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1-01第1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农业发展市场取向：
参与竞争和加强保护
卢在权
内容提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国内外市场，参与竞争，因而提高农业竞争能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经济政策。从我国农业自身的特点来看，农业是社会效益大、直接经济效益低的基础产业，我国必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克服农业自身的弱点，为农业同其它产业的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条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目前，农业在一片加强声中自我发展能力仍然后劲不足，还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的双重风险。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笔者从调研分析中发现，这就在于农业参与竞争不够，给予保护也不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必须参与竞争，实行优胜劣汰。同时，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又必须给予有力的保护，使其得到不断壮大发展。只有竞争，没有保护，农业将难于发展；而只有保护，没有竞争，农业就很难经得起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一、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农业的竞争能力
把农产品经营放开推向市场是实现优质优价，加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水平逐年提高。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消费的品种、质量、种类到营养结构逐步向“少而精、多层次、高营养”的趋势发展。因此，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优胜劣汰，适应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当人民对肉禽蛋奶的需求不断增加时，传统的由“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组成的种植业，就要逐步转变为“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又由于各地生产条件不同，要增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和提高效益，就要大力开发和发展本地区最具有优势的产品，并在地区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实现优化组合。这样，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农业的人、财、物得到合理的配置，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质量好效益高的产品。近几年来，不少农产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卖难买难的问题，原因是农业产业结构没有随市场变化而及时调整，老品种的培育多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开发的高产品种，并未注意到优质方面的问题，而且传统农产品的品种少，替代性小，满足不了日趋多层次、多品种的消费结构的需求。像我国大面积种植的杂交水稻，虽高产，但口感差，营养成份低，出现了“卖难”的情况。显然，如果不按市场需求来决定生产，就很难摆脱“优质不优价”、“高产不高效”、“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市场激烈竞争的严峻现实，要求农民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适销对路产品，使生产结构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农业生产走上市场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效益的良性发展轨道。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因而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国农产品一般以初级产品、低加工产品为主，中、高层次加工品极少，生产成本高、科技含量少、附加值低，高投入低效益，这是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和创汇能力的主要原因。世界农业发展进程表明，依靠初级农产品的价值是不可能使农业飞速发展和大幅度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目前，大宗农产品国际市场约有７５％以上的贸易额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由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产品成本低，竞争力强，所以，国际市场日趋扩大。而我国的农产品档次低，出口份额小，出现市场范围收缩的趋势。以大米为例，１９８５年前，中国大米在香港市场占据首位，到１９９３年却只占有约１３％的市场份额，主要地位已被泰国优质大米夺去。因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要发展名、优、特、稀产品，而且要在加工、包装等方面上档次，才能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创汇，从而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
二、扶持与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保证农业稳定发展
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经济政策。农业作为衣食之源、生存之本的基础作用，并不因为经济发达和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改变。保证农产品供应，保护农民利益，仍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发达国家都把农业既当作重要的经济问题，也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日本《农业基本法》把保证农民收入达到与城市职工相同的水平作为一个基本要求。从６０年代开始到７０年代中期，日本为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每年发放的农业贷款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１．３倍，而且长期低息贷款占７０％左右。美国为保证农业稳定发展，从５０年代开始到７０年代中后期，全国农业生产性投资增加５０００多亿美元。美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超过一般工人。发达国家尚且能如此保护农业，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吃饭问题更是头等大事，更加应该重视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
从我国农业自身的特点来看，农业是社会效益大、直接经济效益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单位投资效益只相当于第三产业的一半。投入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同时，农业又是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很弱的产业。农业的丰或歉与自然气候的变化密不可分。农业生产周期长，对市场信号反应滞后。生产什么，往往是根据上一生产周期的市场供求情况来决定的。而农产品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小，市场容量有限，一旦供大于求，必然引起市场价格剧烈下跌，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此外，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交通不便，流通成本高，以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也都大大降低了农业的竞争力。只要人们认真分析农业的这些特点和弱点，就不难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生产固有的特点，它缺乏市场竞争所必需的公平条件，因而在缺少保护的情况下，同其它产业竞争，必定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使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稳定地发展，就必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克服农业自身的弱点，为农业同其它产业的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条件。
