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9-21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理论)
专栏：

　　干部学哲学要注重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
周克玉
当前，学哲学在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学习中，许多同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注意解决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他们愈来愈体会到，在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学哲学、用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学问。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最重要的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上下功夫。我们每个人在实践中都会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但一般来说，人们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缺乏正确的理论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思考，是不系统、不自觉的，有时还包含着谬误与偏见。一个领导干部如果靠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指导工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只有通过长期认真的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加以改造，剔除其中错误的成分，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真正达到陈云同志所说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益”的效果。
领导干部学习哲学，解决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范围和内容很广。我认为，当前有以下几个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
　　　　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立足
　　点、出发点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是文艺工作者，而且是所有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世界观的核心。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为自己、为少数人的，这是由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的。我们共产党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领导干部学哲学，改造世界观，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这一宗旨化为实际行动。但有些同志对这一宗旨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的觉得它平淡无奇，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有的仅仅把它理解为做几件好事，甚至只是把它当作口号而不去身体力行。事实证明，用简单化庸俗化的态度对待党的宗旨，往往是背离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开始。
怎样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的关系，涉及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即使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也并不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也还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和政治家反复强调“重民”的思想，甚至把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些政治思想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且作为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说，他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却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为了自己的“舟”不被人民之“水”所覆没。他们的种种清廉之举和改良措施，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具体方法。他们的行动与其出发点、方法与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他们关于“民贵君轻”的种种理论，关于舟水利害关系的种种恳切陈辞，并不能真正打动统治阶级，更不能遏制其自身固有的贪欲与腐败趋势的恶性膨胀。这也就是历代封建王朝尽管不乏头脑清醒的明君贤相、清官忠臣，但仍避免不了被人民推翻的根本原因。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充分肯定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由此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世界观的核心。这就决定了我们党无论是认识问题的出发点，还是实际工作的立足点，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完全彻底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不谋求任何自身私利，并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人民的事业献出成千上万党的优秀儿女。这就完全突破了仅从自身利害上看待与人民的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在为人民服务问题上真正实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言与行的统一。这正是我们党的先进所在，力量所在，生命所在。无论是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斗争中，还是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中，人们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向人民负责与向党负责的一致、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才被人民所承认和接受，人民才听党的话，跟党走。
可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千千万万共产党人自觉奋斗与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理解和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结合自己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实际，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长期坚持下去，才能获得广阔的视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在各种腐败现象面前有效地增强抵抗力、免疫力和战斗力。
　　　　观察事物、判断情况、解决问题，一定要务实求真
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一个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学哲学，改造世界观、方法论，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就不能不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求真就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追求真理；做真人就是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老实人。作为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把实际情况搞清楚，苦心务实求真，切不可粗枝大叶，人云亦云。不了解实际是最危险的。党的历史证明，再高明的领导，一旦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就必然要犯错误。
我们所说的务实求真，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引申出来的基本工作方法，它反映了共产党人对客观世界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科学界定，而不能对它进行各行其是的理解和解释。对于领导者来说，务实求真并不是终日忙忙碌碌，陷于具体问题和琐碎事务中的事务主义，而是要善于把握工作的全局和全过程，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要矛盾；务实求真也不是事必躬亲，越俎代庖，而是要善于发挥部属和群众的积极性，注意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务实求真更不是片面追求眼前实惠、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与短期行为，而是要善于把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从根本上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特别强调务实求真，是针对现在一些单位、一些地方的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掩盖问题和矛盾、搞形式主义花架子、报喜不报忧等不良风气提出来的。出现这种情况，确有多方面原因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作为领导干部，应当看到这些问题虽然大都出在下面，但根子往往在上面，在自身。下面的形式主义花架子这一套为什么能搞得起来？主要原因还是领导作风不深入、不扎实，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就信以为真。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为什么总也根除不了？也还是与领导浮在面上，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情况有关，有的就是由于领导思想不端正造成的，只愿听好的，不愿听问题。上面是报喜知喜，报忧知忧，下面则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最后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领导作风不深入，不仅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还有个精神状态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不顾事实瞎说一通。而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却要费一番功夫，有时甚至还要忍受痛苦，作出牺牲。因此，唯物论总是为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人们所掌握。宋代大诗人陆游所以能够写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诗句，显然与他“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那种昂扬奋发的爱国主义热忱相联系。