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9-0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４５周年
王淇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４５周年。４５年前的９月２日，日本天皇和政府及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战败投降，横行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彻底垮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中国从此结束了反对列强侵略屡遭挫败的屈辱历史。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已经不是任何外来的横暴所能战胜的。
这一历史的大变化，同时代条件的变化密切相连。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抗战必胜的重要根据，在于它是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中国３０年代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１７年的经验。”历史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在于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经济、国防上的落后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肆意侵略中国。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团结不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它又自恃工业比较发达，武器装备精良，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在短期内即能迫使中国屈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估计错了。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横暴的侵略面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猛醒了！神州怒吼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筑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这个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间，具有最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是西安事变，它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为国共联合抗日铺平了道路。国共两大政党的合作，至关重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有２００万正规军队；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建立了民主政权，领导着数万具有丰富游击战和运动战经验的革命武装力量。１９３７年８月，国共两党的谈判首先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达成协议，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稍后，南方各省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改编后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同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军队配合作战，并肩杀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两军力量的联合，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上下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包括宗教界僧众），以及海外华侨同胞，都投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
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最为深重，所以抗日的决心也最大。他们参军参战，努力生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抗战所需的人力、物力大部来自他们。主要代表中间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各民主党派，一致拥护国共合作抗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中许多人在文化思想和宣传战线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多年来遭受日本经济掠夺的打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有许多人抱着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军需民用的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与祖国的荣辱兴衰共命运的广大海外侨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在世界各地积极地发动抗日救国斗争。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知识界，有的脱下长衫，走上前线，奔赴敌后，参加武装斗争；有的以自己的知识为精神武器，激励同胞，揭露打击敌人。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谱写了催人奋起的时代最强音。
中国近代历史上，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中，还没有形成过这样广泛强大的民族团结。日本帝国主义败就败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的坚固长城之下。在全国奋起抗日的爱国大潮中，甘当汉奸卖国贼的是极少数。汪精卫的“和平反共救国”口号不仅没有号召力，而且欺骗作用也很小。因为，中国共产党早已同中华民族的振兴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反共”绝不能“救国”，而只能是卖国，只能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
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是发动和凝聚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军民的艰苦支撑、英勇奋战，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不可能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在历史要求全民族团结对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首先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它批判了自己队伍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随后又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调有团结，有斗争，两者不可偏废，反对任何“左”的和右的偏向。由于抗日阵线极其广大，包括各个阶级，党处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收到很好的效果。进步势力的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争取中间势力，使我党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信任，并得到开明士绅和某些地方实力派的拥护。反共顽固派受到孤立，这不仅遏制了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逆流，而且为我党解决中国问题积累了经验，打通了道路。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企图由它一党包办抗战大业，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不能引导抗战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要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路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比日本弱，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于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有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才能克服这一弱点。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人民战争路线指导下，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开辟了广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注意团结农村各个阶层的抗日力量，同时紧紧地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也真诚地拥护党的领导，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大战略作用，日益引起日军严重的惶恐。日军曾经集中了大量兵力，频繁围攻和扫荡我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军民进行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等斗争，给予日本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使它推行的“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等一套侵略政策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敌后解放区战场同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使日本侵略军陷入前后两面的夹击之中。日本侵略者企图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被彻底粉碎。
抗战后期，解放区战场实现了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战略转变。在盟国军队向日本发动强大攻击的有利形势下，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算起，经历了１４年，从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算起，８年有余。中国是最早在东方举起反法西斯战争旗帜的国家，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同时，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长期苦撑，英勇奋战，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使人民革命力量极大地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有１２０余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１２０余万，民兵发展到２２０余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为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４０多年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面临的国内任务，与三四十年代已大不相同，那时弥漫全球的战争硝烟为现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所代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并不平静，局部战争从未间断，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某些搞强权政治的资本主义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也出现一些新的困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一定将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新胜利。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何新从一种新的历史角度谈：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原因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年学者何新最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历史评价》一文，从一种新的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人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作者在回顾了世界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及德国、日本和苏联经济起飞的情况后指出，近代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条道路是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以轻工业带动重工业发展，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发展轻工业实现，亦即英、法、美三国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道路。另一条道路是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路线。
后一条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１９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另一种就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式。
人们注意到，在１９世纪初，经济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国、日本，在１９世纪中、后期，经济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２０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也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苏联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５０年代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恐怕就不能说反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完全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何新认为，如果我们深入观察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因为马列主义对于苏联、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恰恰是一种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被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１８４０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２０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５０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够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野蛮剥夺。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在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５０—７０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
作者说，无论１９４９年后的４０年，中国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意识百态观》评介
郑杭生
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都必须由社会意识来指引。因此，研究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孟宪鹏副教授主编的《社会意识百态观》一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为指导，用系统方法和历史方法探讨社会意识理论基本框架的一种尝试。该书内容比较丰富，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社会意识比较好的一本著作。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意识的个体发育研究与系统发育研究相结合。作者首先从宏观上考察了人类社会意识的起源和发展，并把这一发展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蒙昧社会意识、野蛮社会意识和文明社会意识，这是对意识的系统发育的考察。接着研究了个体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依次分析了儿童意识、青少年意识、成年意识和老年意识，这是对社会意识的个体发育的考察。
二，系统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结合。作者先是用系统方法分析了个体意识结构，把它区分为个体自觉意识、个体潜意识、个体梦意识和个体异常意识，又用系统方法分析了个体意识的一般特征，把它分析为社会文化性、主观能动性、流动变化性和相对稳定性，紧接着用历史方法分析了个体意识的社会化过程，即个体意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作者用系统方法分析了社会意识的结构，把社会意识系统区分为三个子系统：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形式，对这三个子系统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系统考察，分析了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在对上述诸系统进行考察时，作者贯彻了历史的方法，分析它们的形成和发展。
三，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作者在论述社会意识学基本理论时，力求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统一。该书最后一章“改革开放中的某些意识心理”，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作者热情地歌颂了改革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共产主义道德意识，并批评了某些不健康的社会意识。
当然，社会意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确实面临着很多难题。例如，个体意识之间的交流是如何可能的，这就涉及到西方哲学提出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作为理解和解释意义的释义学，等等。如果作者能够在现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当今世界对社会意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该书的学术价值将会更高。