长期以来，我们抓农业主要考虑向农民要农产品，保证供给，而对农民利益考虑较少。农产品往往以大大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形式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从农业中取得过多，对农业的支持太少。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每年都从农业中抽取１０００亿元左右，比政府每年支持农业的资金高１０倍以上。这种状况如不改变，落后的农业还要衰退，不可能支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种只考虑社会需要，不考虑农民利益的做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行不通的。我们抓农业，不能只注重从农民那里拿到多少，而更应注重农民在艰苦的劳作中得到多少，考虑政府能给予他们多少。只有农民认为经营农业能致富，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才有后劲，才有可能大发展。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利益的多少面前，农民会作出积极的反应，自觉地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益的产业上去。如果农业的投入效益高，不但农民主动搞好农业，上规模、上水平，而且还可以吸引其它资源流入农业。反之，如果农业的投资效益低，加上农业受其天生弱点的制约，不但农业外的资源不会流向农业，而且农民本该投入农业的资金也会向二、三产业转移。近几年来，农村资金外流平均每年都在６００亿元以上。当然，发展农业和二、三产业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问题是农业生产周期长、投资效益不理想，农业资金不断大量外流，农业必然萎缩。
由此可见，只有改变上述状况，增加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目前，我们要着力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确保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农村各项基本政策的落实，尤其要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今年中央对农业的投入已有较大幅度增加，各地政府也要增加投入；其次要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抑制价格上涨；第三，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逐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国家扶持与保护，保障农业在市场经济中有自我发展的条件和能力，让广大农民切身体会到务农能致富，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才能使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商榷

　　略论各种生产劳动不同的重要性
胡培兆
什么是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许多人已不感兴趣。让各家坚持己见，保留百花齐放的景观不也很好吗？理论本来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要紧的是我们应当面对现实多去思考和解决些实际问题。
一些失衡现象教人思考
我至今坚持窄派观点，难以苟同宽派理论。因为按照宽派的主张，几乎一切社会劳动和服务都是生产劳动了，非生产劳动已快像恐龙一样濒临灭绝，残存的再多也不过社会总劳动的百分之一二吧，实际已没有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必要了。但在方法论上我们不妨暂且退一步，假设性承认宽派的观点是对的，一切劳动包括工农商学兵、歌舞医体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那么，在这分门别类的诸多生产劳动中，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否还有轻重缓急、前后主次之分呢？应当看看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为全国人民提供稻粱菽、为轻工业提供原材料的农业劳动应该是极为崇高的，却成了创造价值最小因而是生产性最低的劳动。比较利益菲薄，壮年劳动力务农积极性不高。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农业基础至今薄弱，长期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煤炭、石油等采掘业的劳动也类似。
二、作为现代经济主干的加工制造业的经济效益不理想，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困难很多，百元资金盈利率不及过去高时的一半。与加工制造业最为密切的科技部门普遍感到经费不足，设备差，待遇低。也就是说，这些部门劳动的生产性在降低，所创价值相对减少了。
三、教育部门既然也是产业部门，从大学教授到幼儿园阿姨，都是生产劳动者，教育部门每年也就应当有自己的产值、有自己的盈利。可是从来没有见到国家统计局公布过该产业部门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全部教育经费也都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学生交费和社会资助。当然也有部分靠办企业创收所得。因此，教育经费多寡、教师待遇厚薄，不是决定于自身的生产劳动，而是决定于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便是现阶段教育部门经费紧张、需要搞“希望工程”、甚至出现过教师工资打白条等现象的原因。
四、从事商贸、歌舞、酒楼等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盈利特别丰厚，商贾大腹便便，歌星包装闪闪。一转手的买卖就有多少万元的进帐，唱支歌、拍个广告拿一二十万元也成了平常事。他们的劳动似乎是最能创造价值，成了当今中国生产能力最高的劳动了。
五、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农民、工人对转业从商、知识分子对投笔下海，一度趋之若鹜。在农业问题告急、工业效益滑坡、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城镇中的酒楼、宾馆、卡拉ＯＫ歌舞厅星罗棋布，鳞次栉比，吃喝玩乐业一片繁荣。
这些情况的存在应该说不是我们的本意所希望的。但它提醒我们：当我们把一切社会劳动和服务都在理论上认定为生产劳动的时候，是不能因而对一切行业的劳动和服务都不加区别地予以盲目鼓励的。唱歌跳舞的生产劳动和务农务工的生产劳动，对摆脱国家贫穷的意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建楼堂馆所、酒吧茶肆的生产劳动和建工厂码头、农田水利的生产劳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不能等量齐观。我们总还应当区分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直接为物质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的生产劳动和间接为物质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的生产劳动；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延伸的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资料进入消费过程中的生产劳动，等等。作了这样的区分以后，再按各种生产劳动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大小来鼓励扩大或引导缩减某种生产劳动，使其配置趋于优化与均衡。这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轻重缓急制定产业政策
生产劳动这个经济范畴是历史的、发展的，其内涵与日俱增。马克思提出“总体工人”的概念，就说明了马克思时代的生产劳动内涵比亚当·斯密时代的生产劳动内涵要丰富。因此，不能用哪一个书本上的固定概念来解释新的现实存在。相反，当我们现实的生产劳动及其结构还没有发展到那么高度的时候，用别人的发展了的生产劳动范畴来套解，只会造成混乱，于实践不利。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虽然是多元的，但有一点他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一个国家消费品的富裕程度还决定于生产劳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因此应鼓励更多的人从事生产劳动，尽量减少非生产劳动者。他毫不留情地把君主、官吏、牧师、律师、医师、演员、歌手、舞蹈家、雄辩家等都排除在生产劳动者的行列之外。这样的观点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国家虽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属发展中国家。这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这样的国情和任务面前，我们应当首先鼓励哪些生产劳动呢？无疑应当鼓励更多的人安心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劳动，和与这两大产业直接相关的科技、教育领域和交通运输、流通领域等第三产业的生产劳动，并制定必要的经济政策切实保证他们有比较高的生活待遇。只有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棉花、食油、肉类、煤炭、石油、钢铁、汽车、布匹等等农工产品，才能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应当坚信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国民经济不是靠歌舞说笑、吃喝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谁也不会相信，歌星唱一二支歌要价５万１０万，国民生产总值就真的增加５万１０万。同样不会相信，用公款大吃大喝能把国民生产总值吃上去。所以，现阶段我们的产业政策应当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而在第三产业中要优先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和交通运输业。
