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9-1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一页
　　——周恩来与圣公会大主教吴德施的一段交往
　　康志杰
吴德施（Ｂｉｓｈｏｐ　Ｌ·Ｈ·Ｒｏｏｔ，１８７０—１９４５），美国伊利诺州人。１８９１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尔后入剑桥圣公会神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１９２５年获哈佛大学神学博士学位。
１８９６年，吴德施来华传教，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３７年任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这是一位开明、具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宗教神职人员。辛亥革命期间，吴主教曾利用圣公会教堂和自己的寓所掩护过日知会的革命同志。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战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来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吴主教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通过这位国际友人，向世界宣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战争，并经常去吴主教家拜访；吴德施也积极参加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许多活动。１９３８年４月，吴主教准备回国，周恩来亲笔书写两幅题词：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吴主教念存。
　　　　　　　　　　　　　　　　　　　　周恩来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
之后，周恩来还特地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屋顶花园为吴德施举行告别宴会。宴会后，周恩来、博古与吴德施合影留念。至今这张照片还悬挂在八路军办事处四楼博古的房间里。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９日，吴德施主教离汉之际，《新华日报》以“吴主教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
周恩来和吴德施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一段交往，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在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友人的交往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附图片）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全体人员。　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良友李达二三事
　　戎子和
我熟悉李达同志是在１９４０年夏天以后。
在八路军首长的领导下，经过复杂、艰难、曲折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被彻底粉碎。朱总司令和卫立煌将军签订了协议，划定了八路军的抗日防区。自此开始，太行区、太岳区和冀南区的政治形势较前好转，三个地区逐渐统一。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决定，组建了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我奉调担任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副主任。后来晋冀豫和冀鲁豫两地进一步统一，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我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我就是从这时开始做财经工作的。在战争期间，财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军民生产、生活需要，特别是保证军队作战的人力、物力供应。李达同志当时是一二九师参谋长，是专管作战事务的，每次打仗总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关作战的后勤工作，大都和我商量，我们接触很多，相互之间，也就由相识变得愈来愈亲密了。
这期间，他给我留下了许多很好的印象。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他学习上勤奋刻苦，生活上艰苦朴素。
李达同志自小在西北军当兵，后来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缘由，使他没有机会更多地上学读书，因此，他原有的文化底子并不厚实。但是，在我们交往中，我觉得他确有真才实学。他能写善谈。他作的报告、写的文章，立意不凡，别具一格，堪称是文武双全。起初，我对这一情况有些不解，后来通过接触才慢慢发觉他是一个勤奋求知，孜孜不倦的人。李达同志平时阅读较多的是军事方面的典籍。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刘、邓首长的军事著作，他不仅精读，而且能融会贯通，善解其意。李达同志更注重在实践中学习，他协助刘、邓首长运筹帷幄，落实作战计划，在战争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革命时期，李达同志能够担当刘、邓大军参谋长这个重要职务，成为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除了他的德才原因外，他熟谙刘、邓首长的指挥艺术，能够全面领会刘、邓首长的作战意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人们称他是军事家、参谋工作专家等等，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凡是熟悉晋冀鲁豫军区和“二野”的人们，一提到刘、邓首长，也就自然地想到李达同志。
李达同志工作上生活上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是很著名的。在太行山上，他没有一丁点的特殊。他经常穿着打补钉的衣服、鞋帽，和战士在一起滚打，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射击本领。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严格要求，忘我工作，事无巨细，必自躬亲，不知疲倦，不完成任务不罢休。刘、邓首长对他的工作非常放心。
