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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04-29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奉献,高原永恒的精神——在西藏工作的内地人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奉献,高原永恒的精神
——在西藏工作的内地人
本报记者贺广华刘伟新华社记者李志勇
在雪域高原,有那么一批远离故乡亲人的内地人,他们默默无闻,事业也并不显赫,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段常人难以想象或许也难以理解的人生经历。我们记录下来,是希望当人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想起他们。        
——题记
很少有人了解: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生活工作的人们,要克服多大的困难,要做出多大的牺牲,要对自己的身躯、智慧、意志、品质、毅力等等进行怎样严峻的考验和磨练,才能生存下来?
他叫邹军,一位普通的西藏水文工作者。在札达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跑很远的山路拾牛粪生火做饭。一个冬天,邹军去找野菜,不幸风雪中迷路而冻坏了脚,截去了左脚趾……
那是1990年的事,他才21岁。两年后,邹军因左脚残疾照顾性地调到了条件稍好的浪卡子县曲果仲水文站,他乐呵呵地对我们说:“这儿海拔才4400米,又通公路,比札达好多了。”
海拔4400米,这样的高度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
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它是人类生存的临界高度和危险高度,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1/2,由于高寒缺氧,人体大脑及各重要器官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身体机能呈明显衰减状态。到了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已是人类的“生命禁区”。
在海拔5100米的普莫雍错湖畔,我们见到了四川小伙子黄庭勇与他的战友拉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气象、湖水蒸发等项观察监测。大地的旷远与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限距,山外纷繁的画面与此地静谧单调的图景,都市优裕的生活与这儿艰苦的时光……无一不构成令人灼目的对比,而吃着他们数月来唯一一顿拥有蔬菜的简单中饭——蔬菜还是我们采访车从遥远的拉萨捎来的,我们实在不忍夹菜。
这就是“高原人”的生存环境与状态,他们的皮肤因烈日风雪而粗糙黝黑,他们的心脏因供氧不足而不胜负荷,他们的肺部会因一次感冒而转为危及生命的肺水肿,他们的肠胃也常因吞吃夹生食物而功能紊乱……
很少有人知道:从祖国内地奔赴高原的人们,是以怎样的热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矢志不懈地投身于这片疆土的?他们不仅给一个获得新生的民族带来了现代文明,也带来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他们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创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
驻守在海拔5300米的查果拉哨所,不见飞鸟,不见绿草。一次体检,竟有80%因心脏、造血系统功能异常符合住院治疗标准,但他们强自忍受着、谁也不曾想到下山疗养。终于,“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军营生活结束了,当战士们走下雪山见到绿色时,有的竟抱着树放声痛哭……
在西藏,有那么一批老人,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只要提起他们的名字,人们便肃然起敬。那是一批在毛主席号令下千里迢迢走路进藏的无畏战士。艰苦的生活,锤炼出了那一代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坚强性格,熔铸了那一代人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的崇高品格。正是他们,亲手创建了西藏第一条公路,第一个工厂,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和学校……但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先后有近5000位长眠在高原,几乎占了50年代进藏人员的1/10。
安息于拉萨烈士陵园的徐松荣烈士是其中的一员。这位1951年进藏的优秀筑路专家,生前不知越过多少座雪山,趟过多少条急流;人们只知道,直到他1965年突发脑溢血牺牲在一座桥梁工地上,竟没有一次休假探亲的记录!
