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21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将军冯玉祥
朱学范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斗士，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１１０周年之际，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冯玉祥将军１８８２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一个劳动人民家庭，他１１岁投身行伍，一生历经沧桑，饱尝忧患，从一名晚清士兵，位至上将军。特别是到晚年，他坚决和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决裂，和干涉中国内政、援助蒋介石内战的国外势力进行正面斗争，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身为清军营长的冯玉祥，目睹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毅然投入辛亥革命的洪流，在京畿重地滦州，首举义旗，虽然失败，却动摇了清军军心，震撼了清廷统治。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攫取后，他兴兵讨袁护国，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指挥部队入京平定了复辟的丑剧。１９２４年，冯玉祥军队在赴热河前线途中，回师北京，囚禁曹锟，驱除溥仪，实现了“首都革命”的壮举，结束了辛亥革命后北京故宫还保留着皇帝的荒唐局面。１９２６年７月，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冯玉祥由绥远率军出征陕、甘两省，与直奉军阀部队鏖战中原。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冯玉祥将军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集合旧部，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由于遭到国民党部队和日军的联合夹击，抗日同盟军归于失败。此后他隐居泰山读书，并邀请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讲学，共同分析世界大势，评论国内政局，同时，加强与各地抗日爱国力量的联系。他在住室墙壁上题有一副对联：“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用以自勉。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国民党内著名人士李济深等联合第１９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将军派代表前往参加。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他同宋庆龄、何香凝等１３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号召民众坚持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并成立三户印刷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大量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宣传团结抗日，揭露亲日派的投降卖国行径。１９３９年以后，他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多次发动的反共高潮，先后协助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玉祥将军在日益严重的高压下，在国内难于立足，于１９４６年９月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行前，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举行欢送会，我应邀参加为冯将军送行。席间，冯将军对我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逼迫的境况深表关心，对我勉励有加。他很乐观地表示，赴美之后将继续从事支援祖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爱国斗争。
１９４７年４月，我在香港拜会李济深先生，在那里看到了冯玉祥抵美后写给李济深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延安的强烈愤慨，迫切希望与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联合起来团结反蒋。同年６月，我应邀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行前，李济深嘱我趁出国之机，绕道去美国与冯玉祥面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问题。我于７月１０日飞赴美国旧金山，会见了冯玉祥将军，冯完全同意李济深等人的意见，并主张“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认为，“李济深出来领导最为合适，有利于团结民联、民促的同志联合起来”，“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站到革命一边来，孤立蒋政权”。冯玉祥还表示，他在美国要团结各方面人士，也积极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与国内斗争相配合。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以冯玉祥将军为首，在纽约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有国民党民主派、民盟、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通过章程，发表宣言，选举领导成员，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活动，工作颇有成效。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远在美国的冯玉祥，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消息传来，他无比兴奋，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各大学、图书馆及华侨社团，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
对冯玉祥在美国的这一活动，蒋介石恨之入骨，先是下令回国，被冯玉祥拒绝，接着又是革除公职，吊销护照，最后又开除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党党籍，这些政治迫害非但不能迫使他屈服，反而激起他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他发表了《对被开除党籍的声明》，正式宣布“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暗害，冯将军还预立遗嘱，表示“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
１９４８年７月，冯玉祥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起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在返国途中，因轮船失火，冯玉祥将军不幸罹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痛悼，称誉冯将军“置身民主，功在国家”。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在解放了的国土上，举行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周恩来致悼词，称赞他从一个典型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历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各界人士致送挽联、花圈，备极哀荣。１９５３年又在泰山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冯玉祥将军忠贞爱国、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历史功绩将永生在中国人民心中。