李达同志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廉洁自守，率先垂范，而且对违反制度、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疾恶如仇。他对于这些错误现象，敢于直言不讳、当面批评。在太行工作时，有人称李达为“李逵”。这一称号，不是贬他，而是对他坦率、耿直、正大无私作风的褒奖。
李达同志在生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记得，一二九师曾专门发出通令，号召全师指战员学习李达同志的模范事迹。
在刘、邓首长和李达同志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下，一二九师各部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蔚然成风。老百姓称八路军是“穷八路”，这是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赞誉，是一二九师的光荣。
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典型事例。在太行军民共渡灾荒时，李达同志直接领导的师直机关，经常吃糠咽菜，却尽可能地留些面食招待过路客人。但由于物力有限，有时，也不得不请客人和区党委、师直机关一起吃一、两次“砖头”（小米、高粱、玉米、黑豆等加些糠做成的馒头，因颜色黑灰且坚硬，大家戏称其为“砖头”）。有些路过太行的同志，盼望能在边区领导机关改善一下伙食，因此对吃“砖头”很难理解，有的不但不能原谅，还在到达延安后向正在延安的刘师长等领导同志提出意见，责难一二九师不尽人情。刘师长为此曾向有关同志道歉。这件事后来总归是被人们弄清楚了，大家被太行军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深深感动，并将此事广为传诵。（附图片）
　　李达同志在家中。　　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生战斗　百折不挠
　　——忆乔信明同志
　　叶飞
乔信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３０年了。光阴易逝，而老战友之间的情意和乔信明同志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总是让人记忆犹新。
我和信明同志相识是在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我率新四军老六团从皖南军部抵达苏南茅山。不久，新四军军部派信明同志来我团任参谋长。记得他刚到的第二天，就遇上日军对我团驻地句容县白兔镇的四路大扫荡。敌军是担任京沪铁路警备任务的铁道警备旅五一大队，对我军屡屡破击铁路进行报复。乔信明身为参谋长，便担当起团部反扫荡的组织指挥工作。我们把部队转移到一处有利的地势，向日军发起反击。战斗持续６个小时，毙伤日军５０多人。入夜以后，我们巧妙地摆脱了敌军包围，从敌军的缝隙中转移出来。这就是信明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我为在作战上多了一个好帮手而高兴。１９３９年春，我老六团奉命东进武进、无锡、苏州、上海外围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陈毅同志为了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画地为牢”的限共政策，决定我团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我们几个团的指挥员还化了名，乔信明化名为“汪明”，兼“江抗”总指挥部参谋长。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江抗”通过一系列胜利的战斗，鼓舞了人民群众，教育争取了游杂部队，很快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部队也很快地从出发时的千把人发展到４０００多人，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这中间也倾注了信明同志的大量心血。在东进抗日的征途上，我们既有同享胜利喜悦的日子，又有共度艰难的时刻。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斗争。当时，“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负重伤，副总指挥吴焜英勇牺牲，主要领导人只剩我和乔信明等人。我们既要指挥作战，又要部署部队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还要掌握好大量新改编的地方武装，工作之艰险、繁重是难以言表的。但我们还是胜利地完成了东进抗日和筹集人枪款的任务。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江抗”奉命撤至扬中县八字桥，与管文蔚同志领导的挺进纵队合编，成立了新的挺进纵队，老六团改编为挺纵一团。全团２０００多人，是整个新四军中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在我调纵队工作以后，乔信明同志任一团团长。在八字桥我们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我和信明同志也有了交心的机会。对他的革命经历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１９０９年３月，乔信明出生在湖北大冶县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是个小木匠。１９２７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他参加了农民自卫军，１９２９年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当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大冶成立时，他参加了红军五八纵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和三次反围剿斗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他担任了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抗日先遣队势如破竹地从江西打到皖南的太平和泾县。我军的行动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太平县谭家桥对我军实行围剿，使我军北上抗日的计划受到阻挠，部队遭受很大损失。方志敏同志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部队撤回根据地休整，待机北上。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的艰难征战中，先头部队由粟裕、刘英等同志率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信明同志所在的主力部队始终无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牺牲愈来愈大了。这时，方志敏同志决定将所剩部队组成一个团，由乔信明任团长，上怀玉山坚持斗争。