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4-17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人物

　　尼泊尔王国首相阿迪卡里
今起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尼泊尔王国首相曼·莫汉·阿迪卡里将于４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阿迪卡里生于１９２０年６月，毕业于印度瓦腊纳西印度教大学，１９３８年投身政治活动，１９４２年加入印度共产党。他于１９４７年回国后，领导反对拉纳家族统治的民众运动，并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参与创建尼泊尔共产党，１９５３年当选为尼共第一任总书记。１９６０年尼泊尔取缔政党，１９８０年尼共重建，阿迪卡里先后担任主席、总书记。１９９１年１月，尼共（马）和尼共（马列）联合成立尼共（联合马列），他当选为该党主席，同年５月，当选为议会下院反对党议会党团领袖。１９９２年他曾顺访我国。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尼共（联合马列）在议会中期选举中获胜成为尼第一大党，尼国王任命阿迪卡里为政府首相兼宫廷事务大臣。（新华社发）（附图片）
阿迪卡里首相

第1版(要闻)
专栏：

　　陈云同志遗体今日在京火化
天安门新华门等处下半旗致哀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６日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的遗体将于１７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陈云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所在地、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和中国驻外使领馆１７日将下半旗致哀。

第1版(要闻)
专栏：

　　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江西省县级财政连续四年无赤字
编者按：江西省县级财政连续四年无赤字的经验值得重视。他们从乡级经济抓起，寻找符合实际、确能生财的路子；紧把财政收支“总开关”，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预算不打赤字的原则；精简会议，节约开支，提倡过紧日子。这些做法，应引起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长年有赤字的县的领导同志的思索。　
本报南昌４月１６日电记者余清楚报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江西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发展县乡经济，全省财政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１９９４年财政收入达８８亿元，比１９９１年将近翻了一番。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４年，全省县（市、区）级财政连续４年无赤字，基本实现了农业增产，工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四增”目标，走出了一条内陆贫困省份发展经济、当家理财的新路子。
近年来，江西省始终把发展县乡经济作为财政收入的新的增长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直把财政收支作为经济工作的“总开关”，咬定不放，要求县乡领导干部从本地实际出发，发展“三高”农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把强农、兴工、活农与富民、富乡、富县统一起来。老区贫困县永新县实施“桑蚕富民、丝绸兴县”的蚕桑工程，短短几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７倍，财政收入增长２．１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１０００元。宜丰县大力发展乡级经济，实现财政收入乡乡突破百万元。目前，全省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就达１９个，超４０００万元县有５９个；超１００万元乡镇达７１６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３９％。
８０年代中期，江西财力薄弱，相当一部分县市出现财政赤字。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江西省致力于财政体制改革，严格遵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加强预算管理，不搞赤字财政。对财政收入大县，放水养鱼，培植新财源。对财政贫困县，省财政纵向调节，根据实际困难，在年初一次性补助借款，适当扶助，如果出现赤字，上级财政一律不补，调度资金不借，自己负责，自行消化。这种“补盈不补亏，补头不补尾”的办法奖惩分明。波阳县、余干县等４个县不仅消灭了赤字，而且消化了历年部分赤字，成为财政收入结余县。
江西省在增强县乡财政“造血”功能的同时，严格控制支出，防止财政无谓“失血”。近年来，江西大量精简会议和文件，节约办公经费开支，全省行政管理费用人均支出在全国是较低的省份之一。省里新出台的增收措施大部分留给县乡，增加的价格补贴支出部分由省财政负担。与此同时，这个省相继取消了酒精、小化肥、小钢铁等项补贴，放开商品价格，仅此一项，每年减支达３００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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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五大体系　加速水利改革
河南为农业“命脉”注活力
本报郑州４月１６日电记者戴鹏报道：农业大省河南积极推进水利体制改革，加快水利走向市场的步伐，为农业“命脉”注入了活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具有计划经济典型特征的水利建设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资金渠道堵塞，经营管理困难，服务效能减退，发展举步维艰。出路何在？河南省的做法是：实行改革，推向市场。
变过去的无偿投入、无偿或廉价供水为有偿供水，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国家办水，建立起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水利投入新机制。河南省政府规定，市地县乡各级财政向水利的投入不得低于本级财力的５—１０％，还设立水利专项基金，相应扩大了水利基金有偿使用的比例和范围。同时，引进国内外银行贷款，大力推行股份合作水利，全面推广“以田代资”，租赁、拍卖小型农田水利经营管理权等多种筹资渠道。１９９４年，全省各级财政直接投资水利近３亿元，引进国内外贷款４亿多元，新建机井、灌区、供水、水电股份制工程６０００多处，拍卖机井５０００多眼，新打配套机井３．６万多眼。
为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河南省着力巩固面上小型农田工程井站负责制，使“五护员（井站、沟渠、桥涵、路、树）管理队伍达到２６万人。全省１８５０多个乡镇都建有水利站，７０％以上的行政村成立了水利服务站，初步形成了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服务网络。
目前，河南省水利基础产业的地位得到加强，水利改革逐步走向深入，为农业“命脉”注入了活力。１９９４年，这个省新增旱涝保收田１４５万亩，增加有效灌溉面积１６０万亩，治理水土流失１３４７万平方公里，解决山区５１万人饮水难问题，各项主要指标均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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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阳乡村筑巢引资兴农
两年兴办六十八个“三资”农业项目
本报长沙４月１６日电４月初，香港汇兴集团公司投资４５０万美元与衡南宝盖乡合作开发的万亩白果基地，首批近５万株树苗新芽初绽，嫩叶吐翠——这是湖南省衡阳市引进外资开发兴农的又一硕果。据介绍，近两年来该市实际利用外资达５１０７万美元，兴办了６８个“三资”农业项目，新增产值超过１０亿元。
衡阳市是我国商品粮、油、猪、水产等重点产地之一。近两年，市委、市政府为改变农业投入自身财力不足的状况，致力于农业招商引资，先后出台了外商投资农业在土地使用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着力在农村营造一个良好投资环境；同时，实行“一站式”简便审批制度，增强了外商投资农业的吸引力。
衡阳市借助外资开发兴农，重在夯实农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模创汇农业及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增值等。已开工兴建的衡南近尾洲综合水利工程，集发电、灌溉等为一体，引进奥地利资金２０００多万美元；在享有“黄花之乡”美誉的祁东石亭子乡，与台商合资兴建了一条技术先进的黄花保鲜加工生产线，使传统熏蒸后色暗味差的低档黄花菜，变成了色泽金黄、鲜嫩可口的高档“抢手货”，１９９４年试加工３０万公斤，创利税１６０多万元。当地农民尝到了甜头，今年种植面积增加了６０００亩。
外商投资带来了先进的农科技术与管理，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农民也得到了实惠。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仅林果栽培、特种养殖方面就引进了２０余项新技术，建成优质高效农副产品基地３００多处，发展种养大户５万多户。（蒋中任贺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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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广西军区捐办希望小学２３所
扶贫帮困在广西军区已成为自觉而富有成效的事情。至今，广西军区已在贫困地区建立扶贫联合点１０８个，捐资修建和完善了２３所希望小学。目前，广西军区所属的各军分区、武装部，都已纷纷深入贫困地区选点扶贫。（郑盛丰陈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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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海南设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市场
一个以高级管理技术人才为服务对象的人才市场日前在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成立。这个市场目前的招聘范围是出国留学并获硕士以上学位的归国人员，副高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持有人，国家大中型企业正副厂长（经理）及三总师，国内获硕士以上学位并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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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广梅汕铁路铺轨到揭阳
四月十日，广梅汕铁路铺轨到广东东部的揭阳市，至此，全长四百八十公里的广梅汕铁路已完成正线铺轨四百一十八公里。广梅汕铁路全线共需完成土石方五千四百二十四万立方米，建桥梁二百三十六座、隧道六十八座、涵洞二千一百七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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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新型全集装箱船桃园号在沪下水
国内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先进的五百零四箱全集装箱船“桃园”号，十六日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下水。这艘由广州海运（集团）公司订购的全集装箱船，总长一百二十三米，型宽二十点八米，型深十点五米，载重量为八千五百吨。（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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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在建设中的内蒙古化肥厂两套关键设备——氨合成塔和尿素合成塔日前安装到位。坐落在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化肥厂是全自治区建设规模最大的化肥生产企业，设计能力为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
新华社记者　施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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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新疆人保公司为棉田保安全
