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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02-04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文化发展与市场机制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

  文化发展与市场机制
张晓林
改革开放以来,与以往不同的是,文化发展被置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化的躁动与嬗变、文化的问题与现象,几乎都和商品经济的因素有着某种关联。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拓展,文化发展不仅被置于市场经济这个新的环境、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而且与市场机制、市场调节无疑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值得人们投入更多的关注。
新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所起的驱动和刺激作用绝不能忽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产品当然不能完全商品化、市场化。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不仅离不开商品因素、市场因素,而且必须依靠和借助于商品因素、市场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争议较大,还不如说正在趋于共识。从现实生活来说,以前不曾存在或很不发达的图书文化市场、表演文化市场、娱乐文化市场相继崛起,发展迅速,尤其覆盖面很广的影视、录相、歌舞、卡拉OK等通俗文化更是风行走红,文化的多色调、多层次、多侧面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所起的驱动和刺激作用绝不能忽视。
所谓文化的市场机制是指文化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市场的调节功能。
有文化市场的存在,就必然有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一种共生的现象。所谓文化的市场机制,是指文化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市场的调节功能。这里,主要意思是说,进入市场的文化产品,价格要反映价值,要受制于价值规律的影响,要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要讲求并承受公平的竞争以此来推动文化生产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力量,但并不是说就要像物质产品生产那样。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文化产品的意义在于浸染、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在于供给人们积极、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消费。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就不能不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展开。否则,文化产品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也就很难谈得上进入文化市场和借助市场机制的问题了。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文化的产业化、群众化和文化的分工分业,是文化发展与变化的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文化摆脱了捉襟见肘的财力窘困状况,步入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轨道。在文化未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联姻以前,可以说文化几乎是一种福利事业,全靠国家的投入,发展滞缓、艰难。在商品因素、市场因素介入之后,文化的发展则充盈着生机和活力,不少文化产品的生产走向了产业化,不仅不再为财力困惑,相反已具备了相当大的发展实力。这种文化的发展从求助外力到转向依靠自身,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文化界流行的“以文养文”、“以业养文”不过是这种历史性变化的通俗性说法而已。第二,文化更加趋向、贴近群众,不断满足社会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群体的多向性文化欲求。市场是以需要为取向的,更多的是消费牵动着生产。人们的文化素养不同,欣赏情趣不同,文化的需要和消费也是不同的。只有市场能够迅速、敏感地反映和传递这些信息。市场机制的作用,毫无疑问使得文化生产更易于适应人们的需要。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虽然不同,但只有占领市场才有营销的主动权这一点却是相同的。近些年,文化的图书业、表演业、娱乐业久盛不衰、丰富多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追踪、适应了人们的文化需要和消费。可以这样讲,在市场的中介和纽带下,文化既能够找到群众,群众也能够找到文化,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沟通。第三,促进了文化的分工分业,既扩展了文化的外延,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分工分业是文化进步和发展的标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仅曾经萎缩的文化门类开始勃兴起来,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门类和种类,歌舞、录相、游艺等娱乐文化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生产的层面门类是如此,文化生产的过程环节也是如此。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出现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文化经纪人。对于文化经纪人,或许在看法上毁誉不同、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存在则喻示着文化生产的某些环节正在分离出来,正在走向具有独立性较强的职业化。文化经纪人在寻找、组合文化生产要素,在发展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等方面发挥着不少的积极作用。他们本身是文化市场的产物,反过来又借助于市场机制推动文化的发展。
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市场就是万能的。它同样存在着自身的短弱。
这种短弱主要表现在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方面。由于这些短弱,文化发展在市场的条件下往往容易出现趋利的现象和短视的行为。所谓趋利现象,是指文化生产忘却或丢掉了自身的“天职”,降低了文化的品位,不讲社会效益,一味追求盈利,文化衍变为赚钱的营生;所谓短视行为,是指文化的急功近利,指文化发展缺乏长远和整体的眼光。这种倾向,既和文化的趋利现象有关,也和文化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有关。文化生产立足于自己的局部、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决策和运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文化是个整体,是个系统,文化内部也有个逻辑结构,有个协调发展的问题。不能某个部类的文化生产过于膨胀,而另一个部类的文化生产过于萎缩,造成文化的畸型状况。这既不利于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也难以满足人们多侧面、多层次、多趣味的文化欲求。很显然,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是无法解决文化的整体和长远的发展问题的。一段时间以来,娱乐文化发展迅猛,相当兴旺,而知识文化相对滞后,就足以证明这点。
文化走向市场必然面临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利用市场机制发展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将文化发展纳入市场的法规和宏观调控之下。
如果承认市场既有优长,也有短弱,那么文化走向市场就必然面临着双重使命,即一方面要利用市场机制发展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将文化发展纳入市场的法规和置于宏观的调控之下。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依靠行政管理就足够了。但面向市场和走向市场之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光靠行政管理就远远显得不够,更多的是要靠法规、法制和宏观的文化经济政策调控。只有依靠严格的市场法规,才能抑制和减少文化市场中出现的趋利现象和由此产生的流弊。这是因为,进入文化市场的首先必须是合法的出版物。市场法规在这里就像一道闸门和屏障,既允许合法出版物通行于市,又堵截住非法的出版物。对文化市场的理解应当是完整和全面的,这就是说一方面包括市场机制的利用,另一方面也包括市场法规的建立,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只要做到了这点,就能够扬长避短、扬优避弱,使文化在市场条件下健康地发展。除了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的法规之外,还应当强化文化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既然经济利益的牵动和市场的自发性容易导致文化的短视行为,造成文化发展的失衡和畸型,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借助经济利益的力量和宏观的规划来矫正这种失衡甚至畸型,引导文化进入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轨道。我们通常说的文化经济政策,其含意在于对不同的部类、种类的文化生产,应有不同的资金投入和不同的税收标准,以此来扶植社会必需但又在市场挤压下暂时不景气的文化部类和种类。比如说,对于理论学术文化的生产,对于艺术性强的典雅文化的生产,应有一个优惠的资金投入和税收政策。这点做好了,不仅文化的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化,而且文化进步将是全面的,文化市场中的短视行为及其消极影响也会降到最低点。总而言之,一个是市场法规的建立,一个是文化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这是文化走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所不可缺少的,同时这也是新时期文化走向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编后: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的文化市场迅猛发展,对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扬长补短、兴利除弊,引导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从今天起,本报“文艺评论”版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市场问题”笔谈,欢迎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来稿。稿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言之有物,文风活泼,每篇以不超过2000字为宜。