难道他不思念家人吗?不!我们在拉萨烈士陵园纪念馆见到了徐松荣给女儿的信,信中写道:
“珠儿,我收到你信的时候,正是大雪纷飞工程紧急的时候,倘若那个时候我少走一步路或者多睡一点觉,人民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你的信我一直塞在我的皮大衣的口袋里。
我的皮大衣是雪衣也是雨衣,经常是湿的。我今天诚恳地告诉你,爸爸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人民事业奋斗……”
“老西藏”永远不老。1990年7月,风尘仆仆来到西藏视察的江泽民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发扬老西藏精神”。数十年来,它已成为所有志在高原建功立业的中华儿女的追求与使命。
曾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创造全国冬小麦亩产836.5公斤最高纪录的农业专家王玉山,从60年代初进藏起便一头扎进了江孜县,一干就是27个年头。1987年王玉山调往拉萨时,江孜的父老乡亲从百里外赶来送行,一条条洁白的哈达,饱含了人们对他的深深敬意。王玉山也在心底感谢江孜人民,正是他们把昏倒的他一次又一次地从试验田里送往医院,给了他在高原生活的勇气。
王玉山式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在西藏还有许多。为培育高原良种走遍千山万壑采撷麦类品种的谭昌华,曾被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称为“偷麦穗的人”;走向千家万户耐心向藏族群众传授消灭农作物病虫害技术的孙安治,被藏族同胞叫作“杀虫子的人”;把电力、地热、风能、太阳能技术带入高原的电力专家傅德树和他的同事们,被藏族同胞誉为播撒“神火的人”。还有足迹踏遍高原大地,发现多种稀有昆虫的昆虫专家胡胜昌,数十年献身西藏农业气象事业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王先明等等。他们长期过着寂寞艰苦的生活,有的已长眠高原,有的疾病缠身,还孜孜跋涉在高原大地上。在西藏已生活了40年的畜牧兽医专家孙光明,有23年是在藏北高原牧民帐篷里度过的。他与他的战友们为藏北牧区消灭牛瘟、布氏病等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有谁能想象他们那像“野人”似的生活?一次,孙光明率队远征“无人区”,曾与单位、家人失去联系达8个月之久,当他们拖着浮肿溃烂的双腿、披着垂肩的头发、穿着烂成布条的衣裤归来时,迎上来的人们拥抱着他们泪流满面……
很少有人明白:这些远离故乡亲人的“高原人”,是怎样深深爱恋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他们在西藏一干就是多少年,默默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知识、年华、家庭乃至生命,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那坚韧崇高的心灵?
40年前,一位文弱的年轻女大学生,经过7个月的艰苦行军,从上海来到了西藏小镇日喀则。不必细说蒋英在西藏工作近30个春秋中救治了多少病人,又有多少藏族群众血管里流着她的“O”型血液……当年在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只要戴着近视眼镜的蒋英出现在妇产科诊室,人们就会奔走相告:“快去,今天是‘眼镜大夫’值班。”于是,这一天的病员就要比平常多得多。而在病房里,常会看到有人拉过蒋英瘦弱的手,放在自己的头顶,这在藏族人民的习俗中,是所能表达的最尊贵的敬意。
可是,这位被藏族群众尊称为“古卓玛”(守护神)的白衣使者,却因超负荷的工作而患上高血压、高原性心脏病,直至癌症。1982年,她钢铁般的意志再也压制不了病魔的吞噬,匆匆走完了她那不足54岁的生命历程。她的遗物,除了两只进藏时携来的旧铁皮箱,没有任何值钱的家什。
大凡在西藏工作过,无论是50年代的“老西藏”,还是90年代刚刚奔向高原的年轻人,都有一种“认同感”,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魂萦梦绕着高原的一切。三进西藏的气象专家朱宝维是其中的一个。1955年他大学毕业后直奔最艰苦的藏北高原气象站工作;1958年,为了进一步深造,他考回母校北京气象学院,谁知1962年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高原,且一干就是18年。1980年,他调回杭州,次年被提升为杭州市气象台台长,人们以为他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8年后,年已52岁的他出人意料地第三次踏上了高原。他抵拉萨后对昔日的同事战友们说:“我忘不了西藏啊!高原气象事业需要我呀!”
粗略统计,西藏和平解放43年来,先后共有20万各族中华儿女进藏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热爱西藏、繁荣边疆、增进民族团结与交流的传统代代相传。失去的,是他们个人的青春、生命与家庭;换取的,却是一个民族的不断成长与进步。(附图片)
色齐拉山上的筑路战士们,在风雪交加的工地上用餐。

预则立,不预则废——访东台市委书记、市长詹荫鸿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预则立,不预则废
——访东台市委书记、市长詹荫鸿
本报记者龚永泉
江苏省东台市是个人口117万的县级市,集市委书记、市长于一身的詹荫鸿却说他并不是很忙,使记者感到此公不是个等闲之“仆”。原来,他刚从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结业。遂有以下一番问答:
问:48岁时还报考研究生学习,出于什么考虑?
