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01-28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美新处密执安州安阿布尔２２日电】下面是副国务卿鲍尔斯星期六在他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密执安大学年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说：
    昨天我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新政府的就职典礼——我深信，这个新政府一定对付得了我们大家在国内外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会。承认美国有许多人对国家前途感到不安吹捧肯尼迪有信心对付“巨大的挑战”
    近几个月来，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前途有很多的讨论和不安。
    虽然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我们没有做得像我们力量能够做到的那样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目前正开始在力量、信心和成就方面获得一股全国性的新劲头。
    新的一代的问题需要新的一代的人。自从三十二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以来，对美国青年的挑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巨大。我们新选出的总统是我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这一点是很合适的，他对待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的有信心、信念和富于理想的态度反映了这个事实。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必须跟上变化的速度，否则就要被事态发展扔在后面。在许多领域内，老的方法和老的态度必须让位给新的方法和态度。
    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命运现在还是第一次同其他的成亿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的目标、希望和担心看来是跟我们不同的，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正在同力量巨大和方向捉摸不定的新势力进行抗争。鼓吹在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
    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然而我认为，有一切理由对我们体面地和成功地应付这个新挑战的能力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必要的步骤是了解我们必须与之抗争的力量，在美国各地，已经在认真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新研究。
    这种重新研究美国全世界的关系的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有希望。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世界事务的思考过程。
    十年多一点以前，由克里姆林武装起来和指挥的北朝鲜军队没有提出警告便越过南部边境进行攻击。
    在发生这种入侵之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削减到大大低于危险点。
    在我们急急纠正这种错误时，我们又转入另一个极端：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等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计划遭到了轻视。外交政策变得集中于军事力量和军事联盟。
    由于公众认为军事政策问题主要是专家、三军将领和政府首脑的事，这种想法促使造成一种几乎是致命的民族情绪。世界共产主义的挑战突然成为主要是一种军事挑战。因此，实际上，普通的人感到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
    由于赫鲁晓夫先生扬言要在经济上而不是军事上“埋葬”我们。我们开始不仅注意非常现实的苏联军事威胁，而且注意世界冲突中的经济方面。
    虽然对世界挑战的这种更广泛的看法向现实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仍然使各个美国人处于感到焦急而还不能直接参与其事的旁观者地位。因此，虽然一般地承认我们在世界事务中面对的危险，我们却倾向于认为这些危险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或者说甚至不是我们所能充分了解的。叫嚷要卫护“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与“失闭的极权主义社会”竞争
    除非我是不幸地弄错了，否则我们现在的确正在迅速地形成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成熟和与个人更有关联的见解。
    我们开始了解到这场斗争超出了大炮与牛油的范围而触及我们自由民主社会的意义、提供的希望和与各方面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
    在最广泛和最现实的意义上，我们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是一种对生活的意义的两种大不相同的解释之间的斗争：一种解释相信个人具有固有的尊严，另一种解释认为人是生来为国家服务的。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不仅力求继续生存而且要卫护将来世世代代继续在开放的社会中生活的权利。