追求可读,接近大众,走向通俗一九九二年长篇小说——在探索中创新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追求可读,接近大众,走向通俗一九九二年长篇小说——
在探索中创新
林为进
1992年的长篇小说,有几点比较突出的现象。
历史小说的实绩最为显著。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少年康熙》都是近年来不多见的、相当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从人的视点切入,将人与历史的关系写透写活,是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为此,它们不像一般的历史小说,往往只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从艺术审美的需要出发,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少年康熙》中的孝庄大皇太后、《曾国藩》中的曾国藩都是极具力度与质感的艺术形象。而由艺术形象的塑造,不仅表现了人物的个性与经历,而且写出了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十分复杂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矛盾。作品的艺术氛围感强,文化底蕴沉实,且有相当广度的知识性。从而,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功力,反映出优秀历史小说是功力与才情、灵气与知识的产物,而且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小说的确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品种。
跟以上的两部作品相比,周而复长达6部、500万字的《长城万里图》主要的价值不在于艺术审美,而体现于它的历史文献性。《长城万里图》以基本纪实的笔法,宏观驾驭历史,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八年战争。作品构架宏伟、气势博大,线索繁多而又相对完整。对于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是极具意义和价值的。
探索作品的增多,创新意识的萌动,是1992年长篇小说创作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用虚构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小王朝的灭亡。而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现历史,只是由国王端白不想继承王位也不是当国王的材料,却身不由己地做了几年糊涂国王的经历,表现了人之命运往往很难由自己去确定。而端白失去国家与王位后,做了一个杂耍艺人,才感受到自己价值与才能的快乐,则是于对比中揭示了每一个体生命都有其适当的存在位置。吕新的《黑手高悬》只写氛围而故意忽略故事与情节。吉成的《血印》则近似于“意象小说”,三个人物代表三种意象。理智与情感、灵动与板涩、忠诚与背叛,确定与难以捉摸。历史的矛盾,也就是人性之矛盾。潘军的《风》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写法,于现实中对一个历史事件产生兴趣入手,既表现了现实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同时又于对历史事件的探寻中,叙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好人与坏人、真实与虚伪,清晰中又扑朔迷离,难以确定。张炜的《九月寓言》近似一部满怀惆怅的抒情散文,既无贯穿始终的事件,又不以核心情节作全篇的基本构架,只是带点淡淡的感喟,平缓地叙述着某些乡村人生。
此外,朝花夕拾、怀旧情结也于1992年的长篇创作中有所体现。王蒙的《恋爱的季节》描述了50年代初北京市某区团委一群年轻人真诚单纯热烈追求理想的生活形态。高岸的《世界正年轻》则是表现了泰山脚下一所职工学校50年代初刚创办时的人际关系,有紧张,有过激,但也不乏人情的温馨。而周军的《鹅卵石小史》描写的却是反右时期一个省委宣传部及省报编辑部中所发生的故事。辛酸多于温情。
追求可读性,努力接近大众读者,向通俗化靠拢的倾向,于1992年的长篇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有意于创作大陆式言情小说的严丽霞,继《都市三部曲》之后,又推出了《影视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即《桃源春梦》与《秋月残梦》。柯天国的《少妇》、金彦华的《含泪的白茶花——一个女模特的自述》、洪峰的《东八时区》、远山、纯辉的《台湾漂来的渔船》、于京旭的《苍白的血》、红柳的《错位的星座》等,虽然有的欠点深度,有的稍嫌生硬,但都在追求可读性上走出了值得肯定的一大步。而陈建功、赵大年的《皇城根》、范小青的《老岸》、郑万隆的《女性迷狂》则于可读性的追求中,又融入了较高层次的文化品味,更是表现出长篇创作通俗化的道路异常广阔。
长篇纪实小说,1992年影响较大的是几部描述留学生生活及海外题材的作品,业已引起了不小的反映。
纵观1992年的长篇创作,不难看出是有一些新的追求,也增多了潇洒,减少了板涩,但除了几部历史小说外,毕竟还缺少较具艺术意蕴的佳构。审美化的故事,看似简单,要实现还真不容易。1992年的长篇创作,就留下了如此的遗憾。
                  (刊头设计:张雅文)