答:不学习不行啊!过去说人不学习要落后,现在是人不学习则可能辛辛苦苦办蠢事,这可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不少干部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倒担心,弄得不好会事与愿违。比如:急功近利搞低水平的重复布点,上污染性项目,那不是在造祸一方吗?因此,历史新时期的干部要有点理论造诣。
问:作为欠发达地区,如何尽快致富?
答:要研究发达地区发展的轨迹,实行跳跃式战略。我觉得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我们靠抓好多种经营来积累资金,重点发展了甲鱼、螃蟹、牛蛙等10个百万元特种养殖工程,着力抓好市场的建设,成立了八个特种养殖专业协会,全县去年多种经营产值达15亿,名列全省第一,农民多种经营收入人均超千元。
有了资金,再高起点抓好工业技改开发,促进结构调整。事实证明,技改投入受宏观调控波及较小,全市技改项目如喷水织机、喷气织机、多缸体柴油机等是如期完成,发挥了显著的效益。
为减少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我们东台特别强调科学决策,上新的项目一定要搞好可行性论证。尊重经济规律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有人把可行性论证变成“可批性论证”,甚至“可骗性论证”,到头来,只能是自己酿下苦酒自己喝。
问:东台每年考取大中专院校的有1000多人,但学成归来的只有1/3,对此如何看?
答:这种情形古今亦然,不足为怪。我常宣传一个观点:戈公振如不走出东台就成不了新闻巨擘。近两年春节,我们均邀请回乡探亲的人员举行团拜会,我说我们要把东台建设好,当人们问起你们老家是哪里时,能够自豪地说:“我是东台人氏!”你们呢,游子在各地有更大的作为。至于对家乡的支持,量力而行吧。
其实,我们有不少信息,经济的,技术的,都是在外地的东台籍人士提供的,他们成了东台的驻外大使。因此,在干部问题上,只要是到外地提拔使用的,我一概放人,要一个放一个,要两个放一双,说明东台出人才嘛,有什么不好!
对于“有了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说法,我认为梧桐树不能仅仅是指位子、房子、票子,其实项目更重要。有了好的项目,就会吸引来人才,不一定非要把他调来不可。可实行项目承包,实行智力流动,也避免了“招来女婿冷落了儿”,我们已实践了几个项目,效果不错。(附图片)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记山东省长清县木鱼石开发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神州一县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记山东省长清县木鱼石开发
贾建舟张玉清
山东省长清县张夏镇小刘村,是个只有300来人的小村子,可这里的老寿星却不少。80岁以上的有45人,其中90岁以上的就有15人。这个村不仅没人患癌症,连感冒发烧也较少见。
小刘村人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哪里呢?国内外地质学家及食品营养学家来这里考察后发现:与当地储藏的木鱼石有极大的关系。据地质部门探明,长清县境内的张夏、万德、马山、五峰山、双泉等6个乡镇的木鱼石储量高达2亿立方米。
在我国古医药典籍中早就有关于木鱼石治病、健身的记载,但直到前些年才探明:木鱼石含有锌、锶、锗、钴、偏硅酸等20多种微量元素,对人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
1992年,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开发木鱼石的规划蓝图,并先后派人北上京津,西到河南,南下江苏、福建,考察市场,招兵买马。县里引进人才2000多名,筹借资金500多万元,购进了成批的加工设备。集实用、观赏、收藏、保健为一体的木鱼石茶具、酒具等各种工艺品,在长清县相继问世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去年,美国金太阳公司捷足先登,与长清县签订了中外合资开发木鱼石的协议。日本、韩国、港台的客商也纷至沓来。美国一食品营养学专家闻讯后,不远万里,专程到长清购买了一套称心的木鱼石茶具。