    显然，在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得不与关闭的极权主义社会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的时候，我们自由社会面对着某些巨大的不利条件。但是我们的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是使生活富有意义和目的的唯一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维持这个社会的话，我们必须使得我们个人、家庭、学校和职业的生活比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关闭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中所可能过的生活更为自由、更加富有建设性和更加活跃。
    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的成员，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地与这样一种关闭的极权主义社会竞争呢？
    要想作到这一点，只有信守与他们有重大不同的道德观念和坚持与他们有重大不同的目标。只有学习利用我们的开放的社会所提供的自由，作出其他人由于他们的关闭的社会而作不出的事情。
    象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是否将在明天的世界中继续存在和享有繁荣，不仅取决于防务以及我们的经济的活力，而且也许甚至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自由的深切信念，我们在道义上对个人权利承担的义务以及我们本着伟大的民主传统而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和愿望。
    这种在关闭的共产主义社会与我们自己的开放的社会之间的冲突远远不仅是一场对立的防务设施、对立的经济、对立的间谋系统或是对立的最高级谈判代表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直接触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力、目的感和信念的冲突。
    妄想反革命力量在我国死灰复燃强调要重视对世界各地的思想渗透活动
    此外，自由本身是不能无限期地被国家疆界和冷战战线限制起来的。在共产党中国残酷无情和极权主义的领导之下，人道的火星可不可能仍在暗中燃烧，而且曾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出现奇迹的那种创造性天才可不可能死灰复燃呢？
    但是，不论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不要如此侧重于中国和俄国内部的力量和反抗力量，以致使我们忽视了在共产主义对其仍然是一种没有吸引力的外国意识形态的大多数人类中间做我们能够做的伟大而有益的事。
    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建立在这一命题上，人不只是一种化学上的偶然产物。所有宗教都信奉于这一命题。
    我们知道，人类周围有着信念，并且为了一个目的而生活。我们不必发现或发明要加以信奉新的原则或意识形态。真的，我们只要恢复过去有价值的东西，并从而取得未来的机会。
    如果我们信奉过去一向是伟大的思想，我们为作出判断、确定方针和坚持方针所需要的道义力量就绰绰有余。
    我们将认识到，美国的保证不能通过半心半意地履行我国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个人尊严所承担的义务来实现。
    我们将了解，从二十世纪的挑战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来到人间不是仅仅为了制造比俄国人精致的浴盆。
    我并不认为摆在前面的道路是平坦的，相反，我们的任务将是繁重的、艰巨的、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
    我深信，未来的生活的报酬将按照那些在把我国政策推向建设性的、积极的和主动的途径的长期努力中参与其事的美国人的取得成就的观念、爱国性和个人成绩来衡量。
    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处在历史上最巨大的革命的产前阵痛中，曾经一度注定要遭受无穷无尽的贫困、不幸和疾病的男女现在正力求取得更大的尊严和日益扩大的经济机会。叫嚷把“自由”扩大到全世界鼓动美国青年积极从事这项冒险
    我们现在有责任了解这个革命世界的性质，恢复我们自己的伟大民主革命的力量和目的，探索在共产主义社会起作用的破坏性的、消极的力量，并且使我们自己关心介乎中间的人们的愿望
    ——这些人们就是期待着美国恢复杰弗逊、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的远大见识的亚非拉美的男女和儿童。
    这不单纯是对你们一代的挑战，而且是对你们每一个人的直接挑战。
    我还认为，富有思想的公民再也不能把他的兴趣和经验限制在他本国的狄隘的范围内。如果我们在美国要保护住自由，我们就必须设法把自由扩展到全世界。
    如果你们在接受了这个忠告，你们就将有机会成为你们的社会中一个积极的力量，你们就将从积极参加人类的这个伟大冒险中得到满足。

    《政治报
    》承认西方的“艺术只有作为商品才有价值”的“时代精神”已在南斯拉夫起作用。说“几根香肠比莎士比亚更有用”。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０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莎士比亚与香肠》。摘要如下：
    皮萨列夫所提出的莎士比亚有用还是一小块香肠有用的问题始终是现实的。今天有些人断言，在这一场抉择中大多数人选择后者——香肠。