我们确实到了应该认真考虑哪些生产劳动是当前特别重要应该鼓励的，哪些生产劳动在当前已过量应该减缩的时候了。过去有个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投资问题，现在虽然已把各种劳动普遍当作生产劳动，但总得妥善考虑它们之间乃至各种生产劳动之间的比例安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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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培养公众的科学思维习惯
张开逊在《与伪科学斗争是社会主义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文中指出：作为科学家，对任何奇异现象都应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创造力的源泉，Ｘ光、电磁波等就是由此而发现的。但是，这种探索本身的观念和方法必须是科学的。科学的使命就是探索未知。它不仅要告诉人们未知世界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且还提示人们怎样利用它去工作与生活。当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错误与偏差。不仅应告诉人们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的，而且更重要的要培养公众的科学思维习惯，在民族品性中溶入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近年来出现的反科学、伪科学问题。反科学、伪科学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表现形式。今天，它多以打着科学旗号，披上科学外衣，盗用科学语汇为特征。那么，在哪些问题上，反科学、伪科学欺诈最容易得逞呢？我认为不外乎以下４种：⒈科学感到困惑的地方，比如一些奥妙的生命活动、宇宙起源等。⒉有随机性的复杂系统及因果关系不确定之处，如对未来的判断、预测等等。⒊科学无能为力之处，如对待死亡与癌症等不治之症的手足无措。⒋人们获取成功的愿望过于迫切之时，比如对健康生活的渴望，就为伪“保健品”、伪“养生食品”的大行其道提供了基础。科学在一定历史时期必然具有的局限性与人们的心理渴望成为反科学、伪科学现象得以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原因。因此，不断与花样翻新的反科学、伪科学进行斗争将成为科学的永恒主题。
随着科学自身的不断前进，科学与人们经验判断习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模糊。许多人不理解更不具备科学观念以及判断科学的基本方法。近代哲学家、思想家培根等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提出“科学的基础是试验。”但是，这个最基本的科学观念，一直没有被公众真正理解。事实上，揭露反科学、伪科学的一个最简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试验。
公众对科学真谛的理解偏差是科学在与反科学、伪科学的较量中面临尴尬与困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反科学、伪科学在当今时代的泛滥，其实是对社会没有给予公众理解科学以足够的重视的报复。当公众与科学探索者持有共同的科学态度时，反科学、伪科学市场自然就会大大缩小。
科学探索中有时产生的偏离科学轨迹的情况，也会助长反科学、伪科学的蔓延。科学是需要想象力的，但人们如果完全以想象力代替科学，他的世界就会从一团混沌走向另一团混沌。一些有声望的资深科学家，由于在其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出于对他们的尊崇，人们往往会请他们就自己并不熟悉或一无所知的非本专业领域发表意见。这时，科学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在这些领域里，我的认识也许和大多数普通人并无两样。
（摘自《中国科协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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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用辩证法考察和指导市场经济
——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辩证法”理论研讨会综述
艾斐
８月１６日，山西省社联、广东省社联、山西省委党校和全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等单位，在太原联合举办了“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辩证法”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省市的７０余名专家、学者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育和发展阶段与唯物辩证法的联系。现将这次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关系问题。与会学者认为，我们所创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的特点和性质。这带有探索性和创造性。我们既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闯出来，又必须走自己的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大厦，真正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有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制度和精神，而是一种体制和机制。它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不仅有存在的内部条件，而且有存在的外部环境。西方市场经济虽然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但它在发展同时也借重于由私人资本衍化而成的社会资本和公有形式的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主要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但同时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试验期和磨合期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与性质问题。与会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指以利益诱导来有效地规范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自动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总量比例和结构均衡。这既克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僵化模式和平均主义，又避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其性质必然是既允许追逐主体利益，又强调作出无私奉献；既提倡竞争意识和竞争行为，又强调遵守竞争道德和反对不正当与非平等竞争；既承认各利益主体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又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促进社会利益的悄然增长与壮大；既承认资源配置、技术占有、生产形式与产品推销上的市场化，又强调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坚持精神文明建设；既主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又主张最终达到集体致富与共同富裕，等等。与会学者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与性质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自身特点与优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形象问题。与会学者强调，市场经济并不是排斥和削弱政府的职能，而是要改变和改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驾驭机制和调控方法，尽管市场经济活动是多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自主经济活动，其直接目标是市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在经济效能原则支配下，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投资行为由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产品价格、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所指引，并由此而形成供给为需求所推动，生产为消费所推动的机制与格局。这种机制和格局，不仅决定了市场经济内在的结构均衡能力和结构变化能力，而且能够保证资源配置的质量和形成与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但政府在市场行为中的巨大作用仍旧是不可忽视的。