长清县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加快了开发木鱼石的步伐,成立了木鱼石集团总公司,对开采、加工、生产、销售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以张夏木鱼石加工厂为龙头,带动县、乡、镇、部门、村、户一起上,全县大大小小的木鱼石加工厂很快发展到300多家,木鱼石加工设备达到4000多台,开发生产出茶具、酒具、文房四宝等4大系列上百个品种的工艺品和保健用品,年加工能力100多万套(件)。1993年完成产值1亿多元。
木鱼石产品陆续出现在美国、香港、深圳、北京、广州、青岛、济南等地举办的国际性或全国性展销会上。去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产品展销会上,长清木鱼石茶具被抢购一空。两个月后,在’93中国青岛对外经贸洽谈会上,上百套木鱼石保健用品又被外商全部买走。如今,长清县的木鱼石加工产品已远销到了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首歌唱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古往今来,关于木鱼石的传说不胜枚举,从中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实,石头是沉默的,是人们用巧手赋美石以灵性,使之会“唱歌”,且这“歌声”已经传遍了海内外。

“大篷车”厂长张元佑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大篷车”厂长张元佑
本报记者武培真
正午,一辆客货两用车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依兰县城。车上载着制砖机械零件、维修工具、快餐面、锅碗瓢盆、煤油炉,还有机械师、烧砖能手、砖机设计人员和推销员,这是哈尔滨建材机械厂的大篷车服务小分队。他们刚刚帮助红星砖厂改进了生产工艺,正赶路去另一家砖厂。这次出门已经半个月了,一路上,他们逢砖厂便进。设备有问题当场修理;配件不当,马上更换;办不到的,立即画图设计,通知来厂赶制。
行驶间,红星制砖厂厂长张文礼风风火火骑摩托车追上来:“你们忙了一上午,说啥也得吃了饭才能走。”
一行人婉谢道:“我们心领了。为用户服务,不准向用户索取,是厂长定的规矩,我们不能破例啊!”
两年走访千余厂
厂长是何许人?是什么力量使其下属们不肯“破例”?五十六岁的张元佑,受任于哈尔滨建材机械厂濒临崩溃的时刻。那时,制砖机在院里生锈,工人们在班上钓鱼、打扑克、织毛衣。行家认为这家工厂不可救药了,然而张元佑当厂长八年后,竟使这家工厂神奇般地成为全行业的榜样。一九九一年,全国市场疲软,该厂的产品半数积压。张元佑提出:“摸清需求,加快改革,提高质量,改进服务。”
张元佑带上技术骨干、销售科长,开始了走访十一个省市、八十二个制砖厂的“万里长征”。他的宗旨是:“用社会效益带动部门效益,走千里路,吃万般苦,靠为社会排忧解难,找出自身振兴繁荣的道路。”这也正是他所倡导的大篷车精神,“大篷车厂长”的名字就这么落下了。
两年来,大篷车小分队行程三点四万公里,走访一千一百八十六个砖厂,为每个砖厂建立了详细的生产、管理、设备状况和需求档案。他们在全国开办培训班二百五十五个,受训者达三千人。并召集各地砖厂代表举办经验交流会。
服务促进改革
大篷车服务,提高了广大用户的效益。吉林省榆树县有五十二家砖厂,曾全部亏损,年产砖不足一点八亿块,经他们服务,全部实现盈利,年产砖突破五亿块,有十一家产品被评为市优。同时,也提高了哈尔滨建材机械厂自身的信誉。一九九二年,大篷车一次出行四十八天,走访二十个县的所有砖厂,其中五十九家砖厂定了他们六十一台制砖设备。通过服务,找到了改进本厂生产的药方。张元佑率先在企业内部改革分配制度,以阶梯式计件法拉开分配档次,调动了职工积极性,研制出具有八十年代国际水平的新型制砖机,从而打开欧美和独联体市场。他们的产品由滞销变为供不应求。国家建材局称这种大篷车服务为全国建材行业的首创,多次在全国建材会议上予以表彰。