他,闯进史文学的大野……——王朝柱其人其作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人与书

  他,闯进史文学的大野……
 ——王朝柱其人其作
  李硕儒
“……在史文学创作中,王朝柱的作品堪称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评论家冯牧如是说。对王朝柱作品的这般评价未必十分准确,内中不免带有鼓励与奖掖。但不管怎样,这是出自名家之口的并非戏言的评价。
王朝柱,纯朴得近乎木讷,勤奋得足不出户。1961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理论系毕业后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五年苦读,他的不少同学师友已成享誉中外的作曲家、钢琴家,王朝柱却改弦易辙,另有所钟,一头钻进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中。26年来,他徜徉于浩瀚史料的大海,直到对百年来的历史人物、事件、基因、走向如数家珍独辟蹊径才起笔成书治学作论。六年中,他相继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东方劳伦斯——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土肥原贤二秘录》、《龙云卢汉与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同时还分别由北方、北岳两出版社出版了《爱的旋律——冼星海》与《女囚徒》。此外,他的电影剧本《龙云和蒋介石》、八集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与人合写)也已分别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面诸观众并颇得佳许。他成了民国革命史小说的高产作家。
人们惊羡于他的勤奋与节奏,又何尝不感佩他一部部新著中那宏大的结构、浓郁的历史氛围和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在《李大钊》一书中,且不说洋洋60万言巨著的结构经线的主要人物李大钊的形象如此醇厚坚实、栩栩如生,就是那些出场不多,并未贯穿始终的形象的塑造也时时令人想起《史记》中人物列传的众多人物和异彩纷呈的笔法。那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上下求索的孙中山,那才情横溢、又忽左忽右落拓不羁的陈独秀,那追求进步又恃才自傲的胡适,那对新学教育耿耿忠心,正义刚直渊深博学的蔡元培,那对革命事业如一团火对理想的爱情柔如水的高君宇,那坚持进步、粗朗憨直却敢于嬉笑怒骂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那诡诈阴毒却一副草莽气的张作霖,那狡狯多谋却又一副儒将风范的吴佩孚……在作者的笔下,都是通过典型的一瞬或几个典型的篇章,都绝非脸谱化绝非单侧面地塑造得神形毕肖活灵活现。所以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作者谙熟这段历史,对史中众多人物的生平爱好、音容笑貌及至文化心理结构都有其透辟全面的掌握。他把这些稔熟于心的人物置于那段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并进而再现人物在这片文化土壤中思想追求的轨迹,性格完成的逻辑,反过来,又用这些人物的追求际遇、荣辱成败辐射出那段历史的氛围与状貌,从而达到在史中绘人,又以人绘史的艺术效果。
在史文学创作中,王朝柱给自己设造了一座座难于攀爬的大山。他不满足于笔下人物的准确逼真,他试图闯进那一个个雄奇博大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他们的文化性格,开掘他们性格完成的文化底因,这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与《张学良和蒋介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作者从文化深层开掘人物,就拨开了长期萦绕人们心中的那一个个人物的传奇色彩,还了他们文化历史的真面目。如果说在众多同类书籍中,王朝柱的作品独领风骚,原因与价值大概就在这里。
自然,由于王朝柱的“母语”是音符音阶和线谱,在语言运用,描情绘貌等方面还显粗糙,但只要他不避短、长努力,总会日趋完善的。