    因为，文化高于一切、艺术和智慧受到比一切珍品更高的尊重的那一启蒙时代和多西特耶（南斯拉夫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语言学者、现代塞克语奠基人之一
    ——编者注）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过去。那时，艺术家是不多的，为人所需，因此与今天大家或多或少都识字的情况相比，当时他们也就更有用、更受尊重。为此，以前他的书文奖以黄金。荣誉和书曾是受到同等看待的。
    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平衡发生了危险的动摇。
    已是我们公开地谈谈在向艺术家和“再加工者”支付报酬方面存在的不合理和不成比例的情况的时候了。承认在南斯拉夫艺术只有作为商品
    才有价值最近美国一位女作家声称今天谁决心要靠文学创作来过活，那么他就像靠在体育赌博场赌博过活的人一样。艺术只有作为商品才有价值。这样就把要求艺术成为有利可图的西方这一“时代精神”的伪装暴露无遗了。
    这种庸俗化了的“世界精神”的逻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艺术的有利性的某些模糊不清的理论也稍稍渗入了这种逻辑），随着电影、电视、爵士音乐和“技术”也一起逐渐地渗入我们这里。这种关于有利可图的媒介逻辑甚至也影响了我国的出版商和出版委员会，它们越来越把书籍看成“商品”，因为根据同样的逻辑，它们也开始图谋一切，以为这样就对得起“时代精神”并促进这种“时代精神”。今天我们这里决不会有这样的出版商，若他要为一部编纂而成的经济手册支付成百万（第纳尔的）报酬时还得考虑一番。因为这种买卖是十分有利可图的。出版商并不喜好冒险，他知道文学只是必需的罪恶，与财政手册之类相比是“冷门货”。
    因此，那些断言生活指数的增长与作者报酬的增长之间不存在距离的出版商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这里的职业文学家屈指可数，而且极大多数已经纳入教学规划内，这个事实表明，报酬并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是“天上掉下来的钞票”，这个事实也表明，“靠笔杆生活”已经慢慢成为一种痛苦的“光荣”。这里我们又与那种庸俗的哲学碰到不少麻烦，这种哲学按照那种有利性来衡量一切。因此技术、电影和电视是有利可图的，而书籍完全可以从这种关系、这种逻辑中排除出去，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几根香肠还是比莎士比亚更有用。作家和出版商互相埋怨
    【本刊讯】南《战斗报》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报道该报编辑部召开了作家和出版商的座谈会，会上引起了激烈争执，相互指责，现将会议参加者有关发言摘要如下：
    阿·武措（南作家协会秘书长）：职业作家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一事实证明，作者的报酬费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允许作家完全靠自己的创作过活。今天还生效的１９５２年作出的关于作者报酬的一般指令规定，散文的作家报酬费每一印张不得少于一万第纳尔，而诗歌呢，每一行诗为六十第纳尔。
    事实是，关于作者报酬的一般指令所规定的最低限度报酬与１９５２年以来生活费用昂贵是很不相称的，需要立即提高作者报酬。最近几年来，书价上涨了一倍。然而，作者的报酬却提高得微不足道。
    斯·奥格里左维奇（萨格勒布《尼普》出版社经理）：我认为，作家也应该帮助推销书籍。我们的一位作者曾答应要参与帮助使书更快地推销掉。然而，他的“参与”只是每天向企业打三四次电话，问为什么书没有销掉，什么时候开始出第二版。我想，作者不应该以这种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出第二版的方式来参加销书，而应该自己做些事情。
    耶彼罗维奇（萨拉热窝《维萨林·马斯莱什》出版社经理）：我认为，出版商现在处于一种相当令人神魂颠倒的处境。著作者说，报酬费少，读者说，书籍昂贵，而出版商则又说，为了使书籍更便宜些，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又还不够。我觉得，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整个地来看待出版事业。认为书籍无法推销
    是社会问题
    维·科腊奇（贝尔格莱德哲学一历史系教授）：不管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想我们中间谁也不能闭而不见这个事实：书籍越来越难于到达读者手里。很难知道，有多少图书馆购买我们这里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书籍。
    由于书价上涨了，连个人也都再不能购买他们所想要的书了。
    因此，我不把书籍问题看成是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的一个冲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
    由于书费昂贵图书馆藏书少得可怜
    【本刊讯】南《战斗报》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４日报道：
    在出版企业的存货中放着价值６０多亿第纳尔的书籍。同时，各图书馆的书籍总数却少得可怜，因为，这些机关只占有已出版的书籍的７％左右。
    要回答图书馆为什么不购买更多的书籍的问题，需要从它们的物质状况中去寻找。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度，在塞尔维亚的１０１３个较大的图书馆中，３８８个图书馆竟没有用一个第纳尔来增添书籍基数。
    大学图书馆由于性质关系必须购买各方面的、各学科的书籍，可是却不可能这样做。尽管书费涨了许多，每年获得的图书费几乎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