出国二十趟未花一美元
艰苦奋斗,是大篷车精神的内涵。张元佑以此自律。作为国家二级企业的一把手,张元佑出差数以百计,从来省吃俭用,大多乘硬座车。上任九年,除陪客宴请外,从不去高级饭店。去独联体承建制砖厂,前后去过二十多趟,没花过一美元。无论谁送礼,他都谢绝,不得已收下的,都交厂充公;兄弟单位送他的瓜子栗子,他送职工们开茶话会;从独联体带回三瓶酒,拿到食堂让大家品尝。工人们说:“厂长有什么,我们都能吃得上。”长工资、调房子,他都让给了其他有困难的同志。公生明,廉生威。分房,原来想吵闹的人不再吭气了,十六天便将房屋分完,他没有分出矛盾,反而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

盐海深处又一村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盐海深处又一村
本报记者钱江
渤海的春风刚劲,裹着我进入河北省南部著名的黄骅盐区。极目数十里,几乎没有一棵树,路边碱草稀疏可数,连风都是咸的。
平坦的黄骅大地,自西向东缓缓插入渤海,生成了绝好的盐场,春天是产盐旺季,天气转暖又无雨,盐工们要紧着把盐从海里捞上来。
初进盐田,眼前一派“湖区”景象,盐田大得像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块块相连,几乎到了天尽头。这时,盐田里的水是黄色的。
驱车西行又十里,盐田渐渐缩到百余亩大小,田里的水已是碧波荡漾。这水是经过沉淀、蒸发后从大田里流过来的。等到盐田只有几亩大小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叫作结晶池了,一池碧水已渐渐变成了浓浓的卤水,最后蒸发成盐。结晶池里就有了操作工人,身着胶衣,手握大耙倒退着破开盐茬。这是一桩重活,一首古老的歌谣还在渤海边流传:“夏不见青,冬不见冰,盐田如棋盘,只有男工没女工。”
盐田里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扒盐,如今基本上机械化了,出池的原盐在路边堆成坨,等待运走。原盐还带着泥土,怎么变成精美的食用盐呢?
车开到盐区尽头也就有了树,有了房子,我来到后沙村的村办企业——后沙盐化厂。厂长贾宝瑞身兼村支书,西装革履,开口还是浓浓的乡土味。他带我参观了精制盐的生产流程:热力蒸发、机械分离、烘干、过筛,最后成了雪一样洁白一样精细的盐。他自豪地说:“我们厂制盐技术全国冒尖。我们第一个买下了天津轻工业学院的专利,今年还得了农业部的奖。”
分袋车间,一群女工正紧张地把大袋盐分装成小袋——“芦蕊牌”精制盐。贾宝瑞眉飞色舞:“投产一年了,产品供不应求。现在得预付款,一周后提货。去年税后纯利360万,全村经济一下子活了。”
从前的后沙是这一带最穷的地方,1984年人均年收入230元,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打粮不够自己吃的。1975年,后沙村开始搞盐业生产,挖盐田晒大盐粒,土脑袋没开窍还是穷。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到了,后沙人离不开盐,却带着开了窍的头脑请来学院的教授在盐上做活了文章。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原盐,靠新技术办企业,后沙经济抬头了。
现在后沙村205个劳力都就业,年均收入4000元。全村人都入了养老保险,女55岁、男60岁起领取养老金,成了河北的养老保险“第一村”。
今后呢?贾宝瑞毫不迟疑地说:“明年再上深加工项目。劳力不够从外边招。全村都吃商品粮,上学的孩子看成绩给补贴。”这位穿西装的中年农民说话腰杆子硬朗了。
我把这个感觉说给乡党委书记宋长升听。他笑了,说:“以前闹穷的时候,村里人聚齐了向我告他,说他不行。现在,我要说把他调走,大伙齐了心保他呢。”
迎着带有咸味的海风,姑娘小伙套用一首现代歌曲唱着:“我家住在滩涂低坡,海水从门前淌过,蓝天碧池银盐垛,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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