截至四月十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承保棉田六百七十四万亩，占新疆棉花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六，保险金额达七点八亿元，为全区绝大多数棉田戴上了“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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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七十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３日，陈云同志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罢课和宣传活动。这一年的冬天，他高等小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再上学，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当店员，独立谋生。此后，他开始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１９２５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８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他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领导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１９２９年春至１９３１年春，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军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中共江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１９３０年９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５月任中央特科（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组织）书记，９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１９３２年３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１９３３年１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２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在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１０月２０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１９３５年６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９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１９３６年３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１９３７年４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５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同志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４年３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１９３８年５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１９４４年３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１９４５年６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８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９月陈云同志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１１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１１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同年１２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他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１９４６年６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７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１０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１９４８年１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并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１１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中央认为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１０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１９４９年５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５４年９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当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首先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严重斗争，很快就平抑了市场物价。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随后，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政务院于１９５０年３月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４、５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根据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建议，党和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１９５４年２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１９５６年９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陈云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同志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１９５７年１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１９５８年６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１１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１９５８年９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１９５９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１９５９年４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５月，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他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要留足农民自留地。１９６１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发言，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２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１９６２年４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１９６９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三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在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１９７５年１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１９７６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同志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１９７７年３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１９７８年３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１１月至１２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１９７９年１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央审议。同年２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按照陈云同志的提议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陈云同志从１９７９年３月至１９８０年３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１９７９年７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他的这些观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为题的讲话中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１９５７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１９５８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充分肯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在１９８１年底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参与制订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１９８１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再次强调，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两个文明一定要一起抓。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陈云同志热切关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早在１９４９年６月，陈云同志写信给一位战友的儿子，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１９８３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里同一批建党初期参加革命、后来陆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团聚，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子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也是陈云同志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１９８２年７月，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１９８４年９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很关心古籍整理工作，认为这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他还关心评弹艺术的发展，鼓励大家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１９８９年反对动乱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１９９４年春节前夕，陈云同志在上海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他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陈云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深切悼念他，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陈云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