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9-1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
　　刘国光
建国以来，陈云同志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中的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是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４０年来，陈云同志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著，内容十分丰富，我在这里只就其中的几个观点谈一点个人的感受。
关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论述
这个论述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根本方针。这项方针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陈云同志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年）第２５２页，以下简称《文选》）又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文选》第３０４页）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客观存在的，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建设也好，改革也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这就决定了在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上，必须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而且，从长远的观点上看，我们搞经济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应该看到，这是陈云同志经济论述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它贯穿在许多方面。１９５６年，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权力集中过多、合并升级不当、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等毛病，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文选》第１２页）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怀着沉重的心情，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人民的生活。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文选》第２０１页）
第二层意思，是要恰当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陈云同志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文选》第３０页）他又说：“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文选》第２７６页）陈云同志指出提高人民生活的原则界限，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是社会可提供的消费资料的数量、质量、品种同人民需要相适应的程度，即受制于社会生产中的两大部类、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另一个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不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不行的，不能只顾吃饭这一头。依照现实的经济条件，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最优比例，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陈云同志所以特别强调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是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２０多年中，我们的主要倾向是偏于只顾建设这一头，偏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头，结果造成重大比例失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这个问题兼顾得比较好，情况就大不相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照顾得比较好，但是出现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应在“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注意克服。总之，今后我们仍然要注意防止两种片面性。只顾国家建设，不顾人民生活；或者只顾人民生活，不顾国家建设，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述
这个论述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论述是相联系的。因为，建设规模首先不能挤掉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这是国力的第一条界限。它还有极深刻的涵义。陈云同志反复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是制约基本建设的客观规律。１９５７年，陈云同志针对上一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问题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文选》第４４页）这就是经济建设不能超越国力。
陈云同志的上述论断，对当前很有现实意义。首先，他强调了经济稳定的极端重要性。陈云同志讲这段话时是１９５７年。当时，我国人口还只有六亿，现在已增长到１１亿，经济稳定就更为重要。当前，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而经济稳定又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１９８５年以后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在１９８８年第四季度重新进行治理整顿。当此之际，回顾陈云同志的谆谆告诫，可以更痛切地领悟到经济稳定这一思想的深远意义。
其次，早在１９５７年陈云同志就指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造成我国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意见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建国以来几次大起大落，除了政治上的原因，都是同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分不开的。基本建设超过了国家能够负担的能力，必然造成供应紧张，需求膨胀，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一旦矛盾尖锐到无法再维持下去的程度，就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３０多年的循环往复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障碍，使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这样的正确思想，在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呢？应该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来消除这些障碍呢？
其三，马克思曾经指出：“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资本论》第２卷，第３９６—３９７页）陈云同志把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应用到中国，具体地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有力措施。这就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充分估计农业对建设规模的强大约束力等等。在如何保证基本建设规模和物力财力保持平衡的问题上，陈云同志提出的“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文选》第２４０页），以及多次强调的“不能用发票子来搞基本建设”这两点，有特殊重要意义。关于前者，即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后新建，也就是先保证简单生产，行有余力，再搞扩大再生产。１９５７年陈云同志就精辟指出：“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文选》第４５页）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必需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影响经济的稳定。至于不能用发票子来搞基本建设，陈云同志也讲了许多精辟的意见。他说：“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文选》第２３７页）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经过实践的检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１９８８年夏天发生的经济风潮，就同连年用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建有很大的关系。我相信，所有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会认识到，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但对于当前的治理整顿是适用的，而且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按比例是客观规律，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的论述
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都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按比例是经济规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综合平衡，这是陈云同志长时期来对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曾经把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视为人类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生产越是社会化，这一规律的作用也越明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按比例有可能通过人们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来实现，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和优越性。早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比例和平衡的关系。他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第２４１页）陈云同志把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看作是反对高指标，防止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和平衡发展，陈云同志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例如，他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问题，能源、交通必须先行的问题，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的关系问题，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重要意见。陈云同志关于综合平衡的论述也是很丰富的。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陈云同志强调的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这四大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确实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这四大平衡及其相互衔接搞好了，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按比例地平衡发展。
再一点是关于按什么原则来平衡，陈云同志明确反对曾经一度甚为流行的按长线平衡的观点。他力排众议，主张按短线平衡。这是很有胆识的。他说：“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文选》第２０２页）所谓按长线平衡，往往是以“积极平衡”为标榜的，主张比例要服从速度。为了追求某方面的高速度，不惜牺牲按比例发展，其结果是大起大落，欲快反慢，给经济建设造成沉重损失。有鉴于此，陈云同志在１９７９年国民经济再次调整时，强调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文选》第２２７页）他告诫人们，建设速度要受按比例发展的制约，切不可盲目突击某一方面的发展速度，急于求成。可惜的是，这一告诫后来又被忘却。１９８４年以来经济工作中发生的问题，都与盲目乐观、急于求成，不经过认真系统地研究相关方面的配合配套，就铺开某些方面的“新招”有关，在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都有此现象。这很值得深思。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回顾建国以来，围绕着比例、平衡问题，党内党外，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什么叫综合平衡？能不能做到综合平衡？怎么看待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按长线平衡好还是按短线平衡好？长期争论不休。前几年，综合平衡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好像有了宏观控制这个新名词，综合平衡就可以不要了，不懂得宏观管理离开不了综合平衡的道理。事实证明，在上述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上，陈云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的一系列论点。这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要努力掌握好这个思想武器，不断提高经济计划工作的水平。
关于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经济，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论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在所有制结构，在集中与分散、计划与市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验，取得了很大进展。应该看到，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些问题，陈云同志早已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向。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就指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陈云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第３３３页）１９５６年９月，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更是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原则意义的方针、政策。他主张要及时纠正在改造过程中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主张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等等。他的这些主张是要求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把经济搞活，市场搞活。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许多人心目中向往的社会主义是越大越公越集中越好的形势下，陈云同志却敏锐地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提出了带有根本性的意见。
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学习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的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文选》第１３页）陈云同志的这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他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设想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成为往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
顺着这样的思路，１９５７年陈云同志对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管理体制改进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主张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减少企业的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加地方的机动财力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进一步阐发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引起中外人士广泛的研究兴趣。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也前进了，人们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深化。陈云同志很早就提出并一贯坚持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思想。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上，都起了并将继续起着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是全党、全国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真知灼见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的预见性，是同陈云同志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科学方法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不能仅仅限于学习他的著作中的几条基本经济原理，而且要认真学习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思想方法，这样才能把陈云同志的思想真正学到手。
　　　　　　　　　（本文是作者在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