散文,走向文化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安达杯文艺短论

  散文,走向文化
杨佑田
目下,散文的热闹与红火是无须多言的,且为近年来罕见,但要使其进一步深化、发展,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整体融合,窃以为,散文走向文化,应是宽广的一途。
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笔者认为,要想切中当前散文创作的症结所在,须首先把散文置于文化的视野加以考察。放眼蔚为大观的散文界,尽管作品、集册雪片般漫天飞舞,可真正堪称“好、大、精、妙”的佳构,为数却不算很多。究其原因,恐怕应归于作者文化素质较差,知识储备不够而致。常言道:厚积而薄发。就以现代散文大家鲁迅先生而言,他若不是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怎能写出那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精妙的艺术形式的散文?因为文化的范围十分宽广,她不但包括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科学、宗教等等。只有把散文置于文化审美形态上,才可能比较深入地凸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某些本质特征和特有的文化心理内涵,从而超越单调、干瘪、浅薄、枯燥和诡异,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赢得充分的自由。此外,文化型散文,因其本身包孕的广泛性、丰富性,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社会其他阶层也可据其意味,做出不同的阐释、理解,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类散文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活跃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都会起到积极而有益的作用,比较容易与广大读者沟通和融洽。正鉴于此,散文走向文化,似乎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和趋向吧?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煤矿宣传部)

期刊拾穗(三则)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期刊拾穗(三则)
    (一)
齐鲁大地的《时代文学》,素以其对社会时代的关注见长,今年第一期推出了权延赤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十余万字纪实文学描绘了共和国总理平凡的生活片断,把伟人的业绩和凡人的情感交融,将思想家、政治家的历史功勋糅合到普通人生的至情至性之中。其小标题略可见作品之貌:《周恩来说:我不是帅才》、《二十二次遇险》、《周恩来与酒》、《四次痛苦》、《五次发脾气》、《衣食住行》等等。
    (二)
《广州文艺》今年第一期是“刊庆专号”,地处南国,飘散着花城红棉芳香的《广州文艺》,执著于都市文学尤是特区文学的繁荣工作,《都市霓虹》、《特区剪影》的重点栏目中的小说,及时追踪当代都市社会的五彩人生,描绘时代的文化风貌。本期又新设《文艺大趋势》栏,期望从理论批评上观察当今文学走向。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特设《毛泽东与文艺家》专栏,发表有《毛泽东与草明》、《毛泽东与张恨水》两文。
    (三)
作为观察台港文学的一个窗口,福建的《台港文学选刊》十年来致力于文化交流和介绍。有了固定的读者群。他们设立的“选刊之友”栏,沟通读者与编者的联系,并不断吸纳读者的建议。今年起增加纪实文学和专题文学介绍,编辑部设想今年内的专号有“纪实文学”、“女性作家”、“新生代作家”、“幽默作品”、“言情作品”等,并加强“选刊之友”的联谊活动,以期读者的“参与意识”充分体现,做到一刊在手,展读台港澳华文作家新作新貌。
                (叶于)

纪念毛泽东书画展开始征稿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念毛泽东书画展开始征稿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书画大展》日前发出公告向国内外征稿。征稿内容要求书画应征者须寄两件作品:一种为必写内容,书写毛泽东诗词、著述片断;一件为自选内容,书写自己为纪念活动创作的诗词或其他内容的诗词、格言等。入选作品将于1993年12月在北京和全国主要城市及港澳等地巡展。
                       (舜逸)

喜剧电影学术研讨会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喜剧电影学术研讨会
不久前,由《当代电影》编辑部、杭州大学影视戏剧所等六家单位在杭州联合召开了“喜剧电影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我国喜剧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喜剧电影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应该抓住时机,充分调动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利用喜剧电影所特有的通俗性、娱乐性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
                      (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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