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1-16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美新处西雅图１３日电】杜勒斯国务卿今天在西雅图商会发表演说如下：
    在我们过去四天的科伦坡计划会议讨论中，讨论的题目当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是，这种讨论表明，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是在讨论一个极富人情的问题：如何改善住在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七亿人民的生活。
    就在这次科伦坡计划会议举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把一种称为“公社”制度的落后的大规模奴役制度狂热地强加在六亿五千万大陆人民的身上，这是一种惊人的对比。关于这种制度的全部事实现在才透露出来。
    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人的个性和人格是要予以否定的。他（她）只被看作是一个物质单位，只是被当作国家的一个劳工来加以估价的。他不仅失去了他的主人还没有没收的那一点点财产，他还失去了他的住宅，失去了他的家庭。在公社中，集合在一起的一万到四万“全能的工人”住在简陋的宿舍中，男人和女人在很大程度上分居了，儿童住在大规模的幼儿园中。受人尊敬的祖坟，现在到处被耕掉了。中国的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它的人民的受到尊敬的习惯和信仰，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基本价值，正在北平命令进行的“大跃进”的名义下被根除。
    中国共产党统治者认识到，他们正在作的事情一定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因此，他们设法把这种仇恨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开去，而针对着外国人。一个“仇美”运动正在大陆中国全国各地城市和乡村中进行着。亿万的中国人民被教导说——而且无疑有许多人已经因而相信——美国武装部队将要进攻中国，除非他们以超人的劳动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不可征服的。
    所有这种努力是由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巨大的奴隶国家来增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的统治者们指导的。很难相信这种努力会成功或持久。
    我们必然要对中国大陆正在出现的悲惨的和危险的景象感到难过。与此相反，我们也许会由于鼓舞着派有代表到西雅图这里来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精神而感到兴奋。这些国家正在进行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它尊重和保存人类精神的愿望。这是人类进步的真正的道路。虽然把进展和人类尊严相结合的工作有时候没有暴君们的工作来得引人注目，在短期内进展较慢，我们知道，从长远说，这种工作更有把握成功。
    在这个巨大的努力中，美国人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证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彼此依靠的。我们已经知道，西雅图飞机工厂的工人和印度钢铁的工人之间、堪萨斯州的农民和缅甸种稻的农民之间是有血族关系的。
    在美国，我们获得了一个完成更新的伟大业迹的机会，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将使世界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稳定和繁荣。我相信，我们将能同其他具有同样目的的人一起光荣地通过我们时代的这种严酷的考验。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１０月６日报道，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美国女大学生中学习俄文的人数大大增加。该报说，美国七个大的女子学院中，有六个学院报告说，学生学习俄文的人数大大增加，最多的增加了五倍，今年秋天所有俄文课程选修人数也都大大增加。
    该报说，这些学院都谈到，苏联的人造卫星对学生们选修“难课”发生了影响。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１２日电】南斯拉夫人士今天在读了苏波联合公报以后说，波兰共产党首脑哥穆尔卡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向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投降”。
    他们特别评论了公报中谴责“修正主义”这一节，这一节认为“修正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的“主要危险”。
    无论如何，这里认为，华沙与莫斯科态度的一致以及所有苏联国家集团的“一致”是一个既成事实。
    这些人士说，使南斯拉夫和苏联集团分开的屏障现在是完整的了。
    这种情况，在贝尔格莱德还没有引起任何官方评论，同时，某些外交观察家认为，现在华沙与莫斯科是一致的，而且仅仅是与莫斯科一致的，他们强调说，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都没有使用各国共产党都在反南斯拉夫言论中所使用的漫骂字眼。的确，据指出，这两个政治家在讲话中都赞成在南斯拉夫和苏联阵营之间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

    【美联社华盛顿１４日电】美国将要求波兰领袖哥穆尔卡解释他为什么同俄国一起谴责美国政策危害世界和平。
    哥穆尔卡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总理举行会谈以后于星期三发表了谈话，这次谈话引起了国务院高级官员们的不安。
    他曾直率地支持苏联关于结束四国对柏林的管制的新要求。美国当局对此特别感到不安。
    他这次谴责“美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正是波兰要求给与新经济援助以支持它的不稳定的经济的时候。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共给与波兰一亿九千三百万美元的援助，主要是剩余粮食、棉花和机器。不顾美国国会某些人的反对而给予的这些援助，是要帮助哥穆尔卡实现他所宣布的目标，即领导波兰更加摆脱俄国而走向独立。
    大多数的官员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由于哥穆尔卡的批评而突然停止执行援助计划的可能性不大。
    他们的初步结论是，哥穆尔卡响应莫斯科的方针是为了保持和继续他要加强他的国家的独立的运动。这种情况是否正确还有待作更详尽的研究才能分晓。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１１月１２日刊载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访问苏联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的挑战”。摘要如下：
    在我在莫斯科所进行的几乎所有谈话中——不仅同赫鲁晓夫先生而且还有同其他官员和苏联报纸主编们进行的谈话，他们都问我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来改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之间的基本争端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现在与它一起的还有共产党中国——在取得亚洲和非洲的领导权方面进展顺利。我们每个人对别人所抱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的根源，在于这种争夺领导权的努力以及它对于西方的地位和西方的势力所提出的挑战。