乔信明受命于危难之际，保护着方志敏、刘畴西及指挥部向怀玉山前进，苦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而被捕。此后三年，乔信明是在敌人的囚禁下度过的。不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监牢中，他都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对党忠贞不渝的崇高品质。在国民党南昌行营看守所里，乔信明想方设法与方志敏同志取得了联系。遵照方志敏的指示，他将最后几天的战斗情况及被捕干部的名单作了汇报。还寻找机会对身边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方志敏也设法给乔信明他们带来一元钱买菜吃，并告诉他们：“我们几个负责人已准备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敌人一定要杀死我们的。你们坐大牢的不一定死，但要准备坐牢。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１９３８年２月，在徐特立同志的亲自营救下，信明同志终于挣脱了九斤半重的脚镣，重返革命队伍，实现了方志敏烈士的遗志。又能够为党工作了，他是何等喜悦啊！中共中央东南局根据他在狱中的表现，立即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决定调他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工作。随着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乔信明同志又意气风发地驰骋在大江南北的抗日疆场上。
有人曾经把新四军东进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比作是一部威武雄壮的交响曲，那么，可以说郭村保卫战是东进序曲，而黄桥决战则是全曲的高潮。乔信明同志身为挺纵一团和一纵一团的团长，始终和刘先胜、廖政国、曾如清等同志一起率领这支主力部队在这两场著名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郭村是地方实力派两李（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区，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８日拂晓，郭村保卫战打响了。敌军有１３个团的兵力，我军主力只有挺纵一团、特务营共四个营的兵力，但是，我军依托交通壕沉着应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２９日夜，陶勇同志率新四军苏皖支队三个营及时赶到郭村，分担了北线的防御任务。可是，因路途遥远和日伪顽的封锁，皖东和江南的新四军及淮北的八路军是不可能赶来增援了。如果旷日持久地固守待援，万一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在纵队指挥部召开的战情分析会上，信明同志根据当年抗日先遣队作战的亲身体会，建议迅速打破顽军包围局面，向南打开一个缺口。纵队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便部署挺纵一团实施局部反攻。乔信明团长和刘先胜政委各率一营部队，乘顽军后方空虚之际，向扬泰线出击，直取宜陵，撕开缺口，打通与吴家桥地区的联系，击溃李长江部３个团。与此同时，我地下党控制的两支部队举行战场起义，使我军兵力达到５个团之众。７月２日拂晓，在李长江亲自督战下，顽军整团整营地猛攻郭村，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乔信明率部火速返回郭村，从顽军侧背猛烈进袭，打得顽军到处乱窜。在我军两面夹击下，顽军的总攻彻底破产了。
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我军在塘头实行统一整编，乔信明任苏北指挥部一纵一团团长。他率领部队又投入了东进黄桥、创建苏北根据地的伟大斗争。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３日，顽固派韩德勤利令智昏，调集２６个团共３５０００兵力，大举进攻黄桥新四军。我军被迫实行自卫反击。１０月４日晨，乔信明等同志率一团隐蔽集结在黄桥北边的樊家镇，等待着顽军独立六旅的到来。该旅装备整齐，步枪是清一色的中正式，机枪是崭新的捷克式，享有“梅兰芳部队”之美誉，是韩军的嫡系部队。直到下午２时顽军才像一条长蛇似的，蠕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一团指战员如猛虎下山似地冲向敌军，将其拦腰斩断。顽军遭受突然打击，魂飞魄散，懵头转向，还未来得及抵抗，便乱哄哄地逃窜。我军冲入敌群，用白刃战杀得顽军举手投降，仅３个小时就全歼独立六旅，俘顽军８００人，旅长翁达也“杀身成仁”了。１０月５日凌晨，一团担任主攻顽军总部的任务，经过三次攻势，突破顽军防线，接着向突围逃跑的顽军穷追猛打。顽军总指挥、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慌不择路，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里。我军取得了黄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胜利会师，共同完成了开辟苏北敌后战场的伟大战略任务。
谁能想到，正当信明同志全身心地投入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时，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特别是在狱中那九斤半重脚镣埋下的隐患爆发了，他终于下肢瘫痪，双脚发肿，不得不离队休养。我们并肩东进北上，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不得不分开了。在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尽管他遭受病痛的折磨，可是，他仍然坚持在病榻上学习文化和理论。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他又继续为党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时，乔信明担任了苏中军区后勤部长兼政委，坐在担架上开始了新的工作。１９４７年９月，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在山东渤海成立，他任负责人，挑起９万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担。全国解放以后，信明同志到上海开刀治疗，在瘫痪７年之久以后，他奇迹般地重新站立起来，又投入了建设人民空军的行列。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担任了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乔信明同志顽强战斗的一生，称得上是百折不挠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乔信明同志辞世３０周年之际，我写下这段文字，谨表达我对老战友的敬意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