与会学者指出，市场经济自身所具有的调节机制和功能虽然有效，然而也有限。要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实现健康、协调、快速，尚有赖于政府的调节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既要肯定政府的调节作用，又要改善政府的调节功能和调节方式，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集中控制，变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市场开拓、产品开发、融资流通等的自组织功能。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不仅是相辅相成、交互发展的，而且市场的调节作用往往也是在政府的调节作用下进行的。显然，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互惠互补的。政府调节是市场调节的前提与保证，而市场的充分发展所提供的日趋先进和完善的组织工具和技术，又为形成良好的、高效率的政府调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提高政府调控的准确性、完善性和全面效能。
与会学者进一步强调，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必须同时体现出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与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唯其如此，它才能得到健康而快速的发育与发展。
关于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与会学者客观地分析了国企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但同时也认为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对搞好国有企业应充满信心，其关键是要把社会主义自身的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新的机制、体制，尝试各种方案、理论，制订各种政策、法规，进行各种探索、试验，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扬优良传统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与会学者较倾向于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必须把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在“国家拥有企业的最终所有权，企业具有法人财产权，企业的经营权以法人财产权为依托”的框架中。在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一些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与改革方式方法上的欠缺有关；资源配置不合理，也是国有企业难以大鹏展翅的主要因素。有的学者强调，要振兴国有企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公平的竞争。
这次研讨会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辩证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务实的切磋，既有对学术理论的阐发，又有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认真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特点、功能及其现实形态和发展趋向。大家认为，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武器和工具，只有认真学习、熟练掌握和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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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在比较中取舍　在比较中扬弃
——《万国经济体制比较丛书》评介
刘凡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教科书，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也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而开阔视野，在比较中取舍，在比较中扬弃。最近，由王昭栋和冯并主编的《万国经济体制比较丛书》（武汉出版社出版），不仅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而且也顺应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
《丛书》着眼于比较和借鉴，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世界上具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其中既有欧美等老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有近年来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等。还有如东南亚的“出口外向型市场经济”，印度的“从半管制走向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等，均对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邓小平同志曾经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无疑，这套《丛书》的大胆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丛书》在介绍这些国家经济体制特征时，特别突出了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如：目前人们对“通货膨胀”、“社会保险”、“企业制度”等产生了一些困惑，《丛书》除了介绍了美国、日本的“管制物价”政策，韩国、英国的如何建立企业集团，瑞典的养老福利制度外，还着重分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利弊得失与经验教训。市场经济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由于各国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不同，因而各国的经济体制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世界上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我们既要大胆学习各国的好经验、好作法，又不能全盘照搬。《丛书》通过比较分析，对有的国家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理论，引进所谓“休克疗法”进行剖析，指出由于这种“引进”不符合实际情况，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这个教训，我们也应该认真吸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管是企业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价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等，都存在激烈的竞争，都存在垄断和国家垄断，因此，不能以单纯谈市场而论述市场经济。我国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历史创举，显示了我国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