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所以能具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种求真务实的深刻体验，是与他完全彻底为人民、甘愿为兰考县群众操碎心的崇高革命精神分不开的。而现在有些同志工作不深入，绕着矛盾走，则是害怕艰苦，不思进取，奉行“明哲保身”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反映。这种精神状态显然已经背离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至于有的干部不但不制止下面弄虚做假，而且自己对上级也搞这一套，用以捞取好处，就更有必要在世界观上挖一挖思想根源了。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是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第一次阐明的真理，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这一世界观在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伟大实践中的运用，就成为我们党所一贯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也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它要求党的每一个领导干部，真正摆正自己同群众的关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关心群众的疾苦，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营养。经常反省自己头脑中的群众观点是否淡漠了，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也是领导干部改造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方面。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一些同志确实同群众疏远了，群众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党内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种情况同我们党面临着执政与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有一定联系。党成为掌握国家各级权力的执政党以后，许多工作由过去直接依靠群众来解决，变为按照一定的行政系统和组织程序来处理，这使党获得了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扩大了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搞不好也容易拉大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也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把经济搞好，使群众得到实惠就行了，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倾听群众的呼声、直接依靠群众这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作为这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党内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就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世界观问题。克服脱离群众的倾向也不可能是一个顺其自然、轻而易举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对我们党面临的双重考验进行深入思考在内的认识过程，是克服重重阻力、排除各种干扰的实践过程，更是一个艰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改造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坚持群众路线，还取决于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面理解和正确实行。通常我们把它理解为实际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自群众，经过领导的提炼加工概括，形成一般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再拿到群众中贯彻。这种认识本身并不错，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情况和办法要来自群众，而且领导者的立场、感情、态度也要来自群众。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领导者本人，也应该是来自群众，即领导干部的产生和成长应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得到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真正形成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与群众“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难”，真正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联系群众不仅是个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也是个世界观问题，道理正在于此。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仅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要求，也是对党和各级机关、组织的要求。因此，领导干部不但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下级部属。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虽然领导者本人不乏联系群众的愿望，但有些周围工作人员和下级部属却缺乏联系群众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这就在领导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墙”，真实情况和群众的呼声要么上不来，要么被加工改换得走了形、变了味，甚至面目全非。即使领导者走下去，往往也是前呼后拥，很难真正接触群众、了解实情。要防止或打破这堵“墙”，不能仅靠行政措施和组织手段，更要靠领导者的模范行动，尤其是自身的公正、廉洁和无私，同时也要对周围的同志作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显然，这也是领导干部改造世界观、方法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第7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列宁哲学思想与社会主义”讨论会简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不久前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列宁哲学思想与社会主义”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理论宣传部门的专家学者，苏联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评价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见解：（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代表着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是直接过渡的道路，即全面公有制、发展产品经济的道路；后者是间接过渡的道路，即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实践证明，前者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后者是适合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２）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不是两条道路，而是一条道路，二者共同组成列宁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非常态（战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新经济政策是常态（和平条件下）的表现形式。（３）新经济政策既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的暂时性退却，也不是一条业已完成的发展道路，而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经济成分存在并适合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较为长久的方针。（４）新经济政策不仅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矛盾，其自身也是一个矛盾的体系，许多问题由于列宁的逝世而没有得到解决。与会者一致认为，尽管列宁没有在实践中提出一条完整的适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但列宁所做的一切为后继者进一步探索开辟了道路。
与会者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启迪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又要寻求好的具体发展道路。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坚持”与“寻求”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无限性决定着“坚持”和“寻求”工作的长期性。与会者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已敏锐地感到党政领导人保持人民公仆的品质和革命朝气，防止个人专断独行、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是涉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问题。列宁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有意义的。
　　　　　　　　　　　　　　　　　（江东）

第7版(理论)
专栏：

　　《爱国主义教育手册》等四本书简介
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缺少的基础教育。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爱国主义教育手册》、《国情教育手册》、《社会主义教育手册》和《中小学德育工作手册》，立足于中国国情，针对当前青年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有说服力地给予回答；以翔实的材料，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论述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中国四十年发展概况、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等；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关论点。
同时，这四本手册还从正面阐述了广大青年应具备的为祖国的独立解放、繁荣富强做出自己贡献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四本手册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谢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