是“文化的鼓动者”而不是政权的工具的观念，应该说比较接近于南斯拉夫人的那些可憎的修正主义论点，而不是接近今天还在苏联和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普遍流行的观念。
    毫无疑问，猛烈攻击政治局旧斯大林分子的原因，不应该在别的地方去寻找。……这些人是对“反苏维埃法制的罪行”负责的。
    对斯大林思想的正式代表阿尔巴尼亚人的谴责，不应该使人感到很大的惊奇。自从对“斯大林错误”的谴责变成了对斯大林政治制度的谴责时起，地拉那的落后分子以及他们的强大的中国盟友就牵涉在内了。采取这种策略的内在原因显然也起着作用。然而人们指出，谴责把斯大林的方法运用在不发达国家一事，就说明了对报告和纲领作的理论性分析。
    大家记得，中国共产党人去年曾有力地提到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的列宁主义论点，而且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反帝革命第二阶段中的特殊作用。然而，现在说：在我们的时代，人民民主革命、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互相接近的，交织在一起的。古巴和“卡斯特罗的英勇的革命”，被引来作为这种非正式的过渡的例子，这个过渡使得在民族解放阵线之外没有必要一定要有一个共产党。
    “民族民主国家”无论如何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因为它“表明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广大人民阶层的利益”。然而，这个国家能够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完成反帝革命的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虽然其他的过渡××××，可是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不再是必要的”，所以很明显，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最大胆的“修正”之一。

    【本刊讯】１０月３０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论斯大林主义者》的社论，摘要如下：
    昨天关闭莫斯科列宁—斯大林墓的时间肯定是选择得很好的。在过去两周内，赫鲁晓夫总理及其追随者一直在进行一场口头战争，攻击死去的斯大林的记忆以及所有被谴责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被赫鲁晓夫击败了的对手的名誉。
    毫无疑问，目前揭露的大部分东西是正确的。但是直到斯大林在１９５３年去世之前，现在仍然在克里姆林宫占有高级职位的人中间许多人曾在斯大林主义的谋害和陷害的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谈关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这样一些人在血腥的斯大林主义的机器中所起的作用呢？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尽管目前进行的一切谴责，那些在莫斯科进行统治的人没有抓住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和使其成为可能的情况的实质。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偶然的软弱和劣迹的产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仍然没有真正的基本变化。
    苏联今天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按特权阶级的方式形成了一党独裁，这实际意味着赫鲁晓夫的话是法律。一个个的发言者对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地吹捧，完全没有提及赫鲁晓夫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而表现了个人迷信。报纸、电台和其他一切通讯、情报及思想灌输的工具都是从属的，以保证不可能表示反对意见。这种制度昨天使斯大林及其忠实信徒有可能犯罪。这种制度今天使得有可能在赫鲁晓夫帝国正在犯同样的罪行或很快犯同样的罪行。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１０月３１日报道说：“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之前１５天，苏联著名的小说家爱伦堡和《消息报》社长、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曾在罗马参加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会议。
    “某天晚上，爱伦堡和阿朱别伊同法国代表团的领袖之一（进步的，但不是共产党人）进行了密谈，向他长时间地叙述了赫鲁晓夫在２２大前夕的处境。
    “他们两人毫不含糊地说：‘这种处境是困难的。在中央委员会内，赫鲁晓夫的行动常常受到或多或少掩饰着的、但是真实的反对。他的行动往往在下面各级遭到破坏。这牵涉到集团和个人的竞争。国际上的困难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论战，又往往成为赫鲁晓夫的敌手用来打击他的借口。’
    “爱伦堡还强调指出：‘西方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西方必须了解，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唯一能带来苏联的自由化和世界缓和的路线。’”
    这家报纸继续说：“不久以后开幕的２２大，明显地证实了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反对派，也令人看出在表面下边还有其他逆流。
    “爱伦堡和阿朱别伊的机密谈话的目的是要在西方造成一种有利的气氛，在于树立赫鲁晓夫的国际威信。但是，这番谈话也是为了在苏联国内给予赫鲁晓夫一种支持。实际上，他是由于环境所趋而在国内崭露头角的，并不是由于他是新时代的领袖的个人威望所致，”
    报纸最后写道：“赫鲁晓夫并没有一个青一色的党、派别或集团为后盾，他并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能够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一切人的领袖。他必须依据中央委员会内秘密地表现出来的各种力量和势力之间的平衡，不断地调正他的政策。
    “这就说明了他的政策变来变去和往往自相矛盾的原因……”

    【本刊讯】英国《卫报》１０月３１日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现在斯大林被他自己的政治继承者在死后加以毁灭了。认为苏联的党代表大会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的陵墓中移走是为了给那些死者伸张正义，将是令人宽慰的。事实上，苏联目前的统治者们同１９３０年代和１９４０年代的恐怖的牵连之深，几乎一如这个行动矛头所指的“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应对之负责的无辜的死者可能比莫洛托夫或马林科夫少些，但是这样的罪行是不能以量的多少来予以衡量的。
    可是，尽管赫鲁晓夫用来从他本人也应对之负部分责任的弊端中捞取资本的手段是可耻的，昨天的决定可能是有益的。如果事实真相是斯大林是一个会犯错误的凡人，那么人们会问，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继承者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比他小些？俄国人民对他们自封的领导人的信任可能又受了一次动摇。此外，斯大林现在已被公开揭露了他的暴君的真面目这件事本身，可能鼓励人们希望他的继承者们在今后某个时候也会轮到被揭掉假面具的。这种希望像癌一样地腐蚀着一个专制政权。
    很清楚，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甚至是在苏联国内，并不享有斯大林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赫鲁晓夫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地位看来更像是一个面临着潜在地不听话的男爵们的中世纪国王的地位。他不得不运用他说服他的追随者的本领来加强他所掌握的巨大的压制的权力。现在，像２０年前一样，专政的逻辑不可逃避地导致使用大规模屠杀作为政治的工具。需要予以从皇位上打下来的，不单单是斯大林，而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

    【路透社波恩５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领袖本·赫达今晚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说，“尽管发生了七年战争”，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仍可在阿尔及利亚共处。
    他向汉堡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说，在自由的阿尔及利亚，法国移民将可以选择保留法国国籍或成为阿尔及利亚人。
    他说，那些选择阿尔及利亚国籍的人“将拥有同土著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将对那些保留法国国籍的人施行外侨管理。他又说：“但是，阿尔及利亚国家无论如何将保障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信奉他们的宗教和保证他们的个人安全。”
    本·赫达说，在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将进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他的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不参加任何集团，东方或西方集团都不参加。”
    【合众国际社拉巴特４日电】叛乱的副总理贝勒卡塞姆今天说，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准备接受自决投票，作为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个手段。
    贝勒卡塞姆还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将给予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以“保证”，并将达成“同法国合作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