当前，以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是全国人民的战略任务。让我们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也是对包括冯玉祥将军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最好的纪念。（附图片）
1932年，冯玉祥（前左）在山东泰山和士兵、民众一起劳动，修筑水库。
本报资料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重庆曾家岩五十号的常客——
张西曼教授
陆诒
抗战期间，１９３９年２月，我从桂林到达重庆。这年的“五三”、“五四”，重庆遭到敌机首次大规模的轰炸和扫射，山城多处起火燃烧，成为一片火海，市民伤亡枕藉，损失惨重。凡是经历过这次大轰炸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时《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和营业部都在重庆下半城的苍坪街，印刷厂附设在另一个地方，在这次轰炸中，我们也受到损失。我记得炸后第一个写信慰问并勉励我们的，就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张西曼教授，他真是一位待我们一片真诚的患难之交！不久，我们将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先后疏散到高峰寺和化龙桥。有一次我与报社同事戈宝权同志从乡下进城，他带我到中山一路１７０号中苏文协去访问张西曼教授。
张教授早年参加同盟会，信奉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几十年来坚定不移。抗战前后，他又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成为党的亲密战友。他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委员，又是中苏文化协会的领导成员，平时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译著很多。他和戈宝权同志极熟，对我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说是《新华日报》记者，他也非常亲切地和我坦率交谈。
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健谈，热情、豪爽，爱憎分明，好像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讲一口湖南官话，急促而激昂，声音特别宏亮。身体很结实，秃顶、额角很宽，戴一副黑边眼镜，说话时常挥动右臂，以加重语气。他对我说：“汪精卫虽然已经叛逃，到南京去当汉奸了，但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张精卫李精卫还有不少，他们坚决反苏反共，总想同日寇妥协投降。你们做记者的，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同年６月，我离开重庆，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到１９４０年５月才回到重庆，又遇见张西曼教授，他悄悄地告诉我，第二天下午２时，中苏文协将举行茶话会，请准时到会并在贵报作出报道。
我应邀赴会，原来那次集会是欢送邵力子先生出使苏联。会议由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主持，冯玉祥、于右任都到会讲话。最后，邵力子致答词，表示将实行孔老夫子所教导的“言忠信，行笃敬”，来履行自己的职务，加强中苏友好团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西曼教授也在会上发言，坚决主张恢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加强中苏的友好合作和国共两党团结，迎击国内反苏反共势力的阴谋诡计。他历来毫不掩盖自己的主张，说话锋芒毕露，无所畏惧。
同年６月１８日，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留俄同学会等十余个单位在重庆中山一路中苏文协会址举行晚会，纪念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五周年。那次到会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和梁寒操、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张西曼、老舍、王昆仑、曹靖华等６０余人。会上张西曼教授作了长篇发言，介绍高尔基的文艺作品。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以后，我和戈宝权同志等一度疏散到香港与南洋等地，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又先后回到重庆，仍在《新华日报》继续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和封锁进一步加紧，重庆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但张西曼教授仍一如既往，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凡是报社创刊纪念日举行集会时，他必应邀到化龙桥来参加，并经常在报上发表译著和文章。
重庆曾家岩５０号是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在城内的办公处所，人称“周公馆”。这地方在中山四路底的拐弯处，必须走进一条狭小的巷子才能走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就在进巷子不远的地方开设一家小茶馆，坐满了奇异的茶客，专门注视走向曾家岩５０号的人，记下每个人的特征，有时还要盯梢，并上报特务机关。当时各党派和文化界朋友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等经常到曾家岩５０号去访问周恩来、董必武，交换对时局的意见，而中苏文协张西曼教授也是曾家岩５０号常客之一。
我有好几次看到他来访问叶剑英将军谈论苏德战场的问题，张西曼确是一位同情和支持我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并为之奋斗的文化战士，值得我们永远深切怀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告读者·作者
本报自开辟《文件·报告·回忆录》版以来，刊登了大量回忆录文章，对缅怀革命先烈，回顾革命历史，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后人，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里，谨向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广大读者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为进一步办好回忆录版，使回忆录版与整个报纸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更好发挥回忆录文章的作用，我们对回忆文章有一些改进的设想，愿提出来与广大读者和作者商量：
一、适当控制回忆录文章的字数，版面上文章长短穿插，以短为主。一般以二千字为宜，最多不超过四千字。
二、增强回忆文章的可读性。尽量减少或不登“生平式”、“悼词式”的文章，提倡作者以生动的文字撰写逝者生前感人的战斗和生活片断，或从某一角度回忆逝者能给今人以启迪的事迹。
三、扩大回忆对象和写作队伍，增强回忆录文章的群众性，把对某些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和对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的回忆结合起来，把对人的回忆和对事件的回忆结合起来。
四、努力活跃版面。力争每版有一至二幅照片，有时还可编发图片专栏。欢迎广大作者多提供珍贵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照片。
五、增加回忆录版的新闻内容，如各地纪念、学习革命先烈的生动场面和故事，以及学用结合所引起的效果和变化等。
——编者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欧阳钦同志
李强
蒋汪反革命，武汉作战场。叛徒与特务，到处杀人忙。
我党转地下，避免多损伤。危局必渡过，正义定伸张。
君我同受命，任务共承当。刀丛救同志，脱险走他乡。
烈士血犹热，遗尸须埋藏。撤离武汉后，相将到沪滨。
君负组织责，苏区增才俊。我在恶环境，对敌斗争频。
旧交深如许，不敢相问闻。行道见面时，佯装如路人。
此后入苏区，工作兼军民。一生皆奋斗，对党赤诚心。
六十年前事，情景眼前新。社会主义好，老来倍思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逆境识诚臣