    最后，双方都不能容忍对方。苏联现在正在跨入高潮性的年头（今后的七年和十年），它打算在这些年内超过美国，这不是指日常生活的物质享受方面，而是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率方面。共产党领袖们确信，在他们达到这个目标后，广大的比较贫穷和不发达的各国人民将趋向于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共产党国家的主要力量不在于它们的秘密活动，而在于它们所树立的实例的力量，在于可以看到的苏联在四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共产党中国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
    苏联的疑心的内在动力是这样一种看法：美国和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决不会容许——除非被迫——俄国和中国来完成它们在亚洲和非洲所领导的革命。
    我们方面的与此相应的疑心起源于这样一种看法：随着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它们肯定会利用这种力量作为政策的工具来完成它们对亚洲和非洲的控制。我深信，这种疑心是有着充分的根据的，而且是要务必使我们在军备竞赛中不遭失败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军备这个关键性问题是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即：如何使美国和西欧的民主国家随时准备和心甘情愿地支持军备，而它们又不是这样沉缅于武器中，以致它们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智力、也没有意志来对付苏联在亚洲的真正的挑战。
    我在回国的时候已经相信，问题是俄国和中国要夺取亚洲和非洲领导权的这种挑战。如果我们要相当成功地对付这种挑战，我相信，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是可以完全倒回来的，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在其周围国家中的蔓延是能够用供给当地军事司令官们以军备和建立我们自己的基地的办法来加以遏制的。
    我们所需要作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观念进行痛苦的重新估价。我们必须学会既要使我们武装起来，而同时又不使我们自己情绪慢慢激昂而陷入威胁和恐惧的狂热中。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这样作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要这样作。一旦美国舆论的首领们了解了需要这样作的原因，就能够作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还学会既要赢得朋友，而又不致要求它们作我们的军事同盟者。要作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鼓励它们走中立的道路，因为它们的本能告诉它们要采取这样的路线。缔结军事盟约来遏制和推回共产党革命这种政策，不仅无法顺利地执行，其结果还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反对情绪，从而帮助了共产主义的扩张。
    我一直相信，我们必须重新估计和审查援外政策。根据现在的作法，这样形容这种政策是公平的：它是对那些受到其人民中兴起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政府的补助计划。我认为，除非我们停止把不发达国家看作军事堡垒，并在不参加集团的世界中采取一种新的不同的目标，不然我们是无法对付苏联的挑战的，我这样认为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补助的全部甚或其中的一部应予停止。
    共产党之所以在亚洲不断扩展，是由于他们显示了一条把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的力量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道路——这是目前唯一显然有效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唯一令人信服的答案必须是一种由非共产党国家提供的例证，证明要克服亚洲各国人民由来已久的贫困和孱弱，还有另一条更加合乎人情的道路。
    在印度能最好地提供这种例证，我几乎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和我们的西方伙伴们能够保证使印度的发展获得成功，局面就会大不相同。这在扭转潮流方面可能是决定性的。这样作就会结束命运所定无法改变这种使人精神萎靡的情绪，结束这样一种感觉，即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唯一的潮流，认为内部自救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认为西方是软弱无力而且十分懒惰不能有所作为，而听任未来自行发展。
    我之所以认为印度是关键性的国家，是有好几个理由的。首先，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全亚洲都知道它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要搞例证，把像福摩萨或者波多黎各那样的小岛作为一个典范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共产党是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证明他们的论点的。我们将必须证明我们的论点，就是可以在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在一个大国中取得巨大进展。
    其次，在印度作出这种实证的无可置辩的原因是，在世界上所有各种意识形态中，甘地是其伟大创造者的这种精神遗产是同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极端不同的。可是，尽管不同，象共产主义一样，它是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提出的。
    我知道在许多美国人中间有这样一种看法，印度人已经沿着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道路走上一半以上的路。这种看法一部分是以下述事实为依据的：印度人想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至于认为他们是半共产主义者的这种看法，大抵是根据这一事实：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印度政府和我们不同，而且尽最大努力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受到甘地传统思想灌输的印度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苏联制度同他们自己的制度之间的差别。他们不是极权主义者。他们不是唯物决定论者。
    如果有任何其他办法来对付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挑战的话，我还未听到过。人们可以说，潮流所以有利于共产主义，差不多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俄国和中国正在提出一种实证，而西方却提不出一个代替物。假定只有在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以外的印度的一次成功的实证才能使追求较好生活方式的伟大人民群众信服，我不知道在任何别的地方现在能够显示非共产主义的一种代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