段君毅王从吾郭月斋高克亭景晓村何郝炬李广文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老战友王卓如同志溘然长逝，至今一年多了。我们曾共事多年，相知较深。他在任何困难和逆境中对党忠贞不渝、肩危负重、竭诚奉献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卓如在６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蹈险历危，经严峻考验而百折不挠。年仅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就和王从吾、刘汉生等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创办农民夜校、农民协会、穷人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带领抢秋和暴动，亲自和敌人刀枪相见，多次遇险。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１年，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１９４２年，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下，大部地区变成了游击区，形势极其严峻。此前，冀鲁豫区党委曾先后派出王育民、杨靖远等领导干部支援边区，均牺牲在中途或战斗中。在这种情况下，卓如见危受命，赴边区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他２月份从冀南启程，在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中辗转游击，奔波５个多月才到达边区。他和原在那里的周贯五、李启华等领导同志一起，坚决执行刘少奇同志和１１５师的指示，实行“敌进我进”、“加强政治攻势”、“开展隐蔽分散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将部分主力转移到清河区，其余组成小部队坚持原地分散活动；地方工作人员军事化；健全了区党委领导班子。他直接领导武装斗争，对干部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开展敌工和除奸工作，在敌区和接敌区建立抗日的两面政权，扩大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边区形势渐趋稳定，开始向有利方面转化。这时，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进行反党叛国的阴谋活动，把上级派来的卓如和红军干部黄骅副司令视为严重障碍，竭力孤立和排挤他们，直至指使其亲信刺杀了黄骅，并利用他控制着的边区唯一的电台，向上级谎报情况，诬蔑卓如是“托匪”，贼喊捉贼地说卓如杀害了黄骅等等。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卓如和其他领导同志紧密团结，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力挽狂澜，挫败了叛徒的诱捕阴谋，使边区避免了更大的损失。１９４４年初，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后，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主管地方工作。土改开始后，他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派出了土改工作团，到惠民县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区展开。他深入各地委、县委检查指导工作，殚精竭虑，昼夜操劳。亲自起草文件、作报告、写社论、发表文章，号召“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各地组织了１．５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搞土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渤海区９０％以上的村，按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较好地完成了土改任务。但康生在１９４７年下半年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上，全盘否定了渤海区土改，说山东和渤海区的土改是“富农路线”。改组了区党委，撤销了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卓如降职使用。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华东局、华东军区后勤机关、鲁中、鲁南战区的部分干部、群众、家属４０多万人，转移到渤海区黄河以北各县来，财粮供应顿时紧张。卓如不计较个人的委屈，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根据区党委统一部署，组织力量，集中全区的财力物力进行安排，保证了华东领导机关和外区转移来人员的后勤供应。卓如同志正直无私，坦诚待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５０年代后期，他在担任山东省常务副省长期间，深知本省的财经实力，对一些超出实际可能的“跃进”指标，对修建高标准的楼堂馆所持不同意见。他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整个财政就像一杯水，有多喝的就得有少喝的”，“吃饭穿衣量家当，过日子要量入为出”，“要坚持一支笔批款权，不能凭长官意志滥批财务”。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正常的工作范围内的事。但在整风补课中，被指责为“搞独立王国”、“两本帐，和省委不一心”、“一杯水主义”、“一支笔主义”等罪名，定为“反党集团头子”、“右派分子”。１９５８年１０月被下放到博山电机厂任副厂长。卓如对这种错误处理，“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泰然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他没有颓丧，没有消沉，立即到岗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主动到最脏最累的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很快熟悉了全厂５０００多种材料的名称和用途。不分上下班和节假日，深入各科室、车间，亲自抓计划、调度和供销。厂里原材料紧缺，濒临停工待料，他就当采购员，到上海、广东、湖南，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搞来大批紧俏材料，保证了厂内正常生产。他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看不到党内文件，就主动向党员厂长请示、汇报工作，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来领会中央精神。对他的“认真”和“痴情”，有人费解。他解释说：“曲折是暂时的，是个别人的事。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职务丢了，实事求是不能丢；党员丢了，党性不能丢；工资降了，干劲不能降。”他的表现，全厂上下，无不感佩。厂党委和淄博市委认真研究后决定，让他重新入党。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十分难能可贵！１９６２年，卓如的冤案得以平反，并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含冤１２年之久，对党却始终坚贞不移；坚持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和许多老同志的种种诬陷，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１９７８年，卓如同志被彻底平反，重新回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岗位上，为推动供销社的改革、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农村商品流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８２年，他退居二线后，仍然关心着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直到病倒之前，还亲赴四川视察工作，就如何深化供销社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灼见。“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卓如是经